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因發現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一起登上諾貝爾獎的領獎臺，這讓億萬中國人吐氣揚眉。遺憾的是他倆後來因誰先提出宇稱不守恆決裂了，至於孰是孰非目前已經很難考證。科學殿堂中會永遠記錄着他們在科學上的豐功偉績，他們間的八卦終究會變爲塵埃淹沒在歷史中。

如果真要討論針鋒相對，他們二位在另一個重要問題上持有幾乎截然相反的觀點，那就是關於中國該搞基礎科學還是應用科學的研究，這個問題非常值得討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楊振寧和李政道多次訪問中國，並且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戰略多次提出各自的寶貴建議和意見。他們的意見截然不同，卻各自有理有據、擲地有聲。楊振寧力挺應用科學的研究，李政道主張中國要重視基礎科學的研究。

1980年在廣州召開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時，楊振寧、李政道以及海內外一些傑出的華人科學家參與了會議。會議中李政道發起一場簽名，呼籲在場的科學家支持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絕大多數與會的科學家簽名表示支持，楊振寧卻沒有簽名。更讓人想不到的是，楊振寧之後還給與會的所有物理學家寫了一封信，再次表明了自己的一貫立場：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表示“我不能無愧於心地去簽署這個文件”。那時楊振寧和李政道已決裂，兩人持不同的觀點針鋒相對很容易讓人以爲他倆是在鬥氣。季承著的《李政道傳》中寫有“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贊成的，楊振寧就反對。”這樣的說法以及楊振寧的表現的確很容易將人帶進溝裏，以爲是楊振寧將個人恩怨帶到了學術討論中故意和李政道搞對頭。

其實翻閱歷史就可發現並非如此。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國籌劃着要建大型加速器，楊振寧在1971年就對中國進行了破冰訪問。楊振寧在高能物理領域有傑出的成就，他到訪中國時國內很多人想聽一聽他對中國建大型加速器的意見。1972年6月楊振寧第二次訪華時曾激烈地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並且孤軍舌戰在座的中國科學家。而李政道主張中國建造加速器的時間比較晚，李政道首次訪華是在1972年9月，從時間上看“只要是李政道贊成的，楊振寧就反對”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楊振寧和李政道間的爭論是純粹的學術爭論，在中國該注重基礎科學還是應用科學這個問題上是沒有私心的。

李政道力挺基礎科學。記得當初我學物理時，在物理教科書上看到李政道的一句名言：“沒有今日的基礎科學，就沒有明日的科技應用。”單獨看這句話，它是出自李政道之口，但這句話所表達的意思能夠被所有的物理學家認同，包括楊振寧。李政道還有一個有名的水、魚、魚市場比喻，並作打油詩“基礎科學清如水，應用科學生游魚，產品科學魚市場，三者不可缺其一。”以沒有水就沒有魚也就沒有魚市場來說明基礎科學的地位。基礎科學也的確如此，法拉第、麥克斯韋關於電和磁的理論研究爲人類進入電氣時代給出了技術上的理論來源，量子力學的建立更是深深影響了核能、激光、半導體、計算機等現代技術的建立和發展。

李政道也從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科技發展歷程中總結出要注重基礎科學，日本在比較窮的時候比較注重基礎科學的研究，中國也應該借鑑，畢竟基礎科學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經費。最開始我看到李政道的這個理由時有些不理解，既然經費有困難爲何還要花大價錢建造燒錢的大型加速器？原來李政道的意思是基礎科學、應用科學、開發科學的經費比例應保持在合理的比例。日本、美國在這三方面的經費投入比例大約爲15%、25%、60%，中國應該加強在基礎科學方面的投入。並且在七十年代中國雄心勃勃地要建造大型質子加速器，李政道主張建造的是經費稍低的電子加速器，到了1981年又提出小型電子對撞機的方案。正是在李政道的支持下，北京電子正負對撞機才得以建造。

衆所周知，不論是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還是八十年代，也不論是在當今，楊振寧都是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的堅定反對者。近幾年來容易被人看到的他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的理由無非是這樣的：建造大型加速器要花很多錢，身爲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沒有這個財力也沒有這個實力；高能物理“盛宴已過”；如果有錢不如去搞其他方面的研究。其實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楊振寧極力主張中國要重視應用科學的研究。

1981年中國放棄建造大型質子加速器，改爲建造小規模的電子對撞機。楊振寧此時又拋出他的反對意見，在給鄧小平的信中楊振寧指出中國的科學研究容易走向原理的研究和產品的研究兩個極端，而介於中間的發展性研究似乎沒有得到重視。“發展性研究是一種中期投資，希望５年、10年或20年內成果能增強社會生產力。這種投資我覺得是當前中國科技研究系統中十分脆弱的一個環節。”“發展性的研究各工廠視爲財富，不肯公開。”關於科學的研究，楊振寧認爲應該按照“先實際後原理，先短、中期後長期”的順序，這是歷史發展的順序，也是“由經濟規律決定的，絕不是偶然的。”

楊振寧從事的就是最基礎的研究，他必然很清楚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也多次談到粒子物理學會在今後的幾十年、一百年裏影響人類的生活。他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以及強調中國應該重視應用科學的研究與他對基礎科學的清晰認識有很大關係。基礎科學的重要是從長遠的角度來談的，楊振寧認爲不同的國家對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的需求是不一樣的，在中國如果把他所從事的粒子物理學看得太重，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更需要的是應用科學的研究，楊振寧多次公開表示像他這樣搞基礎科學研究的人中國目前不應該急需，因爲對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沒有多大的效果。

1984年楊振寧在美國和中國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對話時表示過：“我所搞的高能物理，不是中國所急需要的方向，這是費錢而不賺錢的方向。什麼樣的方向合乎中國國情呢？ 譬如說發展固體物理就較合乎中國國情。”從八十年代到現在正是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時期，中國目前遭遇了芯片受制於人的困境，這與當年沒有在固體物理方面搞好投入有很大關係。今天再翻到當年楊振寧的建議，惋惜的同時也不得不感慨楊振寧當年的良苦用心。

當然這也並不是說楊振寧在與李政道的基礎和應用之爭中取得了勝利。正如楊振寧所說的“先實際後原理，先短、中期後長期”，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到現在只不過三四十年的時間，目前看楊振寧當初的建議能夠更緊密地涉及中國的當年發展，在以後更長的時間裏基礎科學方面的投入是不是也能深深影響中國的發展？“沒有今日的基礎科學，就沒有明日的科技應用”，李政道的所言也能深深影響中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