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那些年》悦悦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逃向北方的蒙古势力被几代皇帝压着打了几十年。然而，到了1449年，第六位皇帝明英宗亲征瓦剌，守卫北京的精锐尽出，却没有能够延续祖辈的辉煌战绩。在土木堡，明军不仅被瓦剌大败，明英宗竟然还被俘虏北去。

开国尚未百年的明朝，刚刚经历过几个盛世的明朝，在此战之后，竟然一度面临崩盘的危机。为什么这次失败对明朝的杀伤力如此巨大？为什么明军如此不堪一击？

当我们复盘土木堡之变的种种环节时，会发现几乎从一开始，明朝一方各种问题、“失误”就接踵而至。一着不慎，就有满盘皆输的风险；那么，当招招不慎时，还有翻盘的可能吗？

关于“亲征”

明初，北方草原的瓦剌部一直和明朝保持着贸易往来，对明朝俯首称臣。

明英宗时，瓦剌的势力已经强大起来。在太师也先的带领下，瓦剌开始明里暗里对明廷发起挑战：比如在贸易中做些“手脚”；向明朝输送间谍；甚至偶尔发兵骚扰边境……种种迹象表明，瓦剌有了剑指明朝的意图。

然而要开战端，也先需要一个“借口”，这样才能动员瓦剌各部的力量全力南下。很快，他就等到了机会。一次，也先派使团前去明朝贸易，明朝因为贡马的质量问题压低了马价，减少了对使团的赏赐。这让也先大怒，立即集结兵力攻打明朝。还有一种说法是：也先想和明朝皇室通婚。明朝的一些官员私下许诺了他，但是未敢将此事奏报明廷。所以，当也先派遣使者前来聘娶时，明廷否认许婚一事，也先丢了面子，于是趁机出兵。

事实上，在也先出兵前几个月，明廷已经有所防范，并且派遣将领到大同、宣府等地练兵。然而，这根本不会动摇也先出兵的决心，因为他是铁了心地要和明朝一较高下。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兵分四路全面入侵明朝边境。中路军由也先亲自率领，以大同为主攻方向；另外还有阿剌知院统率的军队直攻宣府、辽东等地进行助攻……要知道，大同是军事重镇，更是明廷在北方的门户，一旦失守，那么北京乃至整个明朝的疆域就将岌岌可危。

在瓦剌的凌厉攻势下，大同的守边将士节节败退。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到大同，镇守大同的参将吴浩带兵在猫儿庄与瓦剌军血战，最终失败阵亡；七月十五日，明将宋瑛、朱冕等率大同军队和瓦剌军激战后，几乎全军覆没。

前线溃败的消息传到朝廷，明英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坐不住了，他迅速下令集结京军精锐准备御驾亲征。因为有前几位皇帝的事例在先，“亲征”并不是什么难事、稀罕事。但是，明英宗除了一腔热血之外，其实并没有如他祖辈那样丰富的实战经验或者出众的军事才能。

在朝廷中的许多大臣看来，明英宗这个亲征的决定似乎过于草率。于是，他们纷纷上书劝阻：亲征有危险，出击需谨慎。

然而，朱祁镇最终并没有听从朝臣的意见。

关于“战备”

七月十五日，明英宗带着军队浩浩荡荡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但是，他真的准备好了吗？

前方军情紧急，后方明英宗又急急下令出征，导致备战时间严重不足。从他下达亲征诏令到部队开拔，满打满算只有5天时间来集结军队、调动物资。可想而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大部分的准备都是“仓促就位”。

先看军队的人员配备。此去北征的队伍主要为守卫京城的精锐部队。几天之内，明廷集结了20万大军（一说为50万），其中的主力就是明成祖朱棣时设立的京师三大营。除了将士，英宗还把朝廷中大部分的文武官员带走随军了，其中有六部长官这样的高级干部、还有已经70多岁的英国公张辅。此外，据史料记载，军中还有大量的私属随行。

再看武器装备和粮草。这样一个体量的军队出征，即使不打持久战、保证速战速决，那么维持几十万人所需的粮草、物资也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明军只用了五天时间进行物资调配，恐怕很难做到让部队无后顾之忧。

除此之外，明军的情报工作做的如何？对方的实力如何？对阵瓦剌要用什么战术……在很多情况都没明了的情况下，明英宗还是信心满满地出征了。

关于“指挥”

虽然明英宗号称御驾亲征，但是在大军中“做主”的却不是他。太监王振备受明英宗宠信，这次出征又是他极尽撺掇之能事，所以军权很快旁落到他的手中。

王振几乎没有战场经验。但是，明英宗的全权委托让他成了大军之中说一不二的总指挥。事实上，军队的扈从官员中不乏能力出众的文臣武将，这些人或有智谋，或身经百战，无论是经验还是实力，都足以碾压王振。但是，在整个征途中，他们既无法参与军政事务，又处处受到王振节制，最终集体“失声”，成了“摆设”。比如，英国公张辅，这位从永乐时期起就已是战神级的老将，面对王振的决策失误时也只能默不作声。

王振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他接下来的指挥，将使明军走上一条不归路。

关于“士气”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士气。但是缺乏士气，恰恰是明军最早暴露出来的问题。

明英宗着急出征，却没有做好战前动员。从一开始，军队中的士气就不高涨。军队向北行进的过程中，听到的是前方败绩频传，看到的是沿途战场上的种种惨状，军心因此越发涣散。

大军出征不到两日，到龙虎台驻扎时，“方一鼓，众军讹相惊乱，皆以为不详”。之后，明军在行军途中遇到了连日阴雨天气，道路难行，士气更是低沉。走了6、7日后，大军到了宣府。大臣们多次请求驻兵休整，英宗不许。

大军到达鸡鸣山时，大臣们又请命停止前进。王振的亲信、钦天监监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劝说王振不可继续前行，王振不听。内阁学士曹鼐苦劝：“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王振却说：“倘有此，亦天命也”。

面对军中“畏敌”“回师”等种种情绪，王振和明英宗不仅选择了无视，而且还会刻意压制。比如，为了震慑力请回师的大臣，王振命令成国公朱勇膝行前来觐见；还惩罚户部尚书王佐和兵部尚书邝埜整日跪在草地之中……

然而，这些高压手段不仅无益于提振士气，反而让明军上下的军心更加动摇。

更打击士气的是，大军出发后不过十数日，所带粮草已经供应不足了。再加上大雨难行，明军将士还没到达战场大同，就已经饥疲交加，军中到处弥漫着怨声。

关于“撤退”

兵法有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撤退，有时候也是为了保存实力。对于此时的明军来说，回撤或许是个更明智的选择。

然而，即使还没和瓦剌大军交上火，明军的撤退之路也是张皇失措、失误连连。

第一次失误：误判对手。大军将要到达大同时，明军得到情报说也先在得知英宗御驾亲征的消息后，已经组织大军撤退。敌退我进，英宗和王振都备受鼓舞，于是不顾劝阻，催促大军加速前进。明军的反应正中也先下怀。因为他佯装退却，是希望引诱明军进入大同一带，伺机伏击。大同的镇守太监郭敬（王振的亲信）和瓦剌交过手，目睹过明军的惨败，他识破了也先的意图，于是急忙秘告王振不可再向北前进。王振这才生了班师的打算。

第二次失误：误走错路。明军得到命令立即撤出大同。如果能够走最快、最稳妥的路线撤回北京，那么事情还有转机。但是，在回军途中，因为王振的指挥，史书记载中出现了一条“诡异”的行军路线。

大同总兵郭登建议皇帝的车驾取道紫荆关，然而王振却想让明英宗从他的家乡蔚州经过（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想在家乡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荣华富贵，满足虚荣心），这就需要绕上很长的一段路。大军如王振所愿向蔚州行进，但是在行军四十里后，王振又担心大军过境时损坏庄稼，反而给自己在百姓中留下骂名。于是，他又改了主意，命令军队又一次改道，朝宣府方向行军。明军三番两次改道，回头路、冤枉路走了不少，这不仅让大军白白受累，更给了瓦剌军队足够的追击时间。

第三次失误：误留土木堡。很快，瓦剌大军尾随而至，王振急忙派兵进行阻击，以掩护英宗和大军撤退。但是，派出去的将领接二连三战死沙场。明军一路奔逃，费了很大力气才退到土木堡一带。此时，为了保证安全，兵部尚书邝埜极力主张再走一段路退到居庸关内。但是，王振为了等待千余辆辎重车（有说法是他的私财），坚持让大军就在土木堡宿营。

正是明军在撤退路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误”，让土木堡这个地方注定了会在史上留名。

关于“决战”

在土木堡，明军陷入一个巨大的困境：多日行军已经让将士疲惫不堪；大军之中不光粮草不足，甚至连饮水都成了困难，“军队掘井至二丈，深无泉”；还有把土木堡团团围住的瓦剌大军，他们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决战成竹在胸。

也先又一次用计，派遣使者和明军进行假和谈。此时焦虑不已的明英宗果然中计。也先下令大军撤退，明面上让出土木堡附近的一条河，暗中则又在附近设下埋伏。明军中计，派部队前去取水，还没走出三四里远，瓦剌军队就从四面八方包抄了过来，此时的明军“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

混战之中，明军很快被打得不成样子，“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王振被明军将领樊忠打死（一说是被瓦剌军杀死）；整个明军的伤亡情况，据时人记载：“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分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

然而，明朝的损失并不止于此。

首先，是英宗被俘而去，造成朝廷权力真空。第二，英宗带去的高级官员，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伤亡惨重，仅有少数人侥幸逃出。大明王朝的行政中枢受到沉重打击。第三，经此一败，刚刚经历了洪武盛世、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的明朝，突然就断崖式下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关于“责任”

明英宗从兴致勃勃的御驾亲征到灰溜溜地战败被俘，前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的时间。对于明军的这场惨败，一些人认为王振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怂恿明英宗亲征的是他，指挥失误的也是他。

但是也有人认为，王振其实是背锅侠——他为明英宗的好大喜功背了锅。因为，王振权力再大，也要看英宗脸色；明英宗年纪再轻，也早就有了决断大事的能力。

到底谁要为这场失利负责呢？古往今来，人们莫衷一是。

或许，当面对曾经立下赫赫武功的列祖列宗时，明英宗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为何自己一出征，就差点儿葬送了大明的江山呢？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