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榮薛氏家族的千年輝煌
萬榮薛氏家族的千年輝煌
李廣潔 謝振中
萬榮薛氏、聞喜裴氏、永濟柳氏是古代河東的三大望族。裴氏發祥於河東在春秋時期，柳氏遷於河東在秦代，薛氏家族遷至河東，最晚在曹魏末年司馬昭滅蜀國之後。薛氏家族爲什麼會從蜀地遷往河東？這就要說到東漢後期河東的民族分佈和軍事形勢。東漢永和（136—141）年間，南匈奴內部發生變亂，攻掠並、涼、幽、冀四州。東漢朝廷用了幾年時間平息了叛亂，但大批南匈奴部衆由沿邊八郡逐漸深入到幷州諸郡，即現在山西的汾河流域，南匈奴的王庭也遷移到了左國城（今方山縣南村）。東漢末年，由於鮮卑不斷南下騷擾，朝廷已經放棄了句注塞（今雁門關之西）以北之地，在塞南置新興郡，安置原來在北邊的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的流散百姓，句注塞以北基本上被鮮卑控制。216年，曹操將南匈奴分爲五部，即左、右、南、北、中，每部擇立貴族爲帥，另選漢人爲司馬對其進行監督。這些內遷的匈奴主要集中在今忻州、晉中、呂梁、臨汾西部一帶，史書上稱他們爲“幷州之胡”。曹魏初年，將歸順的鮮卑步度根部安置於句注塞南守邊，稱爲“保塞鮮卑”。正始八年（247），可能因爲河東地區的汾河以北地區匈奴人遷入漸多，朝廷把汾河以北的十個縣從河東郡劃出來，新設了平陽郡。到了曹魏末年，鮮卑、匈奴已經佔據了今山西的北部、中部地區，人數上達到數十萬，對黃河之南的洛陽已經形成威脅。要保障洛陽的安全，就必須在黃河以北的河東地區部署一支武裝力量，與“幷州之胡”之間建立一個與洛陽不能太近的緩衝區。這支武裝力量還要對河東鹽池起到屏護的作用，而地處汾河之南的汾陰（今萬榮縣）就是比較理想的地方。
汾陰地處峨嵋原的北部，境內的孤山、稷王山是兩個天然的制高點。在孤山之上，四周的原野、山川歷歷在目，可以觀察到方圓百里之內的情形。西邊黃河如帶，南邊鹽湖和中條山遙遙在望，北邊的呂梁山等盡在眼底。其南有數千平方千米的腹地，峨嵋原上的各縣盛產糧食，使得汾陰的戰略價值在河東地區異常突出。在消滅了蜀國之後，司馬昭採取了古代通常的措施，把蜀地的豪強遷出巴山蜀水。當時蜀地的薛氏家族人數衆多，勢力強大，家族領袖薛齊曾擔任巴、蜀二郡太守，他們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作爲被征服者，薛氏家族數萬人被安排北遷，他們的新居住地就是黃河之東的汾陰。古代王朝將被征服地區的豪強遷往首都附近的事例很多，但像這樣把一個數千戶幾萬人的大家族整體從原籍遷出，還比較少見。從曹魏末年開始，薛氏家族在汾陰繁衍生息，不但承擔了防禦胡馬南下的責任，還開啓了長達一千多年的家族輝煌大幕。
萬榮裏望平原村薛夫子家廟
【西晉北朝時期】
立足河東，奠定基礎
薛氏家族北遷至河東汾陰，被河東的大族稱爲“蜀薛”，這是帶有歧視性的稱呼。儘管受到歧視，但薛氏家族一心自強，畢竟人多勢衆，還有良好的文化基因，薛氏家族很快就進入社會中上層。薛齊的兒子薛懿擔任西晉的北地太守，封焉陵侯。薛懿有三子：恢、雕、興。薛恢任河東太守，號“北祖”；薛雕號“南祖”；薛興任西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號“西祖”。
在薛氏的北、南、西三支中，西支的發展最爲興盛。薛興的兒子薛濤，任職西晉中書監；薛濤之子薛強，素有大志，頗具軍國謀略。354年，桓溫北伐至關中，讓王猛推薦才能之士，王猛推薦了薛強：“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薛強，字威明）其人也。”薛強感到桓溫並不是真心想收復故土，勸說王猛不要輔佐桓溫，依舊回到汾陰。358年，前秦王苻堅討伐張平，途經汾陰，苻堅率領數百騎兵來到薛強的城堡（後來的薛通城以此爲基礎）下，想與薛強商議歸順之事。薛強派人回覆：“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苻堅只好北上。淝水之戰後，前秦兵敗，鮮卑族慕容永在上黨地區建立了西燕，企圖東犯河東，薛強率領薛氏宗室的強兵，擊敗西燕的軍隊，威震黃河兩岸。羌族姚氏建立的後秦，對薛強的薛家軍十分忌憚，姚興派使者到汾陰，十分恭敬地請薛強到長安任職。
晉室南渡、劉琨敗亡之後，立足河東汾陰的薛氏家族是黃河以北僅存的漢族軍事力量，在北朝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據《魏書》記載，薛辯的祖父薛濤，與薛祖、薛落分統部衆，世號“三薛”。後來，另外兩支衰落，薛辯的父親薛強，帶領部落，總攝三營，成爲薛氏家族的核心人物。由於薛強善於安撫人心，汾陰一帶的百姓都投奔於他。“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薛氏家族從東晉末年開始，在漢趙、後趙、前秦時期，以汾陰爲根據地，憑藉黃河天險，固守一方80餘年，抵抗匈奴、羯族、氐族等遊牧族。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評價薛氏在十六國時期的作爲說：“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劉琨不能保其軀命，張駿不能世其忠貞，而河東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者數十年。”另一位思想家顧炎武在《裴村記》一文中也高度讚賞說：“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
北魏初，薛強之子薛辯任北魏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幷州刺史。北魏明元帝對薛辯十分器重，對薛辯說：“朕委卿西番，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爲長安主人。”薛辯的兒子薛謹，任北魏河東太守、平西將軍。始光年間（424—427），北魏討伐赫連昌，薛謹率領“薛家軍”爲前鋒。收復蒲坂之後，北魏把汾陰和蒲坂的百姓併爲一郡，薛謹仍任河東太守，擢升爲秦州刺史。不久，呂梁山的山胡白龍憑險叛亂，薛謹與鎮南將軍奚眷從太平縣（今襄汾縣西）北面入山，平定了叛亂。太延初，薛謹又率部平定了吐沒骨叛亂。薛謹注重教育，創辦學校，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青年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薛謹是薛氏家族歷史上最早注重子弟教育的家族領袖，對河東一帶的文教事業也有貢獻。薛謹有五子：洪祚、洪隆、湖、昂、積善，即後世所稱“薛氏五房”——薛氏五門大房。後來汾陰薛氏有作爲者多爲“薛氏五房”後裔，冠以“三祖五房”以示其譜系出處。
薛謹的長子本名洪祚，北魏太武帝賜名初古拔，多有戰功。皇興三年（469），薛洪祚與文成帝的女兒西河長公主結婚，拜駙馬都尉。這是薛氏家族第一次與皇室聯姻，在薛氏家族歷史上具有標誌意義，標誌着薛氏步入世家大族之列。從曹魏末年遷居汾陰，到與皇室聯姻，成爲望族，薛氏家族歷時210多年。
薛謹次子薛洪隆的曾孫薛端，戰功卓著，晉封伯爵，任西魏吏部郎中、尚書右丞、吏部尚書。薛端長期任職吏部，選拔官員唯賢能是舉，深得宇文泰賞識。北周時，薛端任戶部尚書，晉封公爵。薛端歷任西魏、北周的高官，官至從一品，是薛氏家族由武職官員向文職官員、地方官員向中央官員過渡的代表。薛端的兒子薛胄，在隋代官至刑部尚書。
薛謹三子薛湖的長子薛聰，在魏孝文帝時，深得信任，擔任禁軍統帥，“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有一天，魏孝文帝與薛聰開玩笑說：“世人都說你們薛氏是蜀地人，你們到底是不是蜀人呢？”薛聰回答說：“我的遠祖薛廣德在漢朝爲官，當時稱爲漢人。我的九世祖薛永，隨劉備入蜀，當時稱爲蜀人。我現在是陛下的大臣，是虜人而非蜀人也。”魏孝文帝笑着說：“你說清楚你不是蜀人就行了，何必還要挖苦朕呢？”薛聰生氣地把手中的戟扔在地上出去了。《資治通鑑》也記載了一個類似的故事。太和二十年（496），北魏議定天下士族門第，大家認爲薛氏可以定爲河東郡的世家大族，魏孝文帝說：“薛氏是從蜀地遷來的，怎麼可以進入郡姓呢？”薛氏家族的薛宗起此時執戟站在殿下，出列回答說：“臣的先祖漢末在蜀地做官，兩代以後重新回到河東，到今天已經傳承了六世，我們不是蜀人。臣以爲陛下是黃帝的後裔，受封在北土，難道可以稱之爲胡人嗎？今天我們薛家不列入郡姓，我還活着幹什麼！”薛宗起將手中的戟扔在地上摔成碎片。薛氏被列入郡姓，魏孝文帝說：“愛卿不是‘宗起’，是‘起宗’啊！”抑或薛聰與薛宗起是同一個人。北魏時，汾陰薛氏已經進入世家大族之列。
薛聰之子薛孝通，博學有才，北魏後期擁立簡閔帝，官至散騎常侍、中書郎，深爲皇帝倚重，“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高歡起兵後，薛孝通認爲關中的戰略地位重要，建議早做準備，以作爲據守之地。他和宇文泰被分別任命爲關西大行臺的左丞、右丞，與宇文泰結爲兄弟。薛氏家族的多位成員在西魏、北周時期擔任朝廷高官，爲薛氏家族在唐代進入關中世家大族之列奠定了基礎。
薛安都是薛氏南祖後裔，乃北朝時期薛氏家族的風雲人物之一。薛安都初仕北魏，444年與族人薛永宗起兵反魏，失敗後投奔南方的劉宋政權。450年率部北伐，在陝城之戰中，薛安都單騎入敵陣，所向披靡，斬殺無數，威名大振。454年，他奉命平定豫州刺史魯爽等人的叛亂，魯爽以驍勇善戰著稱，號稱“萬人敵”，薛安都單馬直入，將魯爽刺於馬下，當時人們把他與三國時斬顏良的關羽相提並論。466年，薛安都以徐州、兗州之地歸附北魏，爲北魏增加了東南的大片土地，史稱“實啓東南”。這使劉宋政權退至淮河以南，北魏在與南朝的對抗中實力大增。
在南北朝時期，汾陰薛氏家族立足河東，聚族自保，成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在南北對峙、東西抗衡之時，薛氏家族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北朝時期的薛強城堡依孤山而建，山前的澗溝猶如一道護城河。
【隋唐時期】
枝繁葉茂，出將入相
薛孝通之子薛道衡，少年時即有才名。他的文章寫得很有文采，有“關西孔子”之稱。他歷仕北齊、北周、隋朝。北齊時，薛道衡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是當時的文壇領袖。薛道衡在隋代詩人中的藝術成就最高，北周時他的作品在南方影響就很大，“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他的《人日思歸》“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借用春暖花開、大雁北歸的自然現象，抒發急迫的思鄉之情。全詩寥寥十字，詩人翹首望歸雁、屈指算歸期之狀躍然而出。這首詩作當時就在南方爭相傳誦。薛道衡的代表作《昔昔鹽》，描寫一位思婦懷念丈夫，更是運用比興手法，着重表現思婦獨守閨房的寂寞悲涼。詩作每四句爲一節，通篇一韻到底，既精於音律，又講究用典，開初唐排律之先聲。其中“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一聯，最爲膾炙人口。薛道衡在隋文帝時任吏部侍郎，久居樞要之位，爲隋文帝倚重。晚年因爲得罪隋煬帝被殺。
薛道衡的兄長薛溫，任北周的上黃郡守、燕郡郡守。薛溫之子薛邁，在隋代官至刑部、選部侍郎。薛邁之子薛元敬，少年時代就以才能聞名，與族叔薛收、薛德音被稱爲“河東三鳳”。621年，李世民設立文學館，請房玄齡、虞世南、孔穎達、薛收、薛元敬等有名的十八位學者入館，史稱“十八學士登瀛洲”。薛氏叔侄同列“十八學士”，足見薛氏家族在全國學術上的影響力。
薛道衡的侄子薛德音，佐修《魏史》，任職著作佐郎。
薛道衡的兒子薛收，在李淵起兵後投奔帳下。房玄齡很賞識薛收，把他推薦給李世民，李世民聘薛收爲秦王府主簿。當時李世民經常南征北伐，有關的檄文佈告，多出自薛收手筆。621年，李世民率軍討伐佔據洛陽的王世充，河北的竇建德率軍前來救援，形勢對唐軍很不利。李世民一衆部下紛紛建議退兵，只有薛收力排衆議，建議李世民一鼓作氣，消滅兩軍，“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李世民採納了薛收的建議，擊敗了竇建德和王世充。624年，年僅33歲的薛收病逝，李世民至靈堂痛哭哀悼。李世民即位後，又對房玄齡說：“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薛大鼎，其父薛粹受隋文帝子楊諒謀反案的牽連，被處死。薛大鼎流落到他鄉，於隋朝末年回到故鄉。李淵從太原起兵，南下至龍門，薛大鼎到龍門向李淵獻計，建議李淵不宜在河東滯留，應該儘快從龍門渡過黃河，直奔永豐糧倉（在渭河河岸），發佈檄文，兵臨長安。薛大鼎的建議沒有被當即採納，但李淵部署了一支6000人的軍隊先渡河。後來的形勢發展，證明薛大鼎的策略很有戰略眼光。
薛收之子薛元超，儀鳳元年（676）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成爲宰相。任相七年的薛元超是初唐的文壇領袖，楊炯稱其爲“朝右文宗”，他大力舉薦寒門才俊，支持王勃等人的文學革新，推動了初唐的文風變化。儀鳳三年（678），吐蕃進犯邊境，唐高宗召羣臣問策，朝臣都建議守邊。而薛元超建議以攻爲守：“敵不可縱，縱敵則邊患叢生，邊不可守，守邊則軍威衰竭。”唐高宗離開長安時，命薛元超兼任戶部尚書，輔佐太子監國，全權處理關中事務。薛元超病逝後陪葬乾陵。
薛曜，薛元超長子，薛稷的族兄。薛曜與薛稷的書法同一師承，皆學褚遂良，用筆瘦勁，結體疏朗，有挺拔之勢，比褚遂良的書法更爲險勁，亦爲初唐著名書法家，《夏日遊石淙詩並序》是薛曜的代表作。楊守敬《書學邇言》：“繼少保而特出者有薛曜，今存石淙詩、石淙詩序兩通。褚河南後，小變面貌，而險勁過之，亦初唐一大家也。”
薛稷，薛道衡的曾孫，唐代著名畫家、書法家。薛稷官至工部、禮部尚書、宰相，曾任太子少保，後世稱爲“薛少保”。他的書法繼承了褚遂良的風格，後世把薛稷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並列，稱爲“初唐四大書家”。薛稷是唐初名臣魏徵的外孫。其外祖父家收藏書畫頗多，薛稷用心觀摩學習，特別對褚遂良的書法更是銳意學習。在學習褚遂良書法的基礎上，薛稷又有所發展創造，將隸書融入楷書，勁瘦中兼顧圓潤，媚麗而不失氣勢，形成了勁瘦媚麗而又圓潤挺拔的風格，唐人說“買褚得薛，不失其節”。唐張懷瓘《書斷》評其書法：“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薛稷的書法碑刻有《昇仙太子碑陰題名》《信行禪師碑》《涅槃經》等。史載薛稷曾經爲普贊寺題額，三個大字，各方徑三尺，筆畫雄健，結構勁挺。大詩人杜甫寫詩讚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薛稷的書法風格對後世影響不小，宋徽宗的“瘦金體”就是受薛稷勁瘦書風的影響。晚清金石學家葉昌熾在《語石》一書中論及“瘦金體”：“參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稱瘦金書也……今之仿宋體，亦是從此中脫出。”薛稷的繪畫水平很高，以畫鶴知名，影響深遠。杜甫作詩評價薛稷畫的鶴“低昂各有態，磊落如長人”。《歷代名畫記》載：“屏風六扇鶴樣，自（薛）稷始也。”他畫的鶴被作爲範本，說明了他在畫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後“六鶴圖”成爲一種定格，後世學薛稷畫鶴的人頗多，五代時黃荃曾學習薛稷繪六鶴，直至1000多年後，清代宮廷中還繪有六鶴屏風。畫鶴之外，薛稷的人物畫和雜畫也達到了很高的造詣。
薛仁貴，汾陰薛氏南祖之後薛安都的六世孫，唐初名將，在貞觀時從軍，征戰數十年，曾大敗九姓鐵勒，收復遼東，擊破突厥，功勳卓著，名揚天下，有“三箭定天山”“神勇收遼東”“脫帽退萬敵”等故事流傳。在遼東戰場上，薛仁貴身着白色戰袍，手中拿着戟，腰鞬裏放着弓，率先衝入敵陣，無人能擋。唐軍趁着薛仁貴營造的氣勢進攻，大敗敵人。唐太宗從遠處看見了，派人去問穿白色戰袍的先鋒是誰，並特別予以召見，並提拔他爲遊擊將軍。等到大軍還朝後，唐太宗對薛仁貴說：“我舊日的將領都老了，常常想提拔驍勇的將領，沒有比得上你的，得到遼東我不高興，我高興發現了你這位猛將啊。”薛仁貴西征天山時，九姓鐵勒擁衆十餘萬，有驍勇騎兵數十人前來挑戰。薛仁貴連發三箭射死三人，其餘騎兵懾於薛仁貴的神威都下馬投降。薛仁貴乘勢揮師衝殺，九姓鐵勒大敗。軍中傳唱：“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667年9月，薛仁貴率軍赴高句麗平叛。唐軍將領高侃進軍至金山，交戰不利，高句麗乘勝進攻，薛仁貴引兵迎擊，將高句麗軍隊截爲兩段，大破高句麗軍，斬首5萬餘級。668年2月，薛仁貴率3000人進攻高句麗重鎮扶余城。這時，部將都以兵少爲由，勸他不要輕進。薛仁貴說：“兵在於會用，不在人多。”於是率軍出征。這次戰役共殺死、俘虜高句麗軍一萬餘人，攻克扶余城。唐軍一時聲威大震，扶余川40餘城，紛紛望風降服。之後薛仁貴一路南下，與大軍會師於高句麗都城平壤城外，對平壤形成合圍之勢，一舉攻克平壤。薛仁貴晚年任代州都督，鎮守雁門，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大將問曰：“唐將爲誰？”答曰：“薛仁貴。”突厥大將曰：“吾聞薛將軍流放象州死矣，安得復生？”薛仁貴脫下頭盔，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引兵撤退。
薛訥是薛仁貴的長子。聖曆元年（698），突厥入侵河北，武則天任命薛訥爲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抵抗突厥。他鎮守邊疆多年，累有功勳。景雲元年（710），薛訥被任命爲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成爲唐代第一位獲得節度使之名的大將。開元二年（714），薛訥以隴右防禦使之職率大軍與吐蕃作戰，大獲全勝，升任左羽林軍大將軍，同年拜相。
薛嵩，薛仁貴之孫，范陽節度使薛楚玉之子。薛嵩曾參與“安史之亂”，後來反戈，歸順朝廷，被任命爲相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治理地方有方，頗得朝野好評。薛嵩去世後葬於夏縣，《薛嵩神道碑銘》由禮部郎中程浩撰文，“唐隸四家”之一韓擇木之子韓秀實書丹，哀榮備至。
唐代是汾陰薛氏家族發展的鼎盛時期，產生了許多政治家、軍事家、藝術家，有三人官至宰相，多位家族成員與皇室聯姻，薛氏家族成爲“關中郡姓”。因爲家族的地位顯赫，一些文化世家也與薛氏家族聯姻，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祖母、叔母都是汾陰薛氏。
萬泉古城殘存的薛通城牆
【宋元明時期】
世家餘韻，再度輝煌
薛奎，汾陰薛氏之後，其祖上遷居絳州（今新絳縣）。薛奎是北宋名臣，歷任戶部員外郎、吏部員外郎、禮部侍郎、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薛奎有五個女兒，北宋名臣王拱辰、歐陽修都是薛奎的女婿。
薛紹彭，字道祖，汾陰薛氏後裔，自稱“河東三鳳”之後，宋代著名書法家。與米芾齊名，人稱“米薛”。米芾嘗言：“薛紹彭與餘，以書畫情好相同，嘗見有問，餘戲答以詩曰：‘世言米薛或薛米，猶如兄弟或弟兄。’”薛紹彭的楷書、行書、草書皆佳，有晉、唐書家法度，歷來書家對其評價頗高。趙孟頫雲：“道祖書如王、謝家子弟，有風流之習。”元代學者、書法家危素讚譽其書法：“宋之名書者有蔡君謨、米南宮、蘇長公、黃太史、吳練塘最著，然超越唐人，獨得二王筆意者，莫紹彭若也。”明王世貞甚至說“宋人唯道祖可入山陰兩廡”。其草書作品《昨日帖》，筆法流暢，神采飛揚，婉麗之中有遒勁之風。字間不相連，但形斷意連，在章法上有王羲之《十七帖》之神韻。
薛景石，金末元初著名的木工理論家，木工機械設計和製造工藝的總結者。薛景石的著作《梓人遺制》，是中國古代唯一由木工匠師撰寫的學術論著。明代初年，《梓人遺制》被收入《永樂大典》。古代稱木工爲“梓人”，《梓人遺制》即木工的著述。全書共有圖110幅，每幅圖都註明部件名稱、尺寸和安裝位置、製作方法。該書對研究宋元紡織機制造技術和制車技術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梓人遺制》是我國機械史、特別是紡織機械史中一部有影響的著作。
薛瑄，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學家、教育家，河東學派的創始人，著有《讀書錄》《薛文清公文集》《理學粹言》《從政名言》等書。清人把薛瑄作爲宋代朱熹學說的傳人，稱之爲“明初理學之冠”。晚明學者高攀龍認爲，明代學脈有二：一是南方的王陽明之學；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學。薛瑄是繼孔、孟、張載、朱熹之後，儒家思想發展到明代的代表人物。在明代以前，宋明理學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理氣（規律和物質）的關係問題。薛瑄認爲理氣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後，他說：“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他不同意朱熹的“氣在先”的唯心主義思想。薛瑄首倡“實學”思想，即實事求是，主張凡事“踐履（實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實學家。薛瑄的理學思想注重“踐履”，他認爲如果理論和實踐不結合，終究不能說明理。薛瑄一生倡導“實學”，注重實踐，所以人們稱薛瑄的學說爲“篤實踐履之學”，他本人被譽爲“實踐之儒”。薛瑄強調修身律己，恢復人性。他認爲讀書學習，是爲了更好地完善自我。“復性學說”是薛瑄理學思想的精華，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說：“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理、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即每天用仁愛、正義、事理、智慧來要求自己，反省自己。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親筆爲薛瑄家廟題聯，對薛瑄的學術思想予以高度評價：“果知復性一言，雖四民二氏俱許入祠謁夫子；不辨讀書二錄，即兩榜三元亦虛在世稱士人。”不管你是士、農、工、商還是各行各業，要想了解薛瑄的復性和實學的真諦，都應該前來拜謁薛夫子。作爲讀書人，如果沒有讀過薛瑄的書，即使金榜題名中瞭解元、會元、狀元，也不算讀書人。薛瑄在故鄉河東的講學活動，在明代影響很大，在中國教育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明史研究專家孟森先生說：“有明講學之盛，肇於河東。”薛瑄的講學活動，對於明代中晚期的王陽明、東林黨人的講學活動都有着開創性的作用。薛瑄在故鄉辦學時，山西、陝西、河南、湖北、山東、廣西前來求學的學子絡繹不絕。薛瑄嚴於律己，被後世稱爲“明代第一廉吏”。
由於薛瑄在思想上、學術上的巨大影響，他去世後，不斷有大臣向朝廷上奏，建議在孔廟從祀薛瑄。隆慶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經過朝廷審議，皇帝下詔，薛瑄進入孔廟從祀。他是明代第一個從祀孔廟的人，也是山西曆史上從北宋之後到清末唯一從祀孔廟的人。
經過唐末和五代的毀滅性打擊，世家大族賴以生存的基礎已不復存在。宋元明時期，汾陰薛氏家族和其他世家大族一樣，都難現隋唐時那般的輝煌。不過，作爲頻繁活動於中華文明核心區域河東的大家族，歷經千年發展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基因，在薛瑄這一代再次迸發出蓬勃的力量，汾陰薛氏家族終於在文化上達到中國傳統社會的頂峯——配享孔廟。
汾陰薛氏家族由南方遷移而來，他們植根於河東大地，不斷自強求變，發展壯大，由被人歧視的“蜀薛”成爲具有全國影響的望族大姓，輝煌千年。這樣一種文化現象，值得我們思考研究。薛氏家族在河東的遺存史蹟，也是值得珍視的人文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