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金秋十月，《陶朱漫話》欄目在本刊亮相了。作爲文化人，陶朱公范蠡既是商務鼻祖，也是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作爲文化欄目，《陶朱漫話》不僅想說說商業金融，也想聊聊地理天文、琴棋書畫。能否畫出一片“春山”不得而知，但是，所用的“朱墨”爲中華傳統文化，則是確定的。“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渴望得到新老讀者的批評與喜愛。

老子《道德經》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說的是：我有三件寶貝，持有而珍重它。第一件叫慈愛，第二件叫節儉，第三件叫不敢走在衆人之先。慈愛所以能勇武；節儉所以能寬廣；不敢走在衆人之前頭，所以能成爲萬物的尊長。

老子說的是做人，而“經商”何嘗不是做人？可以說，“慈故能勇，儉故能廣”八字，實在是上古國人從商理念的精闢總結。

范蠡雕像

“陶朱公”之稱謂來自《史記·越世家》，司馬遷說范蠡“浮海出齊”，間行止於陶。“陶”爲何處？後人雖多有異說，但多數人認爲是今之山東定陶縣，或說距離定陶不遠的陶山。

但是，陶朱公的經商思想即“陶朱理念”，卻是先秦諸多思想家共同的財富。

重商與輕商

陶朱公范蠡作爲春秋末年的經商專家，留下了《計然篇》《陶朱公生意經》等著作，史籍也多有轉述。雖然其著述有限，但是後人的稀釋、闡釋衆多，足見影響之大。而且他的理論中，既有誠信經營、“積著之理”等傳統商道，又包含今天的“經濟循環論”“市場價格論”等現代商業思想，給後來經商者帶來了諸多經驗，至今彌足珍視。

其實，對於商業的重視，還可以上溯得更爲久遠。《周易·繫辭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是遠古有關“各取所需”的記載。直鉤釣魚的姜太公在其《六韜》裏說：“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這位古代的智者，是把“農工商”等量齊觀的。

到了春秋戰國之際，由於井田制瓦解、商品交換擴大、城市經濟繁榮——齊臨淄，趙邯鄲，燕下都，楚郢都聞名四方，對於商業的重視並不減少。代表作即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管子》中，對於商業的重視，至今不無現實意義。例如“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這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即從經濟看社會安穩與否，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週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爲商。”這是管仲回答齊桓公如何治理士農工商的話。說的是君主對待百工的態度。尤其是對待商人：允許羣居而觀察時許，鼓勵周行四方而互通有無，倡導誠信爲本而討論財利，如此代代相承而賡續不絕。確實是“萬人之所和而利也。”

超然物外的莊子，對於商業，是從“快樂哲學”的角度切入的：“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比”即和、親，引申爲快樂。這“勞作本身即快樂”論，疑似宣傳“責任與命運一致”的“共產主義”境界。

范蠡湖

當然，上古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囿於對於貿易商業的有限的認識，已經表現出“輕商”的傾向。例如孔子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見利思義”的態度，原本是對於“不義而富且貴”的批評，後來演繹爲只要說“利”就是不義的對立，不僅孔夫子始料不及，也是一貫仗義疏財的陶朱公所並不嘉許的。

敬業與誠信

其實，商業與其他行業一樣是“良心活”，來不得虛僞與欺詐。“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說的同樣是誠信與敬業的信條。而在先秦乃至更早，這種“陶朱理念”就已經根深蒂固。

《周禮·地官·司市》：“賈民禁僞而除詐。”禁絕虛僞而根除欺詐，無論何時何地因何故都該是經商的圭臬。《禮記·大學》：“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思是通過不正當手段得到的財富，也將被人以不合理的方式攫取而去。該理論到了管仲手裏，則成爲至理名言：“非誠賈不得食於賈”——商人如果不能夠心存誠信，自然也就不能夠成其爲商人。荀子則曰：“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各行各業都能夠循規蹈矩，不越雷池，則國泰民安。商人誠信而不欺詐，市場就會平穩，財貨流通就不會滯後，國家的用度也就充裕了。重要的是，對於誠信爲基礎的“得失觀”，荀子同樣有着不容忽視的闡釋：“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慾，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意思是：交易，拿一件換一件，人們就說沒有收穫也沒有損失；拿一件換兩件，人們就說沒有損失而有收穫；拿兩件換一件，人們就說沒有收穫而有損失。善於計算的人希望以少換多，善於謀劃的人遵從自己所認可的辦法。拿兩件換一件，沒有一個人肯幹這種事，因爲大家都明白它們的數目。依從道義去行動，就好比拿一件去換兩件，這樣會有什麼損失呢？離開了道義而僅靠主觀選擇，就好比拿兩件去換一件，這樣又會有什麼收穫呢？積累了長時間的慾望，只爲換取暫時的滿足，還是要去一意孤行，實在是不明瞭交易的大小輕重了——所以，在荀子那裏，“喻於義”與“喻於利”是能夠統一起來的，基本的是非曲直與做生意的道理都是簡潔明瞭的。這就把“敬業”即做生意的態度與做人的道理有機地結合了起來。我們還在強調的“誠信爲本”“童叟無欺”“和氣生財”⋯⋯其實並沒有逾出荀子的理論框架。

行商與智慧

市場體系的形成與長途販運息息相關，這是如今的共識。殊不知明清時期的“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徽宦商，衡遊薊北”的繁榮與先秦的行商理念息息相關。

《管子》：“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貨物的價格，在其出產地不如在其集散的貿易市場價格高。如今反觀，這理論自然是常識，但是在上古，卻是多次實踐的結晶。《韓非子·說林上》：“以予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說的是商人經營，如果把自己的商品販運到並不使用這種商品的地方，想要做成買賣而獲取利潤，怎麼可能呢？所以經商要懂得天時地利，因時觀變，因地制宜。我們有理由認爲，後來碩果累累的徽商與晉商，是先秦“陶朱理念”最爲成功的踐行者。

同時，古人認爲“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商業經營的方法，在於運用計謀與智慧，不僅在於辛勞苦行。先秦諸子百家到普通百姓，均已通此理。《詩經·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如果市場上物價漲了三倍，君子要懂得趁機交易，謀取利潤。《孟子·公孫丑下》：“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網市利。”說商人需要登高望遠，左右觀察，才能夠把商業利潤收入囊中。孟子的比喻是：“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大小鞋子一個價，誰會做這樣的傻事呢？而《管子》講得更明白：“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賣完了才明白存貨不足，是不懂行情。生意結束了才知道存貨有餘，屬於不明白行事有度。《戰國策·趙策》：“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兩句話，可謂將“做空”與“做多”的道理講得一語中的、明白透徹。

傳說是鬼谷子傳給范蠡等人的《計然篇》曰：“然者，自然，天然，必然，物之道也。物道乃物之情與勢，不依人意所動。凡偶然者，皆有必然之數。”此處的“然”就是把握規律，就是商道之智慧。

曾幾何時，老牌子商店門口常貼着“陶朱事業，端木生涯”的對聯。陶朱是范蠡，端木即孔子最會經商的弟子子貢。二位正是踐行“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思想的傑出代表也。

（作者系廣州大學松田學院教授）#范蠡#陶朱公#管仲收藏

但是，陶朱公的經商思想即“陶朱理念”，卻是先秦諸多思想家共同的財富。

重商與輕商

陶朱公范蠡作爲春秋末年的經商專家，留下了《計然篇》《陶朱公生意經》等著作，史籍也多有轉述。雖然其著述有限，但是後人的稀釋、闡釋衆多，足見影響之大。而且他的理論中，既有誠信經營、“積著之理”等傳統商道，又包含今天的“經濟循環論”“市場價格論”等現代商業思想，給後來經商者帶來了諸多經驗，至今彌足珍視。

其實，對於商業的重視，還可以上溯得更爲久遠。《周易·繫辭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是遠古有關“各取所需”的記載。直鉤釣魚的姜太公在其《六韜》裏說：“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這位古代的智者，是把“農工商”等量齊觀的。

到了春秋戰國之際，由於井田制瓦解、商品交換擴大、城市經濟繁榮——齊臨淄，趙邯鄲，燕下都，楚郢都聞名四方，對於商業的重視並不減少。代表作即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管子》中，對於商業的重視，至今不無現實意義。例如“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這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即從經濟看社會安穩與否，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週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爲商。”這是管仲回答齊桓公如何治理士農工商的話。說的是君主對待百工的態度。尤其是對待商人：允許羣居而觀察時許，鼓勵周行四方而互通有無，倡導誠信爲本而討論財利，如此代代相承而賡續不絕。確實是“萬人之所和而利也。”

超然物外的莊子，對於商業，是從“快樂哲學”的角度切入的：“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比”即和、親，引申爲快樂。這“勞作本身即快樂”論，疑似宣傳“責任與命運一致”的“共產主義”境界。

范蠡湖

當然，上古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囿於對於貿易商業的有限的認識，已經表現出“輕商”的傾向。例如孔子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見利思義”的態度，原本是對於“不義而富且貴”的批評，後來演繹爲只要說“利”就是不義的對立，不僅孔夫子始料不及，也是一貫仗義疏財的陶朱公所並不嘉許的。

敬業與誠信

其實，商業與其他行業一樣是“良心活”，來不得虛僞與欺詐。“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說的同樣是誠信與敬業的信條。而在先秦乃至更早，這種“陶朱理念”就已經根深蒂固。

《周禮·地官·司市》：“賈民禁僞而除詐。”禁絕虛僞而根除欺詐，無論何時何地因何故都該是經商的圭臬。《禮記·大學》：“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思是通過不正當手段得到的財富，也將被人以不合理的方式攫取而去。該理論到了管仲手裏，則成爲至理名言：“非誠賈不得食於賈”——商人如果不能夠心存誠信，自然也就不能夠成其爲商人。荀子則曰：“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各行各業都能夠循規蹈矩，不越雷池，則國泰民安。商人誠信而不欺詐，市場就會平穩，財貨流通就不會滯後，國家的用度也就充裕了。重要的是，對於誠信爲基礎的“得失觀”，荀子同樣有着不容忽視的闡釋：“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慾，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意思是：交易，拿一件換一件，人們就說沒有收穫也沒有損失；拿一件換兩件，人們就說沒有損失而有收穫；拿兩件換一件，人們就說沒有收穫而有損失。善於計算的人希望以少換多，善於謀劃的人遵從自己所認可的辦法。拿兩件換一件，沒有一個人肯幹這種事，因爲大家都明白它們的數目。依從道義去行動，就好比拿一件去換兩件，這樣會有什麼損失呢？離開了道義而僅靠主觀選擇，就好比拿兩件去換一件，這樣又會有什麼收穫呢？積累了長時間的慾望，只爲換取暫時的滿足，還是要去一意孤行，實在是不明瞭交易的大小輕重了——所以，在荀子那裏，“喻於義”與“喻於利”是能夠統一起來的，基本的是非曲直與做生意的道理都是簡潔明瞭的。這就把“敬業”即做生意的態度與做人的道理有機地結合了起來。我們還在強調的“誠信爲本”“童叟無欺”“和氣生財”⋯⋯其實並沒有逾出荀子的理論框架。

行商與智慧

市場體系的形成與長途販運息息相關，這是如今的共識。殊不知明清時期的“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徽宦商，衡遊薊北”的繁榮與先秦的行商理念息息相關。

《管子》：“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貨物的價格，在其出產地不如在其集散的貿易市場價格高。如今反觀，這理論自然是常識，但是在上古，卻是多次實踐的結晶。《韓非子·說林上》：“以予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說的是商人經營，如果把自己的商品販運到並不使用這種商品的地方，想要做成買賣而獲取利潤，怎麼可能呢？所以經商要懂得天時地利，因時觀變，因地制宜。我們有理由認爲，後來碩果累累的徽商與晉商，是先秦“陶朱理念”最爲成功的踐行者。

同時，古人認爲“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商業經營的方法，在於運用計謀與智慧，不僅在於辛勞苦行。先秦諸子百家到普通百姓，均已通此理。《詩經·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如果市場上物價漲了三倍，君子要懂得趁機交易，謀取利潤。《孟子·公孫丑下》：“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網市利。”說商人需要登高望遠，左右觀察，才能夠把商業利潤收入囊中。孟子的比喻是：“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大小鞋子一個價，誰會做這樣的傻事呢？而《管子》講得更明白：“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賣完了才明白存貨不足，是不懂行情。生意結束了才知道存貨有餘，屬於不明白行事有度。《戰國策·趙策》：“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兩句話，可謂將“做空”與“做多”的道理講得一語中的、明白透徹。

傳說是鬼谷子傳給范蠡等人的《計然篇》曰：“然者，自然，天然，必然，物之道也。物道乃物之情與勢，不依人意所動。凡偶然者，皆有必然之數。”此處的“然”就是把握規律，就是商道之智慧。

曾幾何時，老牌子商店門口常貼着“陶朱事業，端木生涯”的對聯。陶朱是范蠡，端木即孔子最會經商的弟子子貢。二位正是踐行“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思想的傑出代表也。

（作者系廣州大學松田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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