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的概念发端于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成为历史学的最重要课题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中国古代素来以农业立国，农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每当历史上的朝代因为末期的乱政而导致社会危机，就会有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起义的诞生，但是在推翻前代王朝之后，历史好像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洗牌，这天下也只不过换上新人来做皇帝而已。

1、何为农民

中国古代的农民，因为有着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束缚，所以他们的生活状态是较为稳定的。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会不思进取，朝着从农民向地主、百姓向官僚、山村向都市、地方向中央、贫民向富豪、愚氓向读书人等各相对应的矢量前进的生存方式是中国人的社会性特质和文化类型。因此中国的那些起义农民多是在为民而争夺“天下”。纯粹作为农民并非是人生的目的。即使绝大多数人都在从事农业，但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地主、大商人、官僚，升官发财，大富大贵。因此在农业主体下的中国古代，并非是一潭死水，相反人们也是想要一跃而起，过上超越自己本身条件的生活。

2、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主体

最早对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大规模起义全部成为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提出异议的是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泰斗宫崎市定。他认为这些起义的主体并非是纯粹的躬耕于陇亩之中的农民，相反会有一些其他阶级的存在，有商人、有曾经为官的人、也有罪犯等等，可谓是成色众多，甚至起义的领导者也绝非是农民，称为农民战争是不合适的。小编本人关于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有很大的不认同的。

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民战争研究的基本观点主要停留在其主体是否是农民这一点上。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农民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状况。从秦朝至清朝，长期以来，农民身份在政治制度上是从未确立的。几乎一切的社会管理手段也都是政府为了保证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农民并没有确立和固定成为一种社会阶级和政治的身份。

就比如说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有知识分子，洪秀全本人就是科举失败的代表，还有贫农、地主、行商、鸦片贩子、店员、艺人、开当铺的、木匠等等，可以说有多种身份的人存在，但并非因这样就不能说他们不是农民，这些人在起义之前也只是偶尔靠着这些职业维持一些生计罢了。如果很多人人认为这是因为靠着近代的原因，身份职业太多，不好确定的话，那么不妨看看历史上一些经典农民起义的领袖。

从秦汉至明末的历代农民起义，秦末的陈胜是军队的小队长，刘邦是亭长，前汉末的赤眉的徐宣是狱吏、后汉末的张角是道教集团的首领，隋末的李密是封建贵族，窦建德是下级军官，唐末的黄巢、王仙芝是贩私盐的，元末的郭子兴是商人，徐寿辉是小商贩，朱元璋也是个托钵的僧人，明末的李自成是驿卒。但他们所领导的起义几乎都被当当做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代表，虽然他们有着区别于农业之外的另一份职业，但他们仍然是属于农民阶级，因为他们并没有跨进更上一层的队列，况且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队列中，因为领袖的问题来否定农民战争的性质，肯定是不合理的。

3、农民战争中的皇权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官、民”关系十分鲜明，官为百姓官，统领一方民众，官僚社会的风气在漫长的王朝政治中始终占领主体地位。从皇帝到基层官僚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靠人民来生活的。百姓需要缴税，这其中就不仅仅是包括农民，上面我们所说的商人、手工业者也都是缴税的对象，可以说在官府面前，人民的身份只是百姓。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经商之人，常常会有买官的行为发生，也许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属性问题，争取走向上层。权贵思想好像在中国古代十分盛行。

如果对历史上古代的农民战争有过了解的话，在起义的初期，几乎所有起义的领袖都会自称为“真命天子，某某皇帝再生，某皇帝后裔，天生帝王，黄莲圣母，黄天圣主，弥勒佛下生，地王、天王、人王等诸王，五百罗汉，佛母、紫微星、大元帅、大都督等等”不管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还是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听到许多了，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思想贯通，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时秦统一全国之后，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结构，皇帝—贵族，官僚—人民的支配者，这样的体系在古代中国社会中长期贯彻。如果只是地方的小打小闹，那也根本没有必要起义。所以一旦起义爆发，不打到帝都，夺取帝王的宝座就没法停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民众也可能从贫民变成大地主、大商人、大将军，或是通过科举成为官僚，但这毕竟只是少数的人，但是改变身份地位的想法并没有在他们心中淡忘，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会选择尽可能的改变自己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社会之中，官与民的对立关系，是与贫富对立关系相提并论的最重要的关系。官僚们令人吃惊的无能、敛财、胥吏、衙役和兵士的横行霸道等，都是因为国家权力绝对化后才成为可能的。官民之间的矛盾是自然存在的，因为有些时候官府自然会做出矫枉过正的行为，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是从反对地方政府而起，到最后反对这些地方政府的上层领导，层层递进。但很多情况下，因为一些领袖的思想限制，虽然能够获得前期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够治理天下的能力。

我们可以暂且将古代阶级农民阶级的起义中也存在一种皇权主义，因为社会思想的原因，这种皇权主义是一直存在的。在前期的起义过程中，这种皇权主义当时现存的政治制度是背离的，因为它要获得农民的支持。而如果取得胜利，这种皇权主义的权力加持很容易使这些一夜登顶的起义者们迷失，导致起义失败。相反，如果能够适当调整政策，比如元末起义军的领袖朱元璋，就是一个农民起义成功的典型案例。在获得起义的成功之后，朱元璋尽可能的对政治策略进行调整，适应了新时代的统治，而这也有向原来那种皇权主义靠近的趋势，所以我们常常认为“皇权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形式下常常存在，甚至无法摆脱。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之中，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分散闭塞落后的农村，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个体经济。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难于理解阶级的一致性。难于理解压迫的根源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经济体系，他们能够自发的反对直接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反对具体的赋税徭役政策，却无法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和打破旧的政治上层建筑。认识上的这种难以弥补的缺陷，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对皇帝和皇权的迷信。千百年来，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明末农民战争，先后爆发过无数次的农民反抗斗争，但都是自发的斗争，也都往往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反对坏皇帝，拥护“好皇帝”，他们的起义领袖就可能是他们心中认为的好皇帝。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农民，虽然有着官民对立的情绪，但对于政治体系并不排斥，这就是这种政治模式他们已经早已习惯，只是现存的官员们破坏了这种模式，根本就没有人打算去破坏这种模式体系。自然皇权主义的思想就会一直延续，反而成为了一种反反复复的东西，因为官总有不当，民也会不满，矛盾突出，自然会一触即发。

4、应该如何认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民众起义

在中国的过去两千年间，贯穿各个王朝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民众起义是历史事实。这只能说明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构造在两千年间都没有根本性的质的变化造成的。

中国古代的民众经历了无数次大自然的灾害、大饥荒、战争、内乱和动乱导致的损害，以及大移民这种末世般的事件，为了生存自然要结成超越善恶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以来与依赖于迁移、乞讨、走私、黑市、掠夺、诱拐、绑架、诉讼等商业性的、武装结社的和秘密结社等手段和组织，通过画地为界，划分势力范围及相互联合等形成自己的社会系统和文化。善与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民众的文化。如果仅仅将这一些人定义为刁民绝对是不符合历史规范的，也对他们是公平的。

中国古代的起义、内乱、内战和战争的规模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破坏程度也特别大。由此导致的社会构造的变化、人口的流动、心灵的创伤、经济的恶化等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这些起义和战争等并非只是导致中国社会的停滞——中国文明的衰退和中华帝国的衰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王朝的更新换代，消融了民族间的歧视、对立和抗争，同时还摧毁了地域间的隔离、分裂和争斗，以及贫富贵贱的差别歧视等等。客观上促进了文明的再生和社会的进步。民众起义在打破一些旧有体系的内容下，新的统治者们积极变革，满族时代发展的条件，让社会能够满足这些刚刚经历过灾难的农民们，从而再次稳定天下。

对于民众起义的研究，不可能是仅仅对着它的局限性来研究，民众起义自然有它的的不当性，但是从整个古代历史的进程来看，每一次的民众起义之后，社会总会经历一些变革，在为当时的统治者做出一些警醒，他们需要作出一些改变。如果不思进取，就会向那些王朝的末代一样，被推翻。古代例子更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民众起义的再认识。

5、总结

农民始终是古代社会之中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农民是留下过浓重的一笔的。虽然我们常说的所谓二十四史皆为帝王史，但大量的史籍史料充分证明了历史的主体还是人民，也就是当时的农民。只有正确认识当时这些民众的思想内涵，才能更好的把握当时的时代特征，也就会对于历史的把握更准确。如果仅仅只是将目光定格在作为统治者的帝王身上，历史研究的意义自然不会有价值的。毕竟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的还是当时的民众。

参考文献：《近世的农民运动史》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

《近代中国的社会民众文化》

《中国专制国家与社会统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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