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2歲刀郎，和妻子蝸居在貧民窟中10平米不到的小破屋裏，過着望不到頭苦日子。

這時，他還不知道，自己與成功距離，僅有一步之遙。

時間拉回到1971年，那時刀郎還不叫刀郎。

這一年，刀郎降生在四川資中縣的一所中醫院裏，父親火急火燎地來到了醫院，醫生問他給孩子取個什麼名。

父親抹抹額頭上的汗說：“我姓羅，我婆娘姓林，就叫羅林吧。”

就這樣，刀郎揹着父親隨意贈予的名字，走過了33載。

刀郎一家四口人，父親和母親都在縣文工團裏工作，頭上還有個比他大5歲的哥哥。

因爲父母工作的原因，刀郎從小與藝術也沾點關係。

當時，刀郎有個學音樂的表哥，12歲那年，刀郎去他家玩耍，練琴時，他也順手拿起一個吉他，學模學樣的彈了起來，竟然彈出來一首旋律。

於是，表哥發現了他身上的音樂天賦，後來在表哥的勸說下，父親掏出300塊給刀郎買了架電子鋼琴。

那段時間，年少的刀郎最愛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練琴，二是跟人。

上初中時，刀郎正處於叛逆期，經常到處惹是生非。

有一次，刀郎得罪了社會上的小混混，被人家堵到校門口揍滿地找牙，哥哥見滿臉青腫的刀郎喪氣地回到家，問他怎麼回事？

刀郎說被人揍了，哥哥二話不說，抄上傢伙趕到校門口，把那幾名小混混掄的人仰馬翻。

幫弟弟報完仇的哥哥，回到家，藉着餘力，又把刀郎揪出來揍了一頓。

並告誡他：“以後少在外面惹事！”

最慘的是，晚上哥哥又把事情告訴了父母，刀郎飯還沒喫完，又被父母拎出來上演了一出“男女混合雙打”。

所以，那時期的刀郎，不僅在外面挨社會人的打，在家裏還要挨父母的巴掌和哥哥的拳頭。

真要在刀郎腿上寫個大大的慘字呀！

但叛逆的刀郎，就是不服輸，經常與哥哥發生衝突，但每次都敗下陣了，只剩下捱打的份，刀郎打心底恨死了哥哥，甚至曾祈禱哥哥可以去死。

沒想到，一語成讖。

15歲那年，刀郎又和哥哥，一言不合，扭打成一團，母親看到了氣憤地數落了哥哥，不懂得偏讓弟弟，受委屈的哥哥，選擇了離家出走。

沒幾天，傳來了哥哥的死訊。

那天，負氣的哥哥騎着單車，被一輛貨車迎面撞上，橫遭車禍身亡。

因爲哥哥離家時，沒帶鑰匙，母親便經常嘴裏囑咐刀郎沒要鎖門，要不然哥哥進不來。

後來，刀郎那首《流浪生死的孩子》，便是寫給逝去的哥哥。

媽媽請你不要哭泣，

我是流浪生死間的孩子。

我決的離開，

只因當初你選擇我來。

無常 一直都在，

等待，相遇他方世界的未來。

哥哥的死，成了刀郎一生難以釋懷的錯誤，於是音樂成了他唯一的救贖。

哥哥死後，刀郎像是變了個人，變得沉默寡言，再也不出去跟人打架，每天把自己關在房裏埋頭練琴。

16歲那年，刀郎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補償哥哥。

留下一張紙條，背上行囊，去流浪和追求自己的音樂夢想。

離家出走後的刀郎，沒文憑，年紀小，就在四川內江的一家歌廳，做起的服務員，但這裏卻成了刀郎的音樂起點。

在歌廳打工期間，刀郎經常有事沒事就往後臺跑，鞍前馬後幫人擦樂器，漸漸地就和許多駐唱樂隊熟絡起來。

之後，在經歷一年的沉澱，刀郎覺得不能再打工了，得搞音樂了，於是他在一位樂隊老師傅的牽橋搭線下，拉攏了幾個交好的樂手，組建了“手術刀”樂隊，自個任鍵盤手。

寓意是希望樂隊能像偶像羅大佑的音樂一樣，解剖社會。

結果事與願違，這把“手術刀”還未刺向社會，就把刀郎劃渾身傷痕。

樂隊在酒吧裏駐唱了幾個月，沒有泛起任何波瀾，唱破嗓子一晚上才掙20塊，甚至有觀衆直接對樂隊說：“滾下來吧，唱的什麼玩意，賊JB難聽！”幾個月下來，樂隊喫飯都成問題。

1991年，堅持了一年多的“手術刀”樂隊解散了。

主唱廖健轉行做了名脫口秀演員，刀郎看着廖健在臺上賣弄滑稽，蹦出一句句葷段子逗的觀衆合不攏嘴時，刀郎卻怎麼也笑不出來。

這一年，身無分文的刀郎成了一名父親。

孩子母親叫楊娜，是位離異少女，兩人在歌舞廳裏相識，當時刀郎還是樂隊的鍵盤手，因爲各自散發的氣質互相吸引，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兩人交往沒多久，女友就懷孕了，於是刀郎不顧父母的反對，帶着女友去民政局登記結婚了。

奉子成婚的刀郎，有些惶恐又有些幸福。

他在電話裏對父親說：“我是男人，我得對人女孩負責。”

父親對他說：“你早晚會後悔的。”

正如父親所言，很快，刀郎便嚐到了衝動的懲罰。

女兒出生40天后的早晨，妻子楊娜撇下一張字條：“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便不辭而別。

望着嗷嗷待哺的女兒，一向骨頭硬的刀郎留下了眼淚。

於是，刀郎寫下了那首撕心裂肺的《衝動的懲罰》，作爲這段失敗感情的墓誌銘。

在冰與火的情慾中掙扎徘徊，

如果說不是老天讓緣分把我捉弄。

想到你我就不會那麼心痛，

就把你忘記吧!

應該把你忘了,

這是對沖動最好的懲罰!

離家4年的刀郎，生活支離破碎，音樂沒搞起來，連婚姻也無疾而終，這一切，如泰山一般，壓在這個年僅20歲的四川小夥的肩膀上。

但他還不能倒下，因爲作爲父親，他得完成對年幼女兒補償和救贖。

於是仍在音樂路上奔赴的刀郎，加上了些生存和妥協的意味。

上世紀90年代初，海南成了大學生和文藝青年的理想天堂，數十萬年輕人如洪流一般，湧進了中國最南端的這片淘金熱土。

刀郎也揹着行囊來到了這裏。

來到海南的刀郎經過幾番輾轉，加入了一支名爲“地球之子”的樂隊，擔任鍵盤手。

在海南，刀郎第一次嚐到生活的甜頭。

當時正逢搖滾的黃金年代，刀郎所在的“地球之子”是海南的第一支樂隊，起步早，經營也好，經常省內各地跑演出。

樂隊也賺盆滿鉢滿，那段時間，他們幾乎天天住酒店，下館子，演出多的時候，刀郎一個月就能拿到2萬多塊，那可是90年代呀。

但這樣的生活沒維持多久，就被一場爭吵攔腰斬斷。

1993年，某一日，剛剛演出完的刀郎，有些悶悶不樂，他覺得自己離真正的音樂越來越遠了...

無休止的商業演出淹沒了他的音樂理想。

於是他決定不能在這樣墮落下去了，刀郎對樂隊說：“咱們玩的是音樂，不是錢，不能太功利”。

樂隊幾人不知道他犯什麼病，這年頭，還有把音樂當理想的傻子。

就這樣，聊了沒幾句，幾人便意見不合起了衝突，一番爭吵後，樂隊直接分崩離析了。

樂隊解散後，刀郎再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也是在這時，刀郎遇到了朱梅。

一個改寫他命運的女孩...

朱梅和刀郎一樣，是從新疆來海南闖蕩的民族歌手，朱梅很欣賞刀郎對音樂執着的那股勁，兩人在對音樂的探討下，漸漸走到了一起。

當時刀郎正處於事業低潮期，朱梅見他整日鬱鬱寡歡，心生不忍，就準備帶他去老家新疆散散心。

1995年，刀郎帶着女兒跟隨妻子來到了烏魯木齊。

他們在友好路八樓公交站旁邊的貧民窟裏落腳。

一家人窩在了一間10平米不到的出租屋裏，小到只能放下兩張牀。

迫於生計，刀郎在當地一家音像公司，找了個製作廣告音樂的活，但做音樂仍是他最高的理想。

也許是受新疆的異域風情的感染，讓刀郎迸發了諸多創作的靈感，於是，每天下班後刀郎就在家裏埋頭寫歌、作曲。

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終於，在1998年，命運向他拋來了橄欖枝。

一家甜品店找到刀郎，願意給他投資出唱片，27歲的刀郎高興差點跳起來，於是，他一股腦將這幾年創作的歌曲全塞了進去，期待着發行那天...

結果，栽了！

這張他傾盡心血的唱片最終只賣了幾百張。

2001年，不死心的刀郎，又東拼西揍出了一張專輯，結果只賣了2000多張。

期間只有一首民歌翻唱的《西域情歌》還行，也是這時，他摘掉羅林這個名字，正式冠上了這個極具西域風格的藝名：刀郎。

但遭受幾次重錘的刀郎，有些迷失了方向。

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不敢再提筆寫詞。

直到2002年的一個深夜，徹底改變了刀郎的人生軌跡。

當時天上飄着大雪，刀郎同朋友在街上行走，突然朋友突然蹦了句：“這是2002年的第一場雪呀！”，旁邊的刀郎像是被閃電擊中一般，了。

然後飛奔到家，淚眼婆娑地創作出了這首《2002年第一場雪》。

之後，刀郎辭去了工作，他決定爲自己還未死透的理想搏上最後一次。

接下來的時間裏，刀郎除了創作歌曲，就到處腆着臉去拉投資，後來刀郎談起這段經歷說：“我就像籠中賣力討好遊客的動物一樣。”

終於，折騰了2年時間，歌寫完了，投資也拉來了。

2004年，專輯《2002年的第一場雪》正式發行，當時刀郎心裏估測，現在滿大街都是聽歌的人，再不濟也得賣個幾萬張吧！

但老天爺給他開了個巨大的玩笑，他又錯了。

銷售數量，刀郎猜錯了。

這張專輯正版賣了270萬張，盜版賣了1000萬張。

這在當時的中國樂壇幾乎是個天文數字。

在沒有任何宣傳的幫助下，刀郎締造了中國唱片銷售記錄。

一夜間，從新疆到北京，從城市到農村，從音響店到髮廊，刀郎粗獷沙啞的嗓音，迴響在全國各地的大街小巷。

後來馬東說：“《2002年的第一場雪》有多火？在北京的每一條馬路上，你過去走一趟，能聽到三四回這首歌。”

33歲的刀郎，徹底爆紅。

2006年，刀郎又推出一鼓作氣推出了《謝謝你》和《披着羊皮的狼》，再一次席捲了華語樂壇。

但人紅是非多。

2010年，本應事業一路飄紅的刀郎，卻因爲一場評選大賽，身陷囫圇。

這一年，光線音樂風雲榜評選“最具影響力的十大歌手”，刀郎入選。

但作爲評委的那英，卻動用自己的一票否決權，淘汰了刀郎。並說：“刀郎的歌，沒有音樂性、審美感，只有農民工會唱！”

呵呵！不知道王健林聽到會怎麼想？

一石激起千層浪，後面突然冒出諸多“音樂人”跟在那英屁股後頭落井下石。

汪峯說：“刀郎的音樂和歌詞非常一般，能火，是因爲大家聽了太多好歌，再一聽這粗獷的網絡歌就會覺得新鮮。”

楊坤質疑刀郎：“他哪些東西能叫音樂嗎？他有音樂嗎？”

是呀，估計這倆人不這麼說，也上不了後來的《中國好聲音》，也想弱弱問一句，如今在某平臺扯着嗓門帶貨賣酒的楊坤老師，還記不記得什麼叫音樂？

但也有音樂人和無數羣衆力挺刀郎，畢竟幾個“音樂人”代表不了華語樂壇，歌曲好不好，也不是你說了算。

“人民喜聞樂見，你不喜歡，你算老幾呀！”

有人曾分析，刀郎之所以不被主流所接納，和什麼高級性、音樂性，壓根沒關係，就兩點：

一是，從未受過專業訓練的刀郎獲得的巨大商業成功，讓那些整天唱的花裏胡哨，卻賣不動銷量的內地“音樂人”無比尷尬。

二是，同行是冤家，說到底還是分了“誰”的蛋糕，觸碰了“誰”的利益。

最後，關於這場輿論風波，以那英道歉，和刀郎退出歌壇得以平息。

面對這些質疑和批判的聲音，刀郎曾表示自己很在意，也很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但刀郎從不爲自己辯解。

他說：“這些都不重要，因爲我們終歸都會被遺忘。”

在這個逐名奪利的浮躁社會，刀郎最在意的仍是那份最純粹的音樂理想。

所以他選擇在事業最高點，回到了新疆烏魯木齊，那個開啓他音樂之路的起點。

有人說：“聽刀郎的歌，總感覺他是在含着眼淚講一個故事。”

是呀，有多少人能像刀郎這樣，一路漂泊一路歌，把親身經歷碾碎了，揉進歌曲中，演繹着世間最真摯動人的聲音。

如今49歲的刀郎，一路走來，經歷了很多事，變胖了，也變老了，歲月讓他放下了很多，唯一沒有放下的還是音樂。

和30年前一樣，刀郎仍帶着一股勁頭，做着這個世界上很少人會幹的傻事：用音樂救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