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之嗜酒上承殷商,史書載:“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率其宗氏,輯其分族。”這裏的長勺氏、尾勺氏便是專職司酒的部落,也可見其重要性,殷商六大部族中,即有兩大部落負責管理酒類,這即成爲周人貶斥殷商部族嗜酒的證據。

殷商之亡國,其實有着非常多的原因,《史記》載:“殷帝辛, 年雨土於毫。”在殷紂王時期,面臨饑荒乾旱,所謂“西伯自程遷於豐。”當年西周的起源之地,乃是岐山地帶,後來的鎬京都城正是此時的無奈之舉。“曉山崩,三川涸‘’,這是自然災害,但在上古時期則會被認定爲某種徵兆。那麼,殷紂王之亡,若僅是飲酒所致,似有爲過。

《酒誥》中,周公說:“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什麼意思呢?就是周公道聽途說,說殷紂王成天醉酒,以至渾渾噩噩,朝政失序,也就導致社會動盪,周人因此而得天下。殷商部族的嗜酒,在此又是鐵證。自天子而下,貴族百姓亦自崇尚飲酒。宋人皆爲殷商故民,繼承殷商傳統,理所當然。

《帝王世紀》載:“桀有昏德,爲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夏桀與殷紂的命運如出一轍,皆爲後世所詆譭爲嗜酒亡國。這即成爲後世不成文之習俗,新朝對前朝末代君主的點評語錄中,嗜酒必居其一。就飲酒這個習慣上,周人對宋人的態度,就是不友好的。

周人也並非絕對的禁止飲酒,直到《酒誥》的出臺,整個周王國中,才真正形成共識,飲酒不好,嚴重就亡國。這個《酒誥》當然是對殷商故人說的,只是不僅針對宋人,亦有衛國,因爲衛國的殷商故人也不少。《酒誥》即是命令康叔在衛國宣佈戒酒的告誡之辭,順便警醒宋國微子啓。

在周人的官員體系中,甚至還有酒正的職位,其主要職責就是“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三酒之名”,所以周人是不可能徹底禁止飲酒的,甚至還有專門負責王公貴族們飲酒的“官釀”團隊。周王室對諸侯們的飲酒管控相當之嚴格,周公曾對康叔說:“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這種懲罰機制,直接導致衛國被同化的相當徹底,與宋國相較,衛國是最早融入周王國的前朝貴族分封國。

事實上,宋人是在爲周人背鍋,飲酒並非是亡國的直接原因,夏人喜歡飲酒,商人喜歡飲酒,周人也喜歡飲酒。《酒誥》載:“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歸納總結,也就是一句話,祭祀的時候才用酒,平時都不要喝酒。但事實上呢?絕非如此,就連周人自己的《禮記》也說:“夏后氏尚明水,殷尚禮,周尚酒。”於此看來,顯然,周人也是尚酒的。“尚酒”與“酗酒”,雖一字之差,卻又天壤之別,這是周人的文字遊戲而已。

上古有“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有“湛濁於酒”,往往聖人皆不近酒色,作爲後人,就更應該尊崇祖先遺訓,不能過多的推崇飲酒之樂。但衛人、宋人的祖先遺訓還在嗎?牧野之戰後,周武王大軍進入朝歌,戰爭的火焰燒掉了殷商王朝,也燒掉了數百年朝歌宮廷,那些曾經的遺訓多被燒燬,或是深埋底下,已難爲後人所知。那麼,遺訓總得要有,周公顯然是此中的智慧者,有《微子之命》,有《酒誥》,都是對殷商故人衛人、宋人的警醒。衛國君主是姬姓貴族康叔,而宋國君主是微子啓,這便是兩國呈現不同發展的根源。

微子啓雖已臣服周王國,但宋人的骨血還在,那些殷商故人中,當然有着不少不願屈服的遺民,他們有的跟隨箕子遠走他鄉,有的則在宋國繁衍生息。這些民衆可以不與周王國對抗,卻無法改變生活習慣,他們依然崇尚飲酒之樂。《韓非子》載:“宋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如此高掛旗幟,如此高調賣酒,也就深知飲酒之趣的殷商遺民宋人可以想到。微子啓在宋國是沒有頒佈過禁酒令的,這種滲透骨髓的傳統,可能已經在其心中難以磨滅,即便周王室有禁酒令,但在宋國而言,這是比滅絕宋國子民更困難的事情。直到數代而後,宋國君主宋戴公才真正頒佈禁酒令,但其真實目的,並非是要禁酒,而是以此發動改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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