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古老的中国被西方的鸦片贸易诉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坚船利炮撕下了一个大口子。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也是三千年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局。

一个国家没有改革的需求，便没有保存自我的手段。

那时候，清朝为了应对世界大潮流，应对近代化变革，所有事物都在“近代”与“古代”两种无可阻挡的庞大力量的拉扯之下，整个社会被完全的撕裂，形成一幅空前的景象。

就拿近代工业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设施——铁路来说。

修一条铁路，在高速迅猛发展，所有人都熟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可能只需要解决资金、土地、规划等技术性问题和一些制度管理性问题。

但在清朝，技术性问题都不是事，真正的大问题是观念、文化、思想、认知的各方面问题。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现代，技术官僚是一个含有贬义的名词，但是在清朝，技术官僚是实打实的国家人才，这种人才在清朝少之又少。

在清朝，就算克服重重限制，辛辛苦苦把铁路建好，也会出现新的重重阻力，使得铁路修建再次陷入“困局”之中，最后在铁路上跑的可能照样只能是马车。

清朝“马拉火车困局”中的三股阻碍力量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清国的内忧终于全部清理完了，国家终于重新安稳下来，清朝现在唯一的大患就是西方列强，于是为了强军富国，清廷在洋务派官员的倡导下也开始了近代化改革，以中枢上的恭亲王奕䜣、地方上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洋务运动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了几年。

作为近代化，工业化最核心的基础设施——铁路，在当时，大力引进西方设备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大环境下，按理说早就应该水到渠成——当时无论是西方人，还是洋务派官员都想直接引进，因为火车的便利和用途远超马车。

但清廷的顽固不化却让世人震惊。

清廷对铁路的解决方式很简单，也很奇葩，那就是一个字“拆”：不管花多少银子，都要把铁路买回来，然后拆了。为此甚至不惜得罪自己一向恐惧的洋人。

第一条被“拆”的铁路，由英国商人杜兰德出资在北京修造，这种风驰电掣的“铁家伙”，让京师的人震撼，很多人把火车视为西方妖物，几乎酿成民变，清廷赶紧饬令军队拆毁了这条铁路。

同样一拆了之的，还有英国商人在开埠城市上海修造的一段铁路。这是由当时的怡和洋行，瞒着清廷，打着修建一条“马路”的理由修建的铁路，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吴淞铁路。

西方洋人的意思就是先打着“马路”的由头，先把铁路修好，等生米煮成熟饭，木已成舟，让清廷无可奈何地承认铁路已经修成的事实。

等到铁路修好，清廷才得知详情，非常恼火，当时的上海道台属于极端顽固分子，他甚至声称若强行修建铁路激起民变，他“将卧铁辙中听其轧死”，哪怕让火车轧死，也要阻止火车的通行。

无奈，西方洋人只好将铁路卖给清廷。

次年九月，铁路停运并被拆毁，铁轨和运营车辆等物全部沉入到“打狗港”之中……

就连西方洋人修建铁路都是如此艰难，何况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

于是就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在中国第一条官方自建的唐胥铁路上，拉着运煤火车跑的，不是风驰电掣的火车头，而是骡马，理由竟然是“为了避免扰动风水”。

修路的英国工程师一看觉得太荒诞了，火车是近代工业时代的动力，马匹是古典农耕时代的动力，居然用骡马拉着火车头跑，简直太荒谬了，因此嘲笑这条铁路是“马车铁路”。

晚清的现实，就是这样又荒诞，又合理——从历史的视角看，它们是荒诞的；然而对当时的个人而言，一切又符合逻辑。

在清朝，每个反对的势力都有着看似无可指责的理由，其中有三股最著名的阻碍力量：一、顽固派官员将修建铁路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捆绑

顽固派官员根本不从“科学”、“技术”层面反驳修建铁路，而是将技术问题进行道德捆绑，把铁路说成是西方的“奇技淫巧”，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使主张修建铁路者居于“崇洋媚外”的“道德劣势”。

在他们心中，修建铁路就是违反中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道德，强行将铁路与中华古典传统文化道德进行分割，进行对立，有铁路就没有中华古典传统文化道德，有中华古典传统文化道德就没有铁路，两者不能共存。

二、实务派官员担忧影响晚清稳定大局

实务派官员担心铁路破坏中国关隘险阻，使西方列强轻易的长驱直入，沿线被迫失业的船工、苦力、赤贫的农民，可能会再次发动太平天国、捻军那样起义，破坏好不容易稳定的地方局面。

这一点在洋务派官员中占比例很大，对于他们来说，铁路可以修建，但是必须是中国人掌管，这不可避免的与西方列强产生冲突，这也是导致铁路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清廷的中枢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修建铁路与否，朝廷中枢始终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主导者，甚至连倡导者都不是。

慈禧太后明白建铁路是为了国家“自强起见”，但却不愿承担可能带来的骂名。

恭亲王奕䜣倒是愿意承担骂名，“鬼子六”就是这样来的，但是他毕竟不是真正的最高统治者，在清廷的中枢，他也只是最高决策者之一，很多事情掣肘太多，无法施展拳脚。

地方上掣肘就小了很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为中国近代化做出来很大的贡献，但是地方毕竟不能代表清廷中枢政府，没有中枢政府的统一规划，最后只能是地方各自为政，对国家害处远大于益处。

这三股力量合力，不仅火车替代马车十分艰难，其实也让中国与文明接轨的道路，每一步都举步维艰。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