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李某原承包某行政村第六村民小組的土地，種植小麥和水稻。2019年1月1日，李某與該村民小組組長徐某簽訂協議一份，載明李某承包的第六村民小組農田14畝，現重新承包給他人栽樹，原承包合同終止，並由第六村民小組補償李某每年7000元，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付款時間爲每年1月1日。

2020年3月27日，李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被告第六村民小組向其支付2019、2020年度的損失補償款共計14000元。被告徐某作爲村民小組負責人到庭參加訴訟，其對承包協議中本人簽名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同時辯稱，因爲現在土地承包款項都由村民直接收取，村民小組無法向李某支付上述14000元。

【判決】經法庭調查，徐某在與李某簽訂上述中止土地承包協議前，沒有召開村民小組會議進行討論和決議，也未告知其他村民。

法庭認爲，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相關規定，有獨立財產的村民小組對農村集體財產享有所有權及訴訟主體地位。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第八項，第二十八條第三款規定，屬於村民小組集體所有的土地、企業和其他財產的經營管理以及公益事項的辦理，由村民小組會議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討論決定，所作決定及實施情況應當及時向本村民小組的村民公佈。涉及處分村集體財產的事項，應由村民會議討論方可辦理。

本案中，2019年1月1日的協議，涉及到土地承包經營事宜和處分村集體財產，但徐某在簽訂該協議前，並未就協議相關內容召開村民小組會議進行討論，也未徵求其他組員的意見，故上述協議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應當認定爲無效。

綜上，法院依法判決駁回了原告李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法理分析】作爲村民小組負責人，徐某在相關涉及村集體事務的協議上簽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與一般法人或組織的負責人在涉及集體事務合同上簽字的效力，又有何不同呢？

據前所述，涉及處分村集體財產的事項，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方可辦理，並需及時向本村民小組村民公佈。可見，村民小組長的主要職責是組織和引導好村民小組履行上述職能，其個人對村民小組的上述事務並不具備決策權。因而，在未召開村民會議並討論通過的情況下，即使村民小組長個人簽名確認，相關協議也因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而應當認定爲無效，協議的相對方也不能提出“基於信賴”或“表見代理”等的抗辯。

而在一般法人或組織中，則情況有所不同。爲了提高市場經濟活力，增強經營行爲穩定性，我國法律賦予一般法人或組織在合法前提下充分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故其相關決定的決議程序往往通過內部章程進行規定。涉及到處分法人或組織財產的行爲，即使未通過內部程序進行表決，只要不屬於《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的情形，都應當認定爲有效。

例如《合同法》第五十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爲有效。”也就是說，即使上述人員在未經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討論通過的情況下，超越權限與相對人訂立了合同，只要該相對人對其超越權限的行爲是不知情的，合同仍然視爲有效。

同樣是處分涉及到組織、法人、集體財產的行爲，卻在法律效力問題上存在本質差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不同法律所側重保護的法益的不同，故在司法實踐中具體適用法律時，除了學習法律條文本身之外，還需要緊密結合立法的精神以及保護的法益，這樣才能做到對法律的準確掌握、合理運用，從而確保司法公正。

來源：中國法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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