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鐵  徐勤賢

近些年，討論中國的人口問題，總是無法迴避一個十分重要的話題，那就是老齡化。

經濟學界通常把老齡化看作是社會危機，對中國的“未富先老”憂心忡忡。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隨着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老齡化將成爲未來的必然趨勢，如果仍然把老齡化當作危機和問題來看待，很可能將面臨無解的壓力。

今年我在與梁建章先生和毛大慶先生討論人口問題時，曾經專門寫過一篇對老齡化認識的文章，提出不要悲觀看待老齡化，更應該把它看作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最近，中信出版社準備出版英國學者琳達·格拉頓、安德魯·斯科特合著的《長壽人生》，在很多觀點上，我們都不謀而合。

當下，需要在充分了解中國社會了解的基礎之上，從社會進步和現代化發展的角度去正確看待未來老齡化。

老齡化是社會發展必然趨勢

當我們提出老齡化問題時，其實還有一個更爲積極和樂觀的認識，就是長壽時代到來。長壽時代的出現與醫學的進步、健康的生活理念、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都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因爲減少了疾病的發生，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同時使得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都有了較大提高。

與已經步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日韓相比，中國的出生時預期壽命雖然還有一定差距，但也在同步提高（見圖1、圖2）。

從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間節點來看，中國在2000年已進入輕度老齡化社會，預計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的時間爲2025年。從輕度老齡化進入中度老齡化，法國花了115年，美國是65年，德國是45年，而日韓等兩個東亞發達國家花費的時間和中國類似，日本是24年，韓國只用了18年（見表1）。除了老齡化的速度，中國與日韓的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以及經濟增長速度也基本類似。

如果看健康預期壽命，中國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只是與日本還有一定的差距，與歐洲其他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僅僅差了不到3歲，同時基本與美國持平（見表2）。

老齡化說明長壽時代的到來，意味着社會進步

20世紀上半葉，因爲長期戰亂，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約35歲，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期，才提高到不到60歲。再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達到並超過了70歲，目前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接近80歲（見圖3）。而在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均壽命已經超過了80歲（見表3），可以說，我們已經步入了長壽時代。

按照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發達國家比中國更早進入長壽時代，收入水平也更高（見表4）。而中國現在人均國民收入還不到1萬美元，也步入了長壽時代，理應可喜可賀。

可是在一些學者看來，中國現在面臨的是“未富先老”，對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是“危”而不是“機”。顯然這種判斷有些危言聳聽。原因在於，中國雖然並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人均GDP，但是公共衛生和大健康事業的發展已惠及全民，顯然對提高人均預期壽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見圖4）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即使是發達國家，老齡化和長壽時代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也是正相關的。從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老齡化率變化（見圖5），以及中國人均GDP與人均預期壽命之間的關係（見圖6），都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收入水平越低，人口的壽命越低。顯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是長壽時代最根本的動因。

老齡化使發達國家的財政不堪重負

很多國內學者研究日本老齡化問題時，把年輕人不愛生養子女，老年人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勞動，人口年齡結構趨於老化作爲重點問題提出。我在與日本、歐洲的學者和官員交流時瞭解到，其實這些發達國家政府最爲頭疼的是養老金支出佔GDP比重過高，財政投入過多，影響到了對其他年齡人口的投入，也影響了其他的社會支出。

例如，日本養老金佔財政支出的比重達到了33%，如此巨大的財政壓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考慮削減養老金支出，但由於它是選舉制國家，擔心這樣做會影響到老年人的投票。法國也試圖進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但遭到了法國社會的強烈反對。

我們看到，發達國家的養老支出佔GDP比重普遍偏高（見表5）。而中國的比重也處於上升階段，特別是在幾個超大城市。如果不及早解決這個問題，提出新的老齡化社會發展戰略，可能中國未來也會面對同樣的壓力。

雖然一些國家和地區都已基本進入了中度老齡化社會，但是在養老金支出佔GDP比重方面差異很大。法國、日本、德國的比重最高，也是老齡化最突出的國家，而英國和美國居中。而東亞地區的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養老金佔GDP比重都較低，甚至只有北京和上海的二分之一（見圖7）。由此看來，其實還是有值得借鑑的案例。

老齡化面臨就業崗位不足的矛盾

很多人談到老齡化，總是認定它會導致未來的人口危機，使得勞動力嚴重短缺。

很多人到日本，看到70多歲的老人還在工作，總是感覺不習慣，並認爲這是勞動力危機的體現。對中國來說，目前還無法像日本那樣有充足的就業崗位供年齡較大的人口實現充分就業，勞動力過剩仍是中國面臨的長期困境。

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平均每年外出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多達2000萬。但在2010年到2019年的十年間，僅新增農業轉移人口2100萬，平均每年也就200多萬人（見圖8），顯然增長速度在嚴重放緩。這說明，中國的新增就業崗位有限，同時農村還有2億的過剩勞動力尚未轉移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年齡較大人口的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從年齡結構上看，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年限大多在50歲以下。從全國來看，50歲以上的農民佔比從2008年的11.4%上升到2019年的24.6%（見圖9）。這一數據說明，中國農民工就業年齡開始上升，但是50歲以上農民工佔比仍然較低。原因在於就業崗位總量不足，經濟增長放緩對勞動力的總需求在下降。

“老齡人口”的認定應隨長壽時代到來而調整

我們正處於變革和社會進步的時代。所謂的老齡化問題，其實對應着長壽時代的到來。早在 1996 年底召開的一次關於“老年人口死亡率及其影響”的專題國際討論會上，聯合國人口專家就明確建議，將年齡在 60歲-79 歲的老年人口稱爲“年輕老人”（Younger elderly）。

隨着科技的突飛猛進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應及時調整思維慣性。在很多人的潛意識中，對“老”的認識還停留在古代的認知水平上（見圖10），這導致了一些學者的認識，以及相關的政策，都嚴重滯後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類壽命延長的現實。以至於近些年來，關於老齡化社會危機的判斷佔據了輿論的制高點。恰恰忽視了人類社會進步的最大變化，就是壽命的延長。

假如醫學進一步發展，健康水平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不斷完善，甚至生命科學取得革命性進步，那麼人類壽命還會繼續延長。難道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爲了應對未來的危機和風險嗎？難道我們所有的努力和科學突破也會因爲危機而放棄嗎？顯然歷史是不能倒退的，關鍵在於我們的思維模式需要進行根本的調整。

長壽時代到來前的經濟和社會背景

在長壽時代到來之前，中國經歷了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同的階段。

以體力勞動爲主的就業和謀生時代。生活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的人都深深地體會到，就業與體力勞動密切相關。

那個時候，無論是從事農業還是工業，幾乎任何一種勞動都是要消耗大量的體力。在這種強體力勞動的背景下，年齡與體力勞動的貢獻是掛鉤的。年齡越小，體力越強，而能做出的貢獻越大。因此，當達到一定年齡，不能付出強體力勞動的時候，也就意味着人已經步入了老年時代。

傳統工業和農業爲主導產業的時代。與體力勞動相關的產業就是傳統的工業和農業。在工業和農業沒有實現機械化和自動化的時代，最需要的是體力勞動者。回溯到改革開放前，或者改革開放後的20年，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仍然佔有較高的比重（見圖11）。

家庭勞動和社會服務需要親力親爲的時代。因爲傳統勞動的時代，也是低收入的時代。人們沒有能力實現勞動的置換。所以無論從事社會服務，還是從事家庭勞動，幾乎所有人都得親力親爲。人們沒有閒暇去從事健康的活動，畢竟要照顧家庭，承擔家務勞動。社會活動也都是集體參與的體力勞動。

在這樣的時代，勞動能力也嚴重受到年齡制約。到了一定年齡，就會成爲家庭和社會的負擔。正因如此，一部分人才會按照過去的思維方式看待老人的贍養問題。

傳宗接代思維下，供養子女過多的時代。很多人對於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耿耿於懷。在此之前，一個家庭多子女現象是非常普遍的。

我當初在工廠，有一個工人供養着4個孩子和妻子，每個月的工資只有不到40元錢。類似的情況在農村更普遍。很多家庭在最低生活水平線下，普遍營養不良，體力勞動耗費了大量的體力和精力，等把子女養大了，很多人喪失了勞動能力。當時，靠子女贍養來頤養天年，是人們的普遍想法。

而當下的時代，無法完全按照過去的方式，靠家庭和子女來完成贍養義務，當然就會被認定爲社會危機。當初多生子女就是爲了養老，而耗費精力過多則使人過早步入老齡狀態，而供養負擔可以被多個子女平攤。現在家庭的少子趨勢則造成了供養老人的壓力，也就成爲很多人擔心的重要理由。

長壽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

如今，時代已經發生了鉅變，但很多人的觀念都停留在過去，直接影響到我們對健康及長壽的認識和理解。

如今，服務業逐漸替代工業和農業，已經成爲發達國家的主導產業。伴隨着城市化進程的提高，以知識和技術爲主導的服務業取代以體力勞動爲主導的工業和農業是大趨勢。發達國家服務業增加值佔國民經濟的比重已經達到了70%-80%（見圖12）。

就中國而言，雖然總體上服務業增加值佔比剛剛超過了工業增加值佔比，但是一些城市化水平較高、人均預期壽命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的城市，服務業的比重其實已經大大超過了工業。比如，北京服務業增加值佔比超過了80%，上海不到72.7%，均遠超出工業增加值佔比，廣州、深圳、天津等城市也是如此，它正在接近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見圖13）。

體力勞動逐漸被機械化和智能化所替代。隨着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我們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社會大變革。機器和人工智能等對於體力勞動的替代，已經成爲產業發展的大趨勢。

比如，過去開山挖洞是靠人力，不僅耗費時間和人力資源，而且還具有極大的安全風險。而盾構機的出現，則替代了成百上千人的勞動，大大提高了掘進速度。正是因爲實現機械化，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纔可以達到世界領先的水平。

今天，全世界有200多萬個機器人在工作，大部分在製造業，而韓國最爲集中，每1000人就擁有50個機器人。麥肯錫預計：到2030年，全球將有多達8億人的工作崗位可能被機器人取代，相當於當今全球勞動力的五分之一。

隨着人力成本的上升，中國依靠勞動力數量取勝的傳統制造業，低端部分已經開始向東南亞轉移，而在國內則開始了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對勞動力的替代。這種不完全依賴體力勞動的產業發展趨勢，實際上也預示着，未來隨着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人們的工作壽命也在延長。

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隨着服務業的發展實現了勞動置換。隨着收入水平的增長，服務業的發展深入社會和家庭，傳統的家庭勞動很大部分已經被社會勞動所替代。

比如，互聯網的發展帶動了共享經濟。原來只能依靠自己才能完成的大部分家庭勞動，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經濟來實現。子女的優生優育，既避免了多生孩子後帶來的家庭供養負擔，也可以把有限的家庭經濟資源集中，使得孩子的素質得以提高。這不僅表現在體力勞動上，而且更多表現在家庭勞動支出轉化爲各種提升人力資源素質的支出。同時也使得家庭的生活不再爲勞動所拖累，人們參與的各種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各類社會活動，對提高預期壽命產生正面效應。

現在可以看到，很多六七十歲的人，其生活和身體狀態甚至還保持着中青年的水平。

長壽時代將帶來重大發展機遇

老齡產業發展的多元化將促進就業機會的增長。

根據英國學者安德魯和琳達所著的《長壽人生》一書中提到，自1998年以來，美國的就業人數增加了2200萬，其中有近2000萬人的年齡超過55歲，佔到90%以上。

而在中國，僅從農民工年齡結構中就可以看到，50歲以上的佔比從2008年的11.4%增加到2019年的24.6%（見圖9）。

老齡人口憑藉其豐富的經驗和智力，可以充分延長就業預期，併發揮重要的就業引領作用。中國很多城市政府制定人才認定標準時，對年齡的要求比較苛刻，其實嚴重忽視了那些有勞動技能和專業能力的60歲以上人口。他們的優勢不僅是自身的知識儲備和經驗積累，更重要的是可以培養年輕人，並起到帶動作用。在專業技能比較稀缺的領域，有些已經退休的專業人才，不僅仍在發揮餘熱，而且還是行業和專業領軍人物。比如，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以及各類科研單位，很多富有經驗的專家和學者“退而不休”，他們的工作年限可能會延長到80歲以上。

從另一個方面看，未來的健康產業和養老產業，以及與老年人消費有關的產業，都會帶動就業增長。然而，現實中適應長壽時代的一些重要就業崗位人才嚴重稀缺。

有數統計，2019年中國70歲及以上的老齡人口占比已經達到7.52 %，80歲及以上的老齡人口占比達到2.18%。預計未來養老專業護理人員需求量在1000萬左右，到目前爲止，經過培訓的還不到100萬。另有數據統計，家政養老看護服務和社區日間照料的勞動力缺口分別超過55%和70%。雖然這其中存在老年人護理行業的收入不高，直接影響到人才儲備的因素，但是也說明了，隨着長壽時代的到來，僅從就業角度來說，還有比較大的發展潛力。與此同時，老年人的消費市場在中國仍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長壽人生》一書中提及，近15年來，英國的旅行支出的大部分增長來自於65歲以上的老年人；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計算，50歲以上人羣的消費規模目前爲7.6萬億美元。中國目前處於旅遊消費高速增長期，而旅遊也被認爲是未來最有發展潛力的產業之一。但是對於絕大部分旅遊景區的經營者來說，如何解決假日、節日和週末之外的旅遊空窗期，是他們面臨的最大經營困境。老年人口退休後，有充分的閒暇和自由，打破旅遊空窗期的關鍵在於如何挖掘老年人口的消費潛力。除此之外，針對老年人的業餘愛好，社交活動等等消費，還有巨大的市場空間可以開發。

與老齡人口相關的大健康產業，更是方興未艾，其中涉及到休閒、度假和醫療康養等行業的組合，也包括爲老齡人口開發的房地產業。老齡人口希望親近大自然，這是健康產業最重要的空間選擇。而城市居民居住行爲的郊區化特點，正是滿足了這一要求，也直接關係到未來居住空間在城鄉之間的重組。在討論未來房地產發展趨勢和空間格局時，不能迴避老齡人口渴望遠離水泥森林，親近大自然，但同時需要配套各種公共服務設施的需求。僅就這一個選項來看，房地產業的發展，還有巨大的可開發空間。

中國的老齡人口當下承擔過多的家庭社會勞動。據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中國現有隨遷老人近1800萬，佔全國約2.4億流動人口的7.2%，其中專程來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年輕人羣撫養子女和大量家務勞動，大多由老人承擔。從這個角度而言，老齡人口實際上不僅僅承擔了很大一部分社會就業功能，同時也改變了人們過去對於養兒防老的認識，相當於更多的老人在撫養着家庭的第三代，而且啃老則變成突出的社會問題。

這種情況與傳統價值觀和社會發展趨勢有着直接的關係。前者是以傳宗接代爲基礎的家庭倫理觀導致的一種家庭義務的延伸，後者則是撫養子女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居高不下，不得不依賴家庭模式實現勞動置換。這其中蘊含着可通過社會服務替代勞動的巨大就業潛力，也意味着老齡和長壽人口的社會價值越來越高。

促進長壽時代和諧發展的建議

一是根據中國出生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的變化，參照聯合國有關機構的標準，重新界定老齡人口的年齡階段劃分標準。我認爲，可以以健康預期壽命作爲基本線，把老齡人口的標準從現在的60歲或65歲，提高到68歲。在此之後，可以劃分老人的不同階段。

二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既釋放了60歲-65歲人口的就業潛力，也減少了過早支付養老金的壓力。根據中國國情，可以考慮實行從半退休到全退休的過渡。例如，對於年滿65歲的人口，可以在65歲-70歲之間實行半退休制度。半退休階段和退休之後可允許自主兼業，並實行收入免稅制度。當然，這一做法的大前提是中國真正出現勞動力需求不足，而不是現在的勞動力過剩局面。

三是實行中低收入水平的養老金政策。對比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養老金支出佔GDP的比重，中國不能盲目實行高度福利化，而是可以借鑑中國香港、臺灣地區的模式。在養老金支付佔比重高的城市，嚴格限制繼續提升支出比重。對於其他城市和地區，鼓勵將養老金支出佔GDP的比重保持在3%左右。要在尊重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實行中低水平廣覆蓋的政策。

四是建立符合中華傳統文明的、由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的養老體系。如何把養老制度建設納入家庭支持計劃，或者是把老人隔代撫養的勞動換算成家庭養老金的一部分，形成政府、社會和家庭共同承擔的養老體系。

五是鼓勵各級城市政府，實施老年人的健康支持計劃。鼓勵爲老年人口舉辦各類文化培訓，加強有關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就地就近和方便的活動場所。同時強化對老年人的社區醫療服務，並增加對老年護理人員的就業培訓，提供更爲充分的老年護理人員的就業保障。各類城市要有針對性的開展特定年齡人口的文化和體育活動，豐富老齡人口的業餘文化生活。

六是制定60歲-70歲老年人才的再就業支持政策。鼓勵已經到退休年齡的各類專業人員再就業，發揮他們在專業領域的經驗和技術優勢。鼓勵這個年齡階段的專業人員，參與對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事業的支持計劃，縮小和彌補地區間公共服務人才資源的不均衡現象。並允許已經辦理退休手續的專業人員，按照市場方式參與經濟相對落後地區的各類支持項目，並按照市場的方式獲取相應報酬。

七是加大對各項老齡產業的支持政策。涉及老齡人口產業發展的用地空間要給與專項支持。旅遊行業要開展支持老齡人口旅遊的各類優惠項目，有效利用旅遊空窗期，並通過老年人家庭旅遊計劃，帶動更多人口參與休閒度假旅遊。要允許在一部分城市郊區，依託小城鎮，建設大健康產業發展空間，提供老年人與自然緊密接觸的居住場所。

八是充分發揮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作用，建立老齡人口的網絡支持計劃。需要考慮如何使老人可以更爲便捷地接受網絡服務，如何使老人通過最簡單的技能就享受智能化服務，如何使得智能和互聯網的社會應用不會成爲老年人步入社會的障礙等。可以通過網絡開展各類針對老年人興趣愛好的教育和培訓。有條件的社區可以建立老年人家庭健康監測系統，並提供相應的社區救助服務。

九是社會要提供更多能滿足老齡人口的服務和消費空間，同時還應該在相關的法律中增加相應的義務和責任，禁止消費和服務場所限制老人蔘與各種活動。例如只要有健康證明，各類體育健身場所不能限制80歲以上老人進入，各類旅遊服務機構不能限制老年人旅遊。有條件的城市，可以提供專門供老年人活動的場所，組織老齡人口開展各項活動。

從滿足老齡人口的各項社會服務，區分市場和政府的職能，按照社會發展趨勢來理解，長壽時代的到來是機會和機遇，當然其中也會存在挑戰，關鍵是我們自己的觀念是否適應了社會變化，是否適應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在觀念發生轉變之後，要解決問題可以有無數個方案，一些挑戰可能也會轉化爲機遇。

李鐵爲獨立經濟學家，徐勤賢爲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研究員，本文根據李鐵在武漢長壽時代峯會的主旨發言整理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