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懾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

——《文選》卷五〇 沈約《宋書•恩幸傳論》

劉宋孝建、泰始年間，皇帝獨握天下大權，百官形同虛設，權力從不給外人。但是，刑法、政務紛繁複雜，從常理來說，一人肯定難以兼通，於是皇帝將自己的耳聞目視之事，都歸之於親倖之臣。賞罰是爲政的關鍵，是國政的權衡，可是，出宣政令、匯納奏章之事，卻全由親倖之臣掌握，於是，士人爲了巴結、奉迎權幸之臣，爭先恐後，車跡交疊，如同輻湊。國君以爲，這些親倖之臣身份卑賤、地位低下，所掌之權不會太重，卻不知社鼠憑神廟而尊貴，狐狸借老虎而施威，親倖之臣在朝廷（外廷）無脅逼國君的疑忌，在內廷卻又有專擅權力的能力。他們的權勢能使天下傾斜，而國君卻不瞭解這一切,他們朋比爲黨，政事全靠賄賂完成。……到劉宋明帝末年，國運由盛而衰，那些邀權徼倖之徒，忌憚於皇族和外戚，欲使年幼的皇帝孤立無援，自己長久地竊取國家大權，於是他們虛構罪名，刻意製造禍端，以致於明帝諸弟、宗室諸王，都相繼遭遇殺戮。

本文是沈約《宋書•恩幸傳》的論語。恩幸之臣，主要指那些出身低微、全靠皇帝寵幸而得勢的人。從沈約記載來看，戴法興、戴明寶、徐爰、阮佃夫、壽寂之、於天寶、李道兒等，他們出身寒微，按當時的制度來說，是不可能身登高位、掌握大權的，可是，憑藉孝武帝劉駿、宋明帝劉彧的恩寵，他們或位極人臣，或手操生殺大權，顯赫一時。不過，就時人的評價而言，他們大多是千夫所指的對象，以致於被安置了一個特定的稱謂——“恩幸”。

不可否認，這些恩幸之臣，確實有其嚴重膨脹、腐朽的一面，值得批判。用沈約的話來說，就是“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即他們本身能力不足，全憑皇帝的恩威；同時，天下人對他們“方塗結軌，輻湊同奔”，都絡繹不絕地前往、拜見恩幸之臣；而且，他們攪和是非，還慫恿宋明帝劉彧大肆地、斬草除根地殺戮孝武帝劉駿的親屬和後人。這些罪過，把他們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永遠也難以洗白了。

但是，歷史地看，南朝恩幸羣體的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孝武帝劉駿有一個創舉——首設“典籤”之職。其本意是以皇帝身邊的親倖之臣出任年幼宗王的助手，輔助處理文書、辦理事務，但事實的發展是，典籤們完全承皇帝之命，不僅監督宗王、彙報情況，而且隻手遮天、爲所欲爲，有時還欺負宗王，宗王也只能忍氣吞聲。於是，典籤就成了寒人專權跋扈的典型。由此而後，恩幸王道隆、阮佃夫居然能專顧命大臣之權柄，甚至陰謀廢立皇帝，這應該是恩幸權力的頂峯。

問題是，當寒族出身的恩幸專權時，貴族子弟都幹嘛去了？他們不是向來都權力不假外人嗎？難道他們甘願被恩幸專權嗎？非也。其根本原因應是貴族子弟的腐朽無能。九品中正製爲貴族世代相續地坐擁高位提供了法理依據，但是，經歷了兩百多年發展之後，貴族子弟越來越腐朽、越來越無能，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士庶天隔的情況，導致了寒族子弟進階無門，即便他們以軍功而登高位，也還是擺脫不了被鄙視的窘境。應該說，自東晉以來的門閥政治，其腐朽特質越來越明顯。於是，功名心極強而有能力的寒族子弟，便必然地應時而起，所以，典籤、恩幸之臣的出現，其實也是南朝寒人興起的表徵，儘管這個表徵在當時被千夫所指。而當以恩幸爲代表的南朝寒人興起時，南朝社會階層的轉化時刻已經到來，世族子弟高高在上、專權專威的時代必將退出，六朝貴族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刻行將到來。

由南朝社會的士庶天隔來看，當社會階層固化時，必然意味着權力和利益分配的定向化，也意味着社會的病態。一個健全的社會，必然“明揚幽仄，唯纔是與”（沈約語），如漢代謀臣婁敬出身戍卒，宰相公孫弘在家放豬時被推爲文學，著名的軍事將領衛青出身奴隸，陳琳更是辛辣挖苦曹操之人，他們有才即用，不拘一格。這樣的社會，纔會不斷湧現優秀人才，纔會形成機會分佈廣泛、人才全面成長的生機勃勃的局面，因而會具有更爲旺盛的生命力。

（蕭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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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啄木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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