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對羊肉有着異乎尋常的愛好。在宋人看來，羊肉不僅僅意味着獨特的營養價值，某種程度上還是一種“政治正確”。

據說呂大防爲宋哲宗講述祖宗家法時說：“飲食不貴異品，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把喫羊肉提到了影響國家安定的角度上。

這是因爲在唐宋時期，羊肉是最常見的肉類。成書於宋初的古代文言紀實小說總集《太平廣記》中，涉及到唐代人喫肉的次數有107次，而其中有近半數都是喫羊，可見不僅僅是宋代，羊肉同樣是唐代的首要肉食。

不要被“半夜餓醒不喫羊肉”所欺騙

無論對國家還是社會來說，讓達官貴人們滿足於最常見的羊肉，總比去爲了喫肉宰殺耕牛或者花費巨資購買山珍野味好------這可能是趙匡胤立下這條“祖宗家法”的真正用意。

當然，從北宋後期的發展來看，趙匡胤的目的沒有達到：

雖然宋代時期民間有成規模的養羊業，在開封以北甚至有大片官營牧場專門用於養羊，但也經不住後世子孫對羊肉無限膨脹的胃口。

宋太祖時宮廷規模很小，建隆初年（960年）只有280餘人，而仁宗時代宮廷擴展到五千人以上。這樣一來肉食消費規模就十分驚人。就算宋仁宗本人晚上偶爾良心發現少喫一頓，御廚每年宰殺的羊也超過了數萬頭。

皇帝帶頭大喫大喝，文武百官自然也不會落後，於是一來二去，宋朝官民所需要的羊肉不足部分只好從鄰國進口。在北宋中後期，僅與遼國交易的河北榷場，每年都會有價值數十萬貫的羊肉貿易發生。遼國甚至可以在與宋政治關係緊張時，停止出口羊來進行威脅。

到了南宋時期，雖然當時連兩浙也都有地方養羊。但數量少，質量低，遠遠滿足不了宮廷和朝廷的需求。羊肉價格猛漲，就連低級官員的俸祿都覺得肉貴。民間風氣已經由喫羊向喫豬轉變。

進擊的豬肉

資深喫貨蘇軾不僅僅愛喫羊肉，還在養羊方面留下不少文字心得：他認爲要選取較貧瘠的草地放羊，這樣羊兒反而會細細咀嚼，更能長肉。而爲了讓肉質更加鮮美，甚至要故意驅使羊兒們每天奔山越嶺進行體育鍛煉。

方法對不對我不知道，但從他的記錄可見，在宋代養羊的方式主要是放牧。

而在明代中期後中國人口突破一億，南方適合放牧的地域實在難找。

不談放羊了，連放牛都找不到地方，在江南的某些地區，由於“寸土無閒”， 無處放牛，於是乾脆放棄了養牛，原來由耕牛作動力改由人來犁地。

明代宋應星算過這樣的一筆賬 ：

“愚見貧農之家，會計牛值與水草之資，竊盜死病之變，不若人力亦便。假如有牛者，供辦十畝，無牛用鋤，而勤者半之。既已無牛，則秋獲之後，田中無復芻牧之患。而菽、麥、麻、蔬諸種，紛紛可種。以再獲償半荒之畝，似亦相當也”。

宋應星認爲，在貧農佔有的小塊耕地上，完全可以由人力替代牛。計算養牛的成本和收益，貧農們用人力耕田更加合算，所以在人口壓力前，中國農村曾經很普及的牛羊等牲畜越來越少。

不僅僅是江南，連傳統上養羊大省陝西，在乾隆時期也出現了民間因缺乏牧地放棄養羊的現象：

楊雙山的《豳風廣義·畜牧說》卷提到“秦中人稠地狹，開墾無餘，又無湖泊水灘閒曠之土，即有其法而無其地，畜牧之道，亦難周詳而悉備。莫若取其切於日用，家家可畜，人人易牧者，力舉而行之， 則亦可馴，致富饒而無難”。

因爲豬是一種特殊的家畜，它可以關在狹小的豬圈裏飼養。飼料也不用發愁，因爲人們總會產生殘羹剩菜等生活垃圾，且豬對此全不挑食。而且豬還可以提供大田所需要的肥料。所以傳統農戶養豬，成本極低而收益極大。

清代皇室對豬肉的推崇，進一步提高了豬肉的地位：

豬肉在宋代雖然喫得也多，但往往被視爲更適於平民食用的肉食，在宮廷飲食中的比重只有羊肉的百分之一。而滿族自古就有食用豬肉的習俗，所以在乾隆五十年舉行的“千叟宴”上，皇帝本人請客，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三千名六十歲以上老人出席，而他們的菜單上有豬肉，菜鴨 ，菜雞，肘子，而羊肉卻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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