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這一句出自於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而且還是千古名句。

當年韓愈先生因爲勸告皇帝不要迷信宗教，結果被貶到了八千里之遙的潮州，這是他的悲劇，也是當時那個時代的悲哀。不過從這字裏行間，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特殊現象。似乎在電視劇裏面很多王朝喜歡把犯人，都貶謫到南方。

事實上的確如此，除了唐朝，歷史上明朝以及以前的王朝大多都喜歡將犯人流放到南方，只有清朝喜歡將犯人流放到北方。特別是明清兩朝進行對比，似乎形成了一種南北差異性，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呢？一、古代的流放

想要弄清楚這種差異性，首先得弄清楚流放的起源。據史書記載，流放刑罰是將罪犯流放到邊遠地區進行的一種懲罰行爲。一般而言，這一刑罰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但遠古時期這一刑罰還未形成體系，一直需要等到秦漢時期在逐漸形成體制。

正如《尚書》所記載：舜平有四罪之功績，分別是：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這是早期比較著名的流放刑罰。而且在《竹書紀年》中，這位傳說中的帝王后來也被流放，只不過被後人誤以爲是禪讓。可見流放之罪由來已久，歷史十分的古老。

但到了秦漢時期，流放制度被明確的定義到法律之中，而且流放人員還需要佩戴枷鎖。等到南北朝時期，這一刑罰甚至進入到了五刑體制中，是屬於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後來到了隋唐時期，正式形成了：鞭笞、刑杖，徙和流放以及死亡這五大刑法。

一般來說，流放的目的其實就是讓這些罪人飽受折磨。那時候，各地區的開發還很差勁，到處都是毒蛇猛獸以及瘴氣，因此很多人在流放之時，極有可能死在旅途中。

而且在流放之時，必須要感受着背井離鄉的折磨，所以很多詩人在流放之時會產生很多優秀的作品，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這種刑罰在古代十分恐怖。二、明清流放的差異

瞭解了這個流放制度的內涵，再來看一下明清兩代的對比。據史書記載，明朝和唐宋等一些王朝，流放的方向都是朝南方。例如，韓愈先生的潮州八千里，其實就是往南方走。還有宋代大名鼎鼎的詩人蘇軾，也是被迫流放到惠州，而惠州則是現在的廣東地區。

而且正如明史所記載，當年內閣鬥爭之中，所有戰敗者全部被迫去南京養老，可見中央高官的流放方向就是南方。除此以外，很多高級將領在犯了重罪以後，被剝奪了所有的身份，家屬以及本人都必須要去南方服役。

因此，明朝及其以前的王朝流放的方向是朝南方，這個說法是靠譜的。

那麼，清朝又是怎樣呢？

據史書記載，清朝流放犯人的方向是北方，一般來說都是流放到寧古塔地區。這一點大家看《甄嬛傳》或者清宮戲應該頗有所感，所有的罪犯一聽到流放寧古塔，都陷入了絕望之中。因爲相比較於南方區域來說，寧古塔地區苦寒之地，很多人一去都不復返。

就連《康熙王朝》中的周培公，他可是作爲高官被貶去了盛京地區，結果也依舊因爲苦寒，死在了康熙皇帝面前。那些前往寧古塔的人，自然下場更加淒涼。

除此以外，很多罪犯犯了重罪以後，被流放的方向也是朝着寧古塔地區走，更有一些人被迫去北方給太祖太宗皇帝守陵。因此清代的流放方向朝北，這也是一個規律。

那麼，爲什麼南北差異這麼大呢？是清朝的特殊癖好，還是明朝的國情不同呢？其實這一結果並非是某位皇帝的特殊愛好，而是因爲當時的格局之影響。三、差異的原因

之所以出現這麼大的差異，關鍵是從現實意義以及政治等方面考慮，總的來說大概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治意義。一般來說流放就是要懲罰罪人，而且一般來說，很多時候流放的都是一些特殊的政治犯。所以，爲了確保對於這些罪人可以懲罰，而且還不會讓他們脫離自己的掌控，就必須要把這些人流放到自己能夠掌控的區域。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假若當年建文皇帝失敗了，朱棣面對建文皇帝的那些政治罪犯，除了殺頭以外，必須要把他們流放到自己可以掌控的範圍內。所以這樣既可以懲罰他們，又可以讓他們掀不起大浪。一般來說，明代對於南方地區的掌控是遠高於北方的，而且南方地區較爲安全，所以明代朝南方流放。

而清代掌控能力更強的是在北方，且清代的龍興之地正在東三省，因此流放區域也必然朝着北方而去。所以兩者在政治選擇上，導致了南北的差異。

二是開發的目的。其實或許大家不知道，關於流放罪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現實意義，那就是利用這些罪犯去加強一些地區的開發。

早在秦始皇統治時期，爲了確保北方的開發以及南方的融合，所以秦始皇不止一次派出大批人口遷徙，其中就包括很多罪犯去往北方建城。

漢武帝時期也是如此，爲了確保霍去病的功勞不會消失，於是漢武帝派遣大量的囚徒去北方修建新的朔方城，鞏固基地。其實大明王朝和清朝也是如此。

首先從大明王朝方面來看，當時北方的開發已經非常成熟，但是南方的開發，還有待進一步的突破。別看自從唐代就已經出現比較大的經濟重心南移，但一直到明朝中葉才基本定型。

所以，爲了促進南方的開發，也爲了讓南方的稅收進一步開放，因此往往都會讓囚徒去南方工作。特別是對西南地區的開發，這些罪犯可謂是出了大力氣。就連當年的陽明先生也曾經去龍場幹活，可見當時的背景。

而在清王朝時期，清朝一直把北方當成自己的後花園，也是重中之重。因此，清朝派出大量的勞動力去北方進行開墾，就是爲了確保自己有一天萬一不慎，還能夠留下東北，繼續東山再起。

正因爲雙方考慮的不同，對明清兩方在流放犯人方面會有這麼大的差異。但從這也可以看出，關於流放犯人的選擇，這不是皇帝的個人興趣愛好，而是當時現實環境所導致的。

結語

因此，我們通過這一現象，可以更細緻的瞭解到歷史的真實性。其實歷史從來都沒有所謂的一意孤行，也沒有所謂的聰明與否，大多數時候都是受周邊環境因素的制約，所以才做出了一些決策。這些決策可能在後人看起來有聰明的有愚蠢，但不可忽略的是，所有的政策都有不得已的原因。

我們將這個歷史現象進一步散發，會發現整個中國歷史都會變得更加的清晰明朗。例如高陽先生在寫慈禧全傳的時候，就把慈禧太后等一些醉人的錯誤行爲，就用一種不得已的方式給展現了出來。

歷史上從來沒有愚蠢的人，歷史上每一個人物，除了對與錯以外，其實還有更多的不得已。當時的環境使然，讓他們必須要採取某種措施，而時過境遷之下，很有可能他們的行爲會變得格外愚蠢。但我們不應該只是單方面的嘲笑，他應該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瞭解到歷史的真實面貌。例如明清流放犯人的差異，就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點，可千萬不要帶有色眼鏡去點評古人。

參考文獻：

《竹書紀年》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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