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說荒謬的邏輯，都是各有各的荒謬，但要論荒謬到刷新三觀的，還得說歷史上的這幾條“神奇邏輯”，內容或大或小，但都值得我們在哭笑不得之後，反反覆覆回味。

一、光時亨：諸葛兄弟，分仕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肖。仍當力詩書，以無負南朝科第也。

說起以“荒謬”著稱的邏輯，1840年以前的歷史上很值得一說的，當屬明末“清流”光時亨的這句“名言”。

明末的出名畫風，就是“爛官”太多。以至於明末崇禎帝上吊時還哀嘆“諸臣誤我”。但哪怕崇禎帝嚥氣前，此時的明朝給事中光時亨，依然還是崇禎帝心中難得“靠譜”的文官。

風雨飄搖的明末政壇上，光時亨的官運，可以說“躥”得相當快：崇禎七年的時候，還只是個小知縣，沒多久就提拔進京，成了官小權力大的刑科給事中。之所以升得快，就因一獨特氣質：一身正氣。

光時亨的“正氣”，向來是走哪感染一羣人。此人平日一派正義面目，詩文也寫得好，特別是慷慨報國的主題，經常一揮筆就感染一羣人。外加他還敢罵，特別是抱緊了崇禎寵臣魏藻德的大腿後，那更是火力全開。只要魏藻德瞅誰不順眼，他立刻就正義凜然的跳出來，別管對方幹活多認真，他“火眼金睛”總能找出毛病，找着後就是一堆窮追猛打。沒幾年就打出了名頭，成了崇禎帝十分認可的“忠直之臣”。

光時亨這麼“打”了幾年，名氣越刷越高，大明王朝每況愈下的國運，也到了個十字路口上：1644年，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迫近北京，眼看北京城保不住，大明朝該向何處去？南京六部衙門倒是現成的，漕運此時也通暢，天津還有數千精兵，只要崇禎下個決心，抬個腳就能搬家遷都，大明朝再不濟，好賴也能偏安幾年。可京城的高官卻不幹，一遷都豈不是自己根兒沒了？魏藻德就是其中之一，眼看崇禎即將下決心，他又跳出來了。

然後，就是魏藻德“正氣大爆發”的時刻，不停慷慨陳詞，把反對“遷都”的正義理由擺了一堆，“忠君報國死社稷”的大道理一堆堆朝崇禎帝“砸”，把遷都上升到“不忠不孝”的高度上，還真把崇禎帝給砸感動了：不走了，朕哪裏也不走了，就留在北京城，咱們君臣一道共存亡。然後，就是李自成破城的夜晚，悲慼戚的崇禎帝帶着“諸臣誤我”的憤懣，在煤山的歪脖子樹上了此一生，算是兌現了“君王死社稷”的承諾。

可“教育”完崇禎的光時亨呢？接下來的一幕，纔是煌煌史冊裏非常生動的一課：李自成攻城時，滿嘴忠君報國的他，還嚷嚷不能死的像個普通士兵一樣，要在李自成面前展示氣節。等李自成破了城，他撒腿就投了李自成，一番逢迎拍馬後，又接着在“大順朝”做起了給事中。如此沒骨氣，這叫家裏人臉往哪擱。人家光時亨卻心安理得呢，還特意在給老家兒子的書信裏拋出這神邏輯：“諸葛兄弟，分仕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肖。仍當力詩書，以無負南朝科第也。”

崇禎不遷都，就是不忠不孝，你這邊賣身投靠，倒成了效仿諸葛亮伍子胥等先賢？這一番神邏輯，其荒謬之處，確確實實折射出了明末多少“精英”的嘴臉，按現在的說法，就是“雙標黨”。

當然，光時亨“神邏輯”了沒幾天，大順政權就垮了臺，“高官夢”破滅的光時亨，慌慌張跑回了南明，被南明政權以“力阻南遷，致先帝身殞社稷；而身先從”的罪名送上刑場，結束了這荒唐一生。這前因後果，也值得給後人提醒：信了這類“雙標式”神邏輯，那真是被忽悠死了都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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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老爺：我們做官人有七個字祕訣。哪七個字呢？叫做一緊、二慢、三罷休。

比起歷史上真實人物的“神邏輯”，一個寫在晚清小說裏看似虛構的“邏輯”，卻同樣有歷史意義：清末小說家李伯元《官場現形記》第四十回裏，馬老爺向瞿耐庵傳授“做官法門”時的“金句”——“我們做官人有七個字祕訣。哪七個字呢？叫做一緊、二慢、三罷休。”

這七個字就能當官？聽馬老爺解釋，什麼叫“一緊”？就是遇到事情，要擺出認真處置的架勢來，清朝人的話叫“老虎勢”，你看上去認真了，那就“叫人有怕”。然後是“二慢”，就是“認真”的架勢擺足，事情你得緩着辦，拖得當事人忐忑不安，當然就花錢來打點。至於“三罷休”嘛，就是別管老百姓怎麼罵娘，你就裝聽不見，收夠了錢就照規矩辦，這就是“三罷休”，說白了，就是先再糊弄，就爲撈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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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神論”，別看是小說虛構，現實基礎卻極深：這就是清末最後幾年，大清各級官員的真實寫照。所以忠義，所謂清廉爲民，對於清末的官員們來說，早已縹緲如浮雲。《官場現形記》裏馬老爺的“金句”，恰是對大清“官老爺”們的生動總結。

而以實際表現說，大清的“官老爺”們，那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撈錢”的成功更是十分驕人：以清末御史胡家玉的盤點，江西地區的知縣們，每年僅僅從“土地稅”“實物稅”這兩樣稅收裏，就可以颳走一萬八千兩白銀，是晚清知縣“年薪”的近十倍。《清俾類鈔》記載，浙江山陰縣人蔣淵如帶着五個朋友“湊錢捐知縣”，買到後五人密切配合，一年竟撈了二十萬兩白銀，雖然最後狼狽罷官，可銀子賺到手了。

作爲“親民官”的知縣們，經過這“七字祕訣”，都活活變成了吸血蛀蟲。

知縣們如此，高官們何嘗不是如此？慈禧的“實在親戚”協辦大學士桂良，去永定河視察一趟工程，收錢就收的盆滿鉢滿。他的親孫子麟趾，只不過跟在桂良屁股後面湊個熱鬧，一趟就收了三萬兩白銀的賄賂。治河如此，採購自然也如此，官員李鳳苞出國採購軍火，三百萬的採購款，他“一緊二慢三罷休”，前後就侵吞了六十多萬兩白銀。甲午戰爭戰場上，前方被人暴揍，後方物資輸送，卻還要給經辦官員“糧臺報銷費八萬兩”好處。這時候還在敲金分肥，難怪會被揍得慘。

於是，到了辛亥革命爆發時，京城裏那些“親貴中之富有者”，第一反應不是爲國平亂，而是慌忙把自家“撈來”的錢財存入租界內外國銀行，好些人還因爲不懂手續，被外國銀行裏的中國買辦們黑喫黑，活活騙走了家財。在晚清生活多年的英國記者莫理循，還給清末高官們算了筆賬：清朝幾個高官的非法所得，竟“足以代替外國貸款”——他們少貪點，大清朝也許就不用背這麼多債了。

以這“神邏輯”說，這大清哪裏是被革命黨打死的，又哪裏是被袁世凱忽悠死的，分明自己“貪”死的。

三、張學良：但我下令，絕對不許反抗，任你搗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搗蛋、找藉口，老子就是不讓你有藉口，當時都是這樣的思路。

說過了明末晚清，就再說說民國史上，那一場痛徹心扉的國恥：1931年918事變。那個槍炮呼嘯的夜晚，一萬多關東軍就敢悍然發起攻擊，數十萬東北軍卻在“不抵抗”命令下束手束腳，幾乎是被日本人拿着刺刀趕出東北。甚至有的東北軍被下令“不許開槍，躺在牀上挺着死”。然後就一動不動被日寇活活挑死在牀上。可憐富饒的東北大地，就此陷入了日軍鐵蹄下，三千萬東三省同胞更從此經歷了十四年黑暗的歲月。

而親自下達不抵抗命令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少帥”張學良，當時到底是怎麼想的呢？幾十年後，年邁的張學良面對學者唐德剛，也道出了他那一刻的考慮，一是“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張學良）下的”，那爲什麼要下這個命令呢？老年張學良振振有詞，拋出了這段看上去難以理解的神論：“但我下令，絕對不許反抗，任你搗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搗蛋、找藉口，老子就是不讓你有藉口，當時都是這樣的思路。”

在張學良看來，日本不懷好意，不是一天兩天，但一旦開戰，後果會不堪設想。那怎麼能消除日本人的侵略野心，那咱們就不抵抗嘛！而且當時地球上不還有“國際聯盟”嘛，我們就算喫點虧受點罪，還有“國際聯盟”能主持公道呢，就如張學良的另一句原話：“我也判斷，這樣幹（918事變）對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這樣做法，你在世界上怎麼交代？”

可以說，對世界不切實際的幻想，對日本侵略者的幻想，造就了那時張學良荒唐邏輯下，一貫的不抵抗思路，終於讓東三省國土，翻開了二十世紀苦難的一頁。

但即使到晚年，對這個錯，張學良依然堅持認爲，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錯，因爲“我們歷史上都是採用這個辦法啊！”確實，雖然張學良澄清說，“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可作爲當時“國民政府”掌舵人的蔣介石，又何嘗不是這個邏輯？918事變之前，1928年濟南慘案時，面對日軍的刺刀，蔣介石及其麾下的“精英”“名將”們，除了壯烈殉國的蔡公時等少數英雄外，都是“不抵抗依舊”，幹看着日軍屠戮濟南同胞。在“不抵抗”這個荒唐邏輯上，他與張學良，真算是“哥倆”。

災難深重的中國，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刺刀，也就這樣被“不抵抗”的荒唐政策拖累，付出了太多太多不該有的犧牲。張學良的老部下，打響抗日第一槍的王鐵漢，在抗戰勝利後依然流淚追問：“正是這一放棄，日本人進了中國，十四年間殺了我們那麼多同胞！慘不慘？”

這一句話，足以把那些“絕對不許反抗”的論調，打臉啪啪。

時光荏苒，當年的血火歲月已是過去。但是張學良的“神邏輯”，依然值得後人自省：無論當年還是今天，世界沒變，依然是那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只是中國不再是當年那個不抵抗的中國。面對尊嚴，面對國家利益，那類“不抵抗可以換和平”的論調，無論哪個時代，都是對國家民族的犯罪。

參考資料：《明史》、《甲申傳信錄》、馬平安《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李文珊《晚清官吏腐敗問題研究》、唐德剛，王書君《張學良世紀傳奇》、曹汝霖《一生之回憶》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