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需要科舉這一制度，主要還是出於籠絡士階層的目的。

士階層，也就是讀書人，這一階層普遍經濟條件相對不錯，至少一般普通農民強，所以他們有能力供養子弟脫產學習，參加科舉考試，藉此光耀門楣，躋身統治階層上層。所以說，除了一些官宦人家之外，士階層普遍屬於統治階層之中的中下級。

統治階層通過科舉籠絡他們，給予他們讀書做官的通道，即便沒有達成做官的目的，只要獲得一定級別的功名，就可以擁有超然於普通百姓之外的特權，如免稅、司法豁免等權力。通過這些特權，士階層成爲廣大普通百姓眼中的精英階層，對他們擁有天然的權威。

簡單來說，利用科舉制，統治階層與士大夫分享權力，同樣也分擔了責任。統治階層通過士階層建立了一個穩固的基層既得利益集團，利用他們去治理官僚機構難以延伸的廣大基層地區，保證了中央集權的凝聚力和政權的穩定性。

由此可見，清朝廢除科舉制，這簡直是在自斷手足。

在晚清，清廷的中央集權已經不穩固了。爲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清廷不得已將權力下放到地方，大量科舉制下的低級別士人由此獲得了帶兵和入幕的機會。他們憑藉着這一機會建功立業，進而打破階層壁壘，躋身統治階層中上層。

這種情形被稱爲晚清的“士人武化”現象。

士人武化現象其實一直貫穿於晚清，因爲地方勢力要應對中央權力的反撲，只能選擇與清廷去搶人才，進而強大自己，讓中央權力的反撲無功而返。

而搶人大戰的核心顯然是籠絡士階層。

所以我們看，無論是曾國藩、李鴻章還是袁世凱，晚清時期地方督撫們的幕府中總是有大量士人加盟，爲他們出謀劃策。他們之中有一些人只擁有較低的科舉功名，不足以成爲官員，卻因爲其出衆的能力和才華爲地方督撫所看重，並在走了他們的門路之後，也成爲了主政一方的官員。

但就在這生死存亡的時刻，科舉制作爲清廷賴以籠絡士人的制度基礎，卻被清廷自己廢除了。他們一輩子埋首故紙堆，只爲一朝得中，鯉魚躍龍門，卻發現龍門早已不在，更沒能力另起爐竈專攻洋務，最後落了個百無一用，能不仇恨清廷嗎？在面對辛亥年的鉅變時，他們本能的反應至少是袖手旁觀。

如果清廷能夠儘早廢除科舉，並推行其他替代性制度，並與資產階級分享權力，分擔責任，可能清廷這艘破船還能維持。但1905年才廢除科舉，顯然有點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