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之树.钢铸之花一一革命作家丘东平传奇

李迅（广东报告文学作家）

血是红的

血是热的

当丘东平以红色少年的英姿

投身海陆丰的革命风暴时

以敏锐的目光捕捉云涌星驰的剧变

他的血是红的

当丘东平以进步青年的锐气

融入左翼作家联盟的方阵时

以敏感的心灵触摸笔下的勇士

他的血是热的

当丘东平以随军作家的神韵

跃动在苏北抗战最前线时

以青春的火炬照亮动人的乐章

他的血是红的

丘东平的血是红的

丘东平的血是热的

——题记

在我承接广东省作家协会下达的创作任务——创作长篇纪实文学《赤血——丘东平的战火青春》之前，我对丘东平这位粤籍左联作家知之不多，直到我通读完《丘东平作品全集》、《丘东产研究资料》（均系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才真正地了解到丘东平是怎样一位作家，他的文学地位在哪里？

可以说，赤血是丘东平人生的底色，而他的青春是由战地之火和文学之火所构成。丘东平是我国现代军事文学的开拓者，是有着红色情怀的革命作家。他历经了海陆丰苏维埃的“红色风暴”、亲临松沪抗战最前线；他以左翼作家的身份，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他随叶挺将军参加新四军，以一腔热血和全部生命，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他指挥华中鲁艺的师生突破日军布下的重围而壮烈牺牲，用生命书写了人生最美丽的诗篇。

牺牲，成了丘东平人生的休止符；

牺牲，也是丘东平作品的主题词。

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上的左联作家，一般是先进行文学创作，然后投身革命运动，那么，丘东平却是先进行革命运动，然后才进行文学创作。这种唯物主义的逻辑关系，在丘东平的人生历程中，得到了丰满而又激情的演绎，红色的情怀和战争的铁血成为了回响在他作品之中的主旋律……

南粤的冬至，我嗅着腥咸而又扑面而来的习习海风，顶初冬的寒意，来到了粤东的汕尾和海丰；在海丰陇梅镇的马福兰村，是一条有着独特闽南建筑风格的古老围村，丘东平的故居坐落在这里，我们一行深情地献上一束鲜花。这是洒着晨露的鲜花，散发着馥郁，也承载着我们对这位革命作家、新四军英雄的无限敬意。是的，在“农运大王”彭湃当年行走过的红色土地上，如今奇花争艳、古风飘香……

走进丘东平的故居，让我们再看看丘东平仅存的两张遗照吧。

一张是丘东平穿西装，打领带，脸庞清秀，神态安然，浓眉之下是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我这次参观丘东平故居才知道，这张照片其实是从丘东平与祖母的合影中剪裁下来的。原照里，祖母坐在一把木椅上，而作为孙辈的丘东平侍立一旁，有点拘谨。那时的丘东平大约还在上中学阶段，因而身上满是灼人的朝气，也不乏不谙世事的稚嫩。

另一张照片上的丘东平，无疑是从军之照。他穿的是制式军装，没有戴帽子，头发凌乱，飞扬起某种不羁，然而目光仍闪烁着机敏、睿智，透出了无比的坚定和成熟。他满脸是严肃的神情，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书案上——在我的感觉中，这定格于瞬间的丘东平，仿佛正要为皖南事变这一历史惨剧而拍案而起……

面对照片里的丘东平，令人想起陈毅、郭沫若、胡风等前辈、大师们给丘东平描画的人物肖象：

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离开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为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或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旦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以弥补。

——陈毅

身子过分地对于空间表示了占有欲的淡薄。脸色在南国人所固有的冲淡了的可可茶之外，漾着些丹柠檬的忧郁味。假使没有那副颤动着的浓眉，没有那对孩子般的恺悌在青年的情热中燃烧着的眼睛，我会疑他是三十以上的人。

东平不仅有一副浓厚的眉毛，也还有一双慈和而有热情的眼睛。

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

——郭沫若

他背靠着窗台，两手插在料子很好的大衣口袋子里，个子瘦小，头发直矗着，两眼炯炯有光。他衣着大不如从前了，也没有了那种轻蔑人的咯咯咯的笑声，但却不是消沉，而是显得更镇定……连声音都是放低了的。

——胡风

丘东平一行辗转于战斗之中，不屈不挠地为崇高理想而奋斗到底。……他忠于生活，忠于艺术，忠于革命，他的死为抗战以来的文艺、文学上的最大损失。 ——欧阳山

东平，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类的天才，一个行将日见光大的智慧的火，一个身背着民族解放的重负，在前线与民族敌人搏斗了三、四年的战士的战死，与这些熙来攘往的人们，更是毫不相干。好像你不曾存在过，好像你的存在不曾给与他们任何补益；好像你现在也不曾死去，好像你的死去于他们也并无任何损害：不欣幸有你，也不惋惜没有你，正像五年前的他们，不曾欣幸与惋惜那另一个伟大的人一样。

——聂绀弩

个子瘦小，一双浓眉，头发耸起，偶尔发出轻蔑的笑声……这就是作家们笔下的丘东平，只有这些独特的人物细节，才构成了有别于他人的迷人风采和高尚人格。

让我们追溯丘东平闪烁勇者无敌、智者之光的运行轨迹、人物背影吧，让人在这里解读到从凡人到英雄、从文人到先驱的生命密码……

1910年5月16日，丘东平诞生在海丰县梅陇镇马福兰村古老的祖屋。他七岁入村中私塾读书，十岁由父亲送往梅陇瓣香小学，十二岁时转入水口毓英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4年后，他考入海丰县陆安师范，接受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化的润泽，参与进步文学社团的各项活动。随着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高潮迭起，他很快成为海丰学联的积极分子，并投身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之中，任海丰农民自卫军文书。在农军，他结识了黄埔军校的年轻教官聂绀弩，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

1925年，丘东平参加海丰党委干部训练班学习，离开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寒窗生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之中。一次，敌人围住一个村子，丘东平急中生智，往光溜溜的身体乱涂泥巴，趴在一头大水牛的背上，成功地躲过敌人的追捕。17岁那年，丘东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海陆丰地委组织部长郑志云的秘书。1927年，红色少年丘东平在海陆丰大地上见证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在革命烽火中，丘东平参加了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成为了《海丰青年》的编辑。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他又被推荐为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的秘书。他处于红色风暴的中心地带，培养了他纵览全局、视野开阔的思维方式，也为他日后推出一系列红色作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27年底，工农赤卫队和红二师在海丰县对来犯之敌展开一场殊死之战。几年以后，丘东平在香港，写出了小说《红花地之守御》，将优秀的农军指挥员杨望以“英雄的壮举”写进了这篇小说。

1928年孟秋，敌人清剿马福兰村，抢走了丘东平家十多担谷子，对其父威迫利诱，勒令交出丘东平及其参加革命的五哥丘汝珍。此期间，丘东平就躲在马福兰村外的草垛里，靠着大嫂给他送饭，熬过了孤独而又焦躁的30个日日夜夜。

192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丘东平打扮成“童养媳”，乘渔船逃往香港。自始，丘乐平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开始了革命文学创作，投身到抗战前线，参加新四军，直到魂归天国，再也没有回到海丰故居。

许多人知道，海陆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主要原因是因为“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榨所致。丘东平家境宽裕，衣食无忧，为何还要投身革命？此中缘由只能归之于历史大潮涌动下的理想召唤与信仰追求。海陆丰地处南海之滨，比邻港澳，面朝海外，当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来临之际，它无疑得风气之先。早在读陆安师范时，丘东平就开始接受进步文化的熏陶，并很快步入那个时代的思想前沿，成了革命的先锋分子。

丘东平的父母在马福兰村种地，兼营货郎担生意，日子过得富裕、安逸。由于丘东平和五哥都是共产党员，曾参加海陆丰的三次武装起义，是反动当局通缉的对象，才导致全家被迫出走，到香港深水埗开凉果杂货店。丘东平在香港以做苦工谋生，后转到《救世报》《中和日报》当校对员，参加香港第一个新文学团体“岛上社”的活动。随后，他在香港创办了《新亚细亚月刊》，继续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丘东平在上海发起“抗日同盟”组织，宣传抗日救亡。与好友陈振枢带领七弟丘俊，直奔江西南昌，找到了当时在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当参谋长的二哥丘国珍，并通过其与翁照垣旅长的上下级关系，在广大军官中发起抗日签名，写下血书，奔赴前线。

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大战打响，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迎头痛击日本侵略者，取得鼓舞人心的胜利。丘东平在战场上奔跑宣传，鼓舞士气，并积极出版《血潮》报，成为全国最早的一份抗日战地报纸。日军进攻上海闸北，丘东平和二哥丘国珍、五哥丘汝珍、七弟丘俊等，与十九路军的将士们一道，依仗坚固的工事，迎击凶焰咄咄的日寇，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在松沪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丘东平与自己的兄弟身着戎装，豪气干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战地记忆。

1933年，五哥丘汝珍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福建省人民政府组建工作，在厦门鼓浪屿遇害，年仅23岁，留下了妻子吴笑和年幼的女儿。也许是早有预感，丘汝珍在牺牲前，就嘱咐过丘东平，如自己一旦不测，就要六弟负起照顾其妻、女的责任。就这样，丘东平接受了吴笑，由同情转为爱恋。

同年，丘东平参加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先后发表《通信员》《沉郁的梅冷城》《红花地之守御》《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叶挺印象记》等反映海陆丰革命运动和淞沪抗战的短篇小说，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赞扬。丘东平以鲜活、真切、感性的文字感染读者，给左翼文坛吹进一股带有铁血味道的“革命之风”，是当时被称为最出色的“新时代”作家。

1934年，丘东平告诉时任周恩来秘书的吴奚如：是高尔基“唤起了我的理想和力量”。翌年，他又在致函郭沫若时明言：“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这样的精神图谱今天看来，显得十分驳杂，甚至“难圆其说”，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这种表述可以理解为兼收并蓄，探索磨砺，表达了丘东平那一代人曲折的心路历程。而其中绾结民众、底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悲悯、公平、刚毅、勇敢与强悍，始终是主色调和主旋律。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植根现实、源于真理的精神力量，引领和驱使丘东平及一些有产阶级的革命者，最终跨越自身与自家利益的藩篱，加入了为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中去，投身到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冲锋陷阵的战斗行列。这段时间，丘东平以革命者的大义大勇，秉笔书写家国情怀，创作出版一批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丘东平以作家的身份再次来到上海时，鲁迅、周扬、夏衍、胡风等著名左翼作家成为了他的铮友，他在左翼作家联盟中，倾一腔热血，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先后创作发表了十数篇内容反映海陆丰农运和苏维埃斗争的小说，引起了上海文坛的关注，受到周扬的肯定，后来被鲁迅、茅盾等编入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草鞋脚》。

丘东平自小性格张扬，且在逆境和危厄之中养成刚直不阿、宁肯玉碎的屈强性格。1935年8月，丘东平在《大公报》上发表短篇小说《沉郁的梅冷城》，并寄给郭沫若，要他给予详细批评。郭沫若阅读一遍《沉郁的梅冷城》，评价说：“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因忙于译书，郭沫若只给一封简单的明信片，说他的作品“别致”。丘东平接信后很生气，要郭沫若把作品还给他，并说假如写那样简单的话，以后不好再给作品给他看了。同年9月初，郭沫若没有及时寄还作品，丘东平寄一张明信片给郭沫若：“焚香三拜请，请你老先生把我的小说寄还吧。”

可以说，丘东平的性格中有一些矛盾龃龉或相反相成的东西。这一点可以在史实的夹缝里得到印证——丘东平不赞同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观点，便以实名参加商榷，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和鲁迅的卓越，则毅然佩戴“导师丧失”的袖标，加入痛悼鲁迅的游行队伍之中。

在一个满天星星的晚上，丘东平躺在床上，脑海里总是浮现一位美丽而又善良女性的容貌：自己曾卧病在床，得到吴笑的悉心护理，在相濡以沫中萌生爱情。为了挽救一个破碎的家庭，丘东平以左联作家的果敢和武断，冲破了沿袭千年的世俗藩篱，与嫂子吴笑毅然成婚。然而，按照中国传统伦理，也是有违常理的。丘东平的父亲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睦的家庭产生了裂痕。为了多赚稿费，丘东平战斗不休，笔耕不止，盼望能改善吴笑的困窘生活。丘东平遂写信给胡风：“我急于出集大半是为了钱的缘故，我的老五（指吴笑）苦得要命”。

不久，他受中央特科的委派，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明治大学深造，并参加“左联”在东京的分支机构，成为东京“左联”的重要负责人。好友胡风劝他放弃算了，话不投机，他当即反唇相讥。待丘东平真正了解了胡风，不仅在思想和创作上与之推心置腹，而且连自己生活上的烦恼与苦闷，都坦诚相告，不加隐瞒。然而，丘东平还没等拿到毕业证书，就匆匆回国，其时，中央特科处于更加隐蔽、更加残酷的地下斗争。丘东平离开了上海，前往武汉。此期间，丘东平意外遇见从前线受伤下来的丘俊弟弟，百感交集，以七弟的事迹写就了战地报告文学《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37年仲秋，丘东平亲历了一场血肉横飞的中日之战，并创作中篇小说《给予者》。欧阳山很快完成《抗战的意志》——《给予者》序：“上海八一三抗战发动以后，我们觉得文学者应该毫不犹豫地参加全国民众总动员”，“为了担当最后一击的民族解放的重大任务，我们五个人贡献了我们最周密的观察和最完善的思索来创造了给予者底灵魂黄伯群。我们底观察和思索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底热情却无限。尤其最令人感到光明和幸福的是把我们的人物黄伯群当做胎儿怀在腹中的执笔者东平那种热情底感情。”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丘东平随叶挺将军参加了新四军，并获准在战地服务团工作，不久便随着粟裕为支队长的先遣支队挺进敌后，奔赴苏南战场，一切艰苦险恶置之度外，并表示“能够不死，那就有更伟大材料写小说。”这段时间，丘东平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和熟练的艺术技巧，写出了《把三八枪夺过来》《截击》《王陵岗的小战斗》等多篇战地报告文学，且受到叶挺、陈毅、粟裕等新四军领导人的重视和赞扬。这些文章所取得的成就，被后来的新闻史研究者称为“中国军事报告文学的鼻祖”。

1938年4月27日晚上，陈毅和先遣支队支队长粟裕商量，认为丘东平是优秀的小说家，是民族的光芒，不必轻于牺牲，决定把丘东平留了下来。丘东平表示说，我不仅是小说家，更是一位新四军战士，应该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于是，丘东平作为先遣支队的成员，从皖南潜口出发，突破了日军数道封锁线，进入江南战场。不久，丘东平满怀激情，写出报告文学《向敌人的腹背进军》，他说：“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对于祖国的忠诚和虔诚，在这个时候，我独自沉默下来了，在这献身于战斗的神圣的大道上，我微笑地、愉快地独自昂头挺胸地走起了规规矩矩的正步。”

1938年7月下旬，新四军一支队像利剑般插进苏南敌后，由于丘东平曾为中央特科工作过，陈毅将他从先遣支队调到一支队政治部担任敌工科长，并兼任陈毅的外事秘书。事后，陈毅拍电报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小说家丘东平在工作上有着非常的进步，他更加接近了人民和战士，曾要求恢复布尔什维克的党籍。

1939年2月8日晚上，丘东平参与了拔掉京杭国道上的日军据点的战斗，他像战士一样沉着和老练，将许多细节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丘东平毫不生疏地融进了新四军的战斗集体里，和将士们饱经战火洗礼，由此对作品的把握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如。这期间，他写出报告文学《东湾——日本据点的毁灭》等一系列战地通讯。

战事频繁，写作的材料一天比一天丰富多彩，丘东平急不可待，盘腿端坐，将手枪横搁在腿上，笔尖在本子里嚓嚓嚓地书写着那激情燃烧的岁月……6天以后，丘东平参加向延陵日军发起凌厉进攻的战斗。作为新四军的一员，奔赴前线战斗才是战士的天职，然而一旦进入战争环境和紧张的节奏，他又发现“材料、故事，一天多似一天”，但“生活太流动了，而创作总是切求着安静”。在丘东平看来，战斗与写作的矛盾让他感到无比焦虑……

作为作家，丘东平有虚心好学、反求诸己、渴望进步的一面，为此，他主动向名家和朋友讨教，注意倾听他们对自己作品的意见；但也有孤傲偏执、简单率性的一面，对于那些他认为是小视了自己的文学天分、或者压制他创作才能的人，竟然直接寄上写有斥责乃至脏话的信件……当然，这些举动和细节，并没有造成丘东平人格的扭曲和精神分裂，相反让人们愈发感受到一个在复杂环境中不断成长变化、一向立体多面、分明迥异他人的丘东平的多彩人生、立体人格。

三十而立的丘东平，总是挺立着迈开自己的步子，瘦小的身子裹着棉布灰军装，他不喜欢戴帽子，头发依然凌乱地矗立着，像一只无所畏惧的“刺猬”，释放着自己光和热的能量。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一双炯炯锐目上的浓眉变得稀疏了，然而他的举止却透露出机敏、大度和成熟，不会因一丁点“不愉快”就和别人争个“你死我活”。

一个优秀的新四军政工干部活跃在苏北的战地上，用笔写下了战火燃烧的激情、写下了战火燃烧过后的理性。

1940年7月，陈毅率领江南指挥部及所属主力北渡长江，挺进苏中地区。丘东平随军北上。3个月后，在炮声隆隆中，丘东平在硝烟中闪现着矫健的身影，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在战火中用他那略显高亢的嗓音仰天高歌和呐喊！

1940年11月，丘东平随陈毅、粟裕进驻苏北重镇盐城，奉命筹建鲁迅艺术学校华中分院，由华中局书记刘小奇兼任院长，丘东平任教导主任，兼文学系教授，负责主持全面工作。1941年3月16日，丘东平组织鲁艺实验剧团在新兵团成立大会上进行慰问演出。演出前一天，鲁艺实验剧团排练独幕话剧《一个打十个》。扮演新四军战士的演员一时疏忽，子弹上了枪膛，两位演员战士不幸中弹牺牲。丘东平颇为悲恸，把两位演员的遗体安葬在盐河边上，并为其书写墓碑铭文。1941年6月，丘东平开笔进行长篇小说《茅山下》的创作。这是丘东平《茅山下》的开篇之诗，“自由”、“血的代价”奠定了作品的创作基调：

莫回顾你脚下的黑影，

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

谁爱自由，

谁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

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上下。

7月中旬，日寇开始进犯盐城，他拧紧了钢笔的帽盖，抽出了腰中的手枪。7月23日晚，丘东平率领学员从盐城东北向西南一带移动。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的苏北建湖县，他以师长的成熟和大哥的沉稳，安抚了学生们不安、焦躁的情绪。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1941年7月底，日寇进攻新四军军部和苏北新四军主力。在鲁艺华中分院师生疏散的动员会上，丘东平对大家说：“共产党员要起骨干和模范带头作用，万一遇到严重的敌情时，要沉着、勇敢，决不动摇，要和敌人殊死的搏斗！”临行前，丘东平把一匹马留给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让他随军部转战，令新四军的激昂战歌，萦绕在苏北大地……

1941年7月24日凌晨，丘东平率领这支毫无战斗经验的学生队伍进行转移，到达宿营地——北秦庄，却遭遇日军一支精锐部队的猛然袭击。丘东平镇定自若，指挥、掩护师生突围，将危险留给自己。在战斗中，立在桥头的他，不幸被日军狙击手的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1岁。就这样，一位革命作家、一位民族英雄，以壮烈和牺牲构成了一部沉雄浑厚的赤血之作，名垂青史！

1964年5月，丘东平的挚友、文坛大家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因对过去曾经战斗过的海丰怀有刻骨铭心的感情，以及对老朋友丘东平的眷念之情，千里迢迢地南下海丰，来到马福兰村拜访丘东平故居，探望丘东平年迈的母亲。回到北京后，他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访丘东平烈士故居》一诗：

英雄树下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菜莱。难兄难弟此茅屋，成龙成虎各风雷。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老母八旬披白发，默迎儿子故人来。任是尸山血海行，中华儿女志干城。哀兵必胜古兵法，时日偕亡今日程。游击战中遭遇战，一书生死万民生。人间换后江山美，百丈碑刊勇者名。小仲谋追大仲谋，有人倚闾几阳秋。壮哉野泽三春草，赌掉乾坤两颗头。此日登堂才拜母，他生横海再同舟。范张鸡黍存悲殁，蘸笔南溟画虎丘。

1987年，在身为作家、时任海丰县政协副主席的杨永关心下，以县政协文史办的名义，聘请福建画家邱贵峰在故居内装裱国内名家送馆书画，自此将故居改名为丘东平纪念馆。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黄景忠，长期从事潮汕新文学研究，他曾合作《“左联”潮汕作家群研究》一书。他写道：“丘东平的文学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被低估了的。”黄景忠表示，丘东平善于把五四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与左翼文学中的英雄主义结合起来，这赋予了他文学创作独特的审美品格，他的作品《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是早期抗战文学不可多得的佳作。黄景忠认为，丘东平开启了“体验式的现实主义”。

在海丰县城五坡岭的文天祥公园里，矗立着八位革命先烈和文化名人的塑像，腰盘佩枪、手握钢笔的东平坐像亦在其间。此时此景，在丘东平塑像前徘徊良久，不禁令人的脑海里，萦绕着丘东平长篇小说《茅山下》的开篇诗句。

时至今日，丘东平等无数革命先驱用鲜血浇灌的自由和胜利之花，早已开遍神州大地。先烈们的遗志和梦想在新世纪的阳光下，正化为绚丽无比的图画……

时光转到二十一世纪，丘东平故居成为红色文化的景点，每逢节假日是游客聚集之地。不久前，笔者在海丰红宫看到，前来游览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有来自深圳企业的，有来自广州自驾游团体的，也有来自海陆丰各地的户外活动志愿人士。游客们或瞻仰烈士遗物，或拍照留念，或聆听革命事迹讲解。他们被丘东平烈士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和精神财富所深深吸引，同时对海丰县革命文物的修缮和保护表示称赞。来自深圳某企业的黄先生参观后对丘东平烈士的革命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丘东平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革命家，他的人生历程证明了这一点。”海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小劲对笔者说：“近十年来，我县大力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旅游品牌。而丘东平故居无疑是一张闪亮的红色旅游品牌、一处声名远播的英雄故里。”

红色故里成为红色旅游品牌，这是地方政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惠忆之举”。然而，作为一位英雄的出生地、成长地，当然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诸种因素，成为英雄成长的诱因。

事实上，丘东平是一位勤奋于笔耕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驰骋疆场的战士。他创作的一批摹写和反映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十九路军抗日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主持华中文协工作期间采写的一系列战地报告文学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丘东平的作品有着悲壮悲愤、慷慨正义的时代气息，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人性与战争，给人留下震颤心灵的思考和启示；他的作品承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锐气，以沉实而精妙的语言和构思，拓展了“五四”文学传统的疆域；他的作品紧紧伴着民族的苦痛挣扎，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他在小说创作上锐意开拓和创新，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