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爲 正和島總編輯

來源：正和島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詩經·秦風·無衣》

《大秦賦》終於畫上句號。

這是改頭換面後的“大秦帝國”系列的第四部。

孫皓暉寫這部小說用了15年，曲江文投拍攝系列電視劇又用了14年，凝聚當代“秦人”無量心血、寄託無數書迷劇迷殷殷期盼的鴻篇鉅製，人們期待它的結局是宏偉壯麗的。不料，它確實成了“一襲華美的袍子”，只是上面“爬滿了蝨子”。

這部劇槽點甚多，亮點自然也有。《大秦賦》裏，幾代秦王一意東出、掃滅六國、天下凝一的雄心與遠志依然展現無遺。從周王牧馬人到穆公墊強秦之基，從孝公變法圖強到秦惠文王北掃義渠西平巴蜀，從昭襄王遷九鼎於咸陽再到嬴政終於一統天下又二世而亡，秦國的理想與奮鬥是一首激盪人心的史詩，而秦國從艱難創業、邁向巔峯再到迅疾崩潰，又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感嘆號。

圖源：《大秦賦》劇照

《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始終認爲，秦時是中華民族戰鬥力、創造力的高峯，是中華精神、華夏文明之正源。“於後世千秋萬代，每一戶人家的窗臺，我大秦的明月，必朗照之。”

《大秦帝國》裏，秦惠文王嬴駟在如水月光下，吟出這段心聲，其情其景是何等蒼涼豪邁。“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當雄渾激越的《秦風》唱起，千載而下，猶能感受到人性於危難中的溫熱。

歷史是一條河，逝者如斯，不捨晝夜。

站在岸邊打望這條長河，有時會有一些不同尋常的發現。

01、歷史中“隱祕的角落”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春秋戰國，羣雄逐鹿，問鼎中原，是中國史上的首次權力大紛爭與思想大活躍。

後世稱“春秋無義戰”。這是赤裸裸的武力、陰謀與權力的競技，宋襄公堅持舊禮，不半渡而擊，成爲數千年的笑話。魯國奉周公，行周禮，孔子甚而常“夢周公”，動不動就評價別人“禮也”“非禮也”。

然而，事實卻是，魯國的政變是各國中最爲密集的之一，血淋淋的弒君、屠殺比比皆是。司馬遷梳理魯國曆史後，忍不住感慨“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魯國人看起來斯文禮貌，爲何行爲如此粗野暴戾啊？

正是秦，作了紛亂的終結者。

秦國的強大，奠基於商鞅變法。商鞅以法家思想做系統性制度創新，以戰功制、軍爵制打破了底層向上湧動的天花板。由此，掃滅六合，一匡天下。核心成因，卻正是以頂層設計滿足了平民渴望：在其時，下層人士只要奮勇殺敵，戰功赫赫，一樣可以出人頭地，耀武揚威。

但秦國的強國之路真正的肇始卻在穆公之時。在張宏傑的《簡讀中國史》中記載有一段對話，一場秦穆公和西戎使者由余的對話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指導思想。

秦穆公問：“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中原國家有詩書禮樂，現在尚且亂成一鍋粥，你們西戎，沒有什麼文化治理起來是不是更難啊？u

由余本是晉人之後，因爲投身於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遊牧文化的區別。由余笑着回答道：“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在由余看來，詩書禮樂正是中原國家混亂的原因。因爲中原文化發展的規律是國家富強後統治者必然驕奢淫逸，下層則以禮義的標準來要求上層，導致國家上層和下層分裂，造成內亂。

而草原民族文化則不然。草原地區物質文化不發達，貧富差距也不大，他們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能喫苦，以絕對服從爲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團結。

一番話讓秦穆公如夢初醒，深以爲然，遂聘由余爲賓客。從此之後，秦國的文化理念、發展思路發生了大幅改變，和西戎融合，向其多有吸收、借鑑，其後國力也爲之一振。陳寅恪說，“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草原文化與法家文化的內外合流，造就了大秦帝國的強大之因。

《大秦賦》裏，嬴政讓宗室諸臣反覆朗誦李斯《諫逐客書》中的語句，“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可以看出，秦國在治國方略與人才大計上都是不拘一格、兼收幷蓄的。

秦時明月漢時關。

秦末劉項爭雄，劉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是布衣戰勝貴族的示範。劉項都不愛讀書，劉邦還把儒生的帽子摔在地上撒尿。劉的致勝之道和儒道的燻養毫無瓜葛，而在於卓越的組織能力和戰功文化，能識人用人，察納雅言，大方行賞。

漢初，撥亂方正，與民休養生息，治理者多崇黃老之道，追求無爲而治。大才賈誼提出“陰儒陽法”的治理方略，對後世影響深遠。到了一代雄主漢武帝時，董仲舒策劃並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在某些人看來是別開生面的大氣魄、大舉動，但在大儒錢穆眼裏，卻恰相反，“中國古代思想真實的衰象，應該從漢武帝時代的董仲舒開始。”

錢穆在《中國思想史》裏提出，董仲舒的思想並非原教旨的儒家主張，其主要淵源，來自戰國晚年的陰陽家鄒衍，這就謬種流傳，“更使仲舒思想，由附會而轉入怪異，隨使此後的思想界中毒更深。”某些人眼裏的“正統”，在錢穆看來卻是“歧途”，這無疑是值得深思的。

東漢末年，三足鼎立，又是大爭之世。劉備託言中山靖王之後，以道德爲旗，言必稱仁義。曹操只是宦官之後，又喜怒無端，直言無忌。蘇軾曾記載說，他生活的北宋年間，民間說書人講三國故事。一講到劉備戰敗了，聽者就跟着流淚，但一講到曹操輸了，聽者都大聲叫好。

圖源：《三國》劇照、bilibili

但實際上，劉備翻雲覆雨，背信棄義。20多年間投靠六人，基本都是敗則投靠，然後賣主反水，是典型的僞君子。和他相比，曹操也有不少人格污點，卻無疑要真實可愛很多。究其思想淵源，《三國志》中說，曹操“攬申、商之法術”，他受先秦法家思想影響很大，而他重點打擊的正是儒家的理念與組織。

按照易中天的說法，曹操掌握政權以後，就把東漢的“政治正確”顛覆了，僅僅一個“唯纔是舉”便讓堅持儒家路線的官僚集團如喪考妣。孔融是儒家的代言人，曹操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極具諷刺意義地以“不孝”的罪名殺了孔融，差點就讓儒家倫理斷子絕孫。

而劉備陣營的諸葛亮雖然被後世儒家尊爲聖人，內政外交卻全是法家路線，甚至不顧“人無二君”的儒家倫理，公然承認孫權稱帝，還在地圖上與孫權瓜分了曹魏的地盤。

從戰國到三國，就這一段歷史文化，梁啓超也有評析總結，“秦人用之（法家思想）以成統一大業。漢承秦規，得有四百年秩序的發展。蓋漢代政治家蕭何、曹參，政論家賈誼、晁錯等，皆用其道以規畫天下。及其末流，諸葛亮以偏安艱難之局，猶能使‘吏不容奸，多懷自厲’（《三國志-諸葛亮傳》陳壽評語），其得力亦多出法家。”

其後，司馬代魏，曹操一統天下的大夢轉換成了魏晉南北的離亂。易中天的結論是，“誰都知道，魏晉風度跟兩漢精神可是迥然不同，盛唐氣象則是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結果，中華民族煥然一新，在唐宋兩代創造了當時世界上頂尖級的文明”。

有意思的是，被後人一再標舉的大唐盛世，其創始人集團並非儒家文化滋養的純正漢人，而是承繼異族血統的混血兒。

據歷史學家張宏傑考證，唐高祖李淵的生母、皇后和一個兒媳均爲鮮卑人，加上李世民、李治幾代連續混血，“使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隻有十六分之三的漢人血統。如果純粹按血液成分的多少來算，李唐一族也可以算成是少數民族。”

而在此之前，唐所承繼的隋朝，其創立者楊堅也是一個鮮卑化的漢人。楊家世代和鮮卑族生活在一起，爲鮮卑人服務。隋煬帝楊廣的母親是鮮卑柱國獨孤信之女，因此楊廣是半個鮮卑人。

隋唐之後，拋開異族統治的元朝與清朝，到宋明之際，儒家信條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日益走向乾枯僵化。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名著《萬曆十五年》，從1587年這個平淡的明朝年份入手，選取了萬曆皇帝朱翊鈞、首輔張居正、清官海瑞等6個代表人物逐一解析，發現它們都陷在一個被寫死的迷局裏，難以改變，無法脫身。

黃仁宇對此給出他的見解：儒家陳舊而教條式的管理思路，在被一代代文人強化、傳承的過程中，已經完全變味了，成爲了不可能讓任何變革發生的一窪死水。

歷史的水脈淌到晚近之時，毛蔣爭霸讓它的流向再次成迷。結果，李雲龍、姜大牙們的“小米加步槍”打敗了黃埔師生們操縱的洋槍大炮。

回溯兩位領袖的精神養料，蔣無疑是儒家的好學生。金一南在《苦難輝煌》裏記載，27歲的青年蔣介石閱讀《曾文正公全集》，手不釋卷，竟至雙目成疾。蔣也仰慕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王陽明，敗退臺灣後，蔣曾將其鍾愛的本地名山草山改名爲“陽明山”。爲蔣撰寫年譜的毛思誠說，蔣“軍事學即以巴爾克戰術書爲基礎，而政治學則以王陽明與曾文正二集爲根底也。”

而被其祕書田家英評價“古書讀得太多”的毛，一直欣賞的卻是商鞅、曹操等法家人物。其實，作爲求知者的毛澤東對於自然科學也多有涉獵，他欽佩達爾文的著作，愛讀一本《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的小衆雜誌。而據他的國際問題祕書林克回憶，“毛澤東經常在剛剛起牀，在入睡之前，在飯前飯後，在爬山、散步中間休息時，以及游泳之後曬太陽時學英語”，這種愛好與習慣伴隨終生，“至死方休”。

在這位睥睨天下、傲視古今的詩人看來，儒家的認知水準並不高級，讓對手拜服不已的信條在他卻不屑一顧，“百代猶行秦政法，孔學名高實秕糠”。

其後，又到艱危之時，鄧公力挽狂瀾，推動改革開放，激活企業家精神，40年的財富創造超過了之前4000年的總和，玄黃鉅變，換了人間。

鄧公爲何能有此超凡抉擇？外交家吳建民將其歸之於鄧的留洋經歷與世界眼光。“鄧小平在法國經歷了人生很重要的階段，他從四川到法國，對比太鮮明瞭。一個人的膽識、能力，和他的經歷有很大關係，見過沒見過有很大區別。中國人走出去，好事情！爲什麼見過世界、沒見過世界就不一樣呢？這就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是文明對話。鄧小平去法國，這不就是文明對話的結果嗎？改革開放，這不是就是文明對話的結果嗎？”

從古到今的一路探尋，我們無疑會有幾點發現：

第一點，每遇大爭之世或非常之時，勝利常常不屬於循規蹈矩的人，而鍾情於那些傳統體系中的“離經叛道”者。這樣一類人，不爲教條、偏見和麪子所縛，他們能從真正的規律、本質和原理出發，抵達目標。

第二點，開放是強大之基。無論秦的崛起、唐的強盛，還是當代的40年成就，開放爲一個集體的理念、制度與人才注入源頭活水，倒逼其更積極、健康地前行，而內卷封閉，無疑將帶來危險、退化與崩壞。

第三點，就我們的文化遺產而言，也需要重新審視與揚棄。爲何作爲正統的儒家理念在承平之時統治有效，到了爭雄之時就往往失靈呢？正如某學者所言，“我們的諸子百家好是好，有兩個毛病：一個就是沒有執行力的斯文，第二個就是不瞭解其他文明的封閉。”

02、儒家文化的四個短板

所謂國學諸子百家，或三教九流，用梁啓超的說法，“其實卓然自樹壁壘者，儒墨道法四家而已。其餘異軍特起，略可就其偏近之處附庸四家。”

而四家之中，最被奉爲正朔的自是儒家。

儒家文化作爲綿延至今的主流文化，其高蹈的、精進的、自省的積極一面自不待言，它的短板卻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我看來，至少有四項。

其一，不能直麪人性。在“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下，它對人性的複雜性與真實性視而不見，轉而去追求一種一塵不染、遙不可及的絕對人格。結果是知行分離，僞君子遍地。

《莊子》裏有兩個故事，都是莊子對於儒家失其“天真”的拷問。孔子不聽柳下季的勸阻，執意要去見橫行天下的盜蹠，意圖勸說感化。孔子自信站在道德與口才的制高點上，能降伏盜蹠。不料，盜蹠也動口不動手，只是一番言語，便讓孔子“色若死灰，不能出氣”。盜蹠對孔子的指斥以“巧僞人”開始，以“子之道，詐巧虛僞事也”作結。核心論點只在一個“僞”字。

另一個給孔子上課的是“漁夫”。孔子開始“竊待於下風”，後來“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只因爲漁夫告訴了他“何謂真”，“真者，精誠之至也”。

《墨子》裏也有一個故事。孔子和弟子被困於陳蔡的時候，子路煮熟一頭小豬，搶了別人衣服來買酒，孔子不問肉和酒從哪兒來的就喫了、喝了。後來孔子被魯哀公請回國，他見席沒放正、肉沒切好就不喫。子路疑惑，您怎麼跟在陳蔡之地相反了呢？孔子巧舌如簧：過去我們是爲了求生，現在是爲了求義。

墨子對此評價道，餓肚子的時候就不惜妄取以保命，喫撐了的時候又用虛僞的行爲來粉飾自己。“污邪詐僞，孰大於此。”

其二，不能直面金錢。儒家一直輕賤商業，認爲是不入流的末等之事。後來謬種流傳，連“錢”都不願意目見耳聞，挖空心思爲它想出各種代號別稱。

《世說新語》裏的一個故事，可以窺斑知豹。魏晉名士王衍厭惡他老婆世俗貪利，從不談“錢”。老婆想試試這個人，就讓人在他牀邊堆滿錢，不能下腳。第二天早上，王衍起來一看，就招呼婢女“舉卻阿堵物” （拿走這東西），就是不說“錢”。

對錢的鄙薄自然造成經濟的萎縮。任正非非常欽仰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爲，儒學對發展資本主義毫無益處。儒學讓傳統過於厚重，人無力反思做事的方法。對官僚體制的投入產生了一個靜態社會，然而創業精神來自焦慮和希冀的有效融合。

歷史學家張鳴也有類似的看法，在他看來，中國近代史就是融入西方體系的過程。“西方世界迎合了人類創造和追求財富的需求，一旦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普及開來，會產生一種內在的驅動力驅使人們去進入它們的世界。”

回頭來看，史家司馬遷的過人之處正在於其史觀，“爲商人正名”是其超拔流俗之處。他旗幟鮮明地反對“越窮越光榮”，而倡導“共同富裕”。

《貨殖列傳》裏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他尤其講了子貢的故事，爲企業家正名。商人子貢是孔子學生裏的首富，富可敵國，與各國國君可以分庭抗禮。各國國君一看，子貢這麼厲害，他的老師估計就更了不起了。孔子周遊列國，聲名遠播，其實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子貢。

第三，不能直面法治。儒家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貴賤有等，尊卑有序”，這種規則與秩序發展出的是一人獨大的“王法”，卻不是衆生平等的“約法”。“德”與“禮”沒有法治的保障，也漸異化爲吞噬個人價值的“喫人”的工具。

就像易中天所說，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問題並不在於或並不完全在於‘以道德代法制’，還在於這種用來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這種制度的礙難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窮水盡，也就自不待言。因爲‘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問題，何況這‘道德’還不一定道德！”

第四，不能直面科技。儒家輕視發明創造與手工匠人，將之一律目爲“奇巧淫技”。因此，早期的本土科技也有發端與興盛，但都不在四書五經中，而在滌盪舊染的《墨子》《夢溪筆談》《天工開物》中。由此，所謂的“李約瑟之謎”也就不難理解。

關於這一點，特立獨行的王小波在《我看國學》一文裏說得尤爲形

“按照現代的標準，孔孟所言的‘仁義’啦，‘中庸’啦，雖然是些好話，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維能力就能想出來，琢磨得過了分，還有點肉麻。

假如說，朱子是哲學家、倫理學家，不能用自然科學家的標準來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們國家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學家。

我承認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爲給我兩個線圈一根鐵棍子，讓我去發現電磁感應，我是發現不出來的。牛頓、萊布尼茲，特別是愛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爲人家想出的東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這些人有一種驚世駭俗的思索能力，爲孔孟所無。

現在可以說，孔孟程朱我都讀過了。雖然沒有很鑽進去，但我也怕鑽進去就爬不出來。如果說，這就是中華文化遺產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說，這點東西太少了，攏共就是人際關係裏那麼一點事，再加上後來的陰陽五行。這麼多讀書人研究了兩千年，實在太過分。

四書五經再好，也不能幾千年地念。此種學問被無數的人這樣鑽過，會成個什麼樣子，實在難以想象。那些鑽進去的人會成個什麼樣子，更是難以想象。就說國學吧，有人說它無所不包，到今天還能拯救世界，雖然我很樂意相信，但還是將信將疑。”

以此來看，儒家自然也有其優秀的、甚至優美的諸多好處。但在齊放的百花裏只獨秀這一支，在我們深遠的萬古江河裏，只獨取這一瓢，顯然也是有問題的。

墨家兼愛、非命、節葬的觀點，莊子的想象力、修辭、對待自然的態度，法家的制度理性、現代性、對人性的激發等方面、管仲與司馬遷對經濟學與商業的重視……這個五彩繽紛的花園，這個縱橫交錯的水網，其中很多層次、很多方面都無疑是大有營養與價值的。

03、穿越100年的拷問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先人遞給後來者的這籃子蘋果，今天到底應該取何態度，如何揀選？

100年前，這個大問題也在胡適的腦海裏迴旋激盪。最後，他求索的答案是四個字——整理國故。

1919年12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1923年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他更系統地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

胡適認爲，“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

而“國故”又是什麼呢？“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爲‘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爲妥當；因爲他是一箇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

他的基本主張，正是“立足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對“國學”這灘已經有些變味的水進行正本清源，對這個凌亂陳舊的老房子進行修整翻新。

方向應當是正確的。胡適和他的同行者也各自做了一些嘗試，但零散的實踐，影響甚微。造化弄人，百年已降，“國學”這個老賬本依然是一筆糊塗賬。儘管中間也有一些形近實遠的努力，“國學”卻既沒有搞清楚它存量裏的精粹和渣滓各是什麼，也沒有與現代西方文明實現有效對接。更多的時候，它在兩個陣營的顧此失彼與自說自話中彷徨無措。

一直以來，“全盤西化派”陶醉在西方的幻夢裏，對着昨日的西洋鏡刻舟求劍，結果只能是望洋興嘆。曾經激烈地反傳統、主張全盤西化的鬥士李敖後來也明白此路不通，回到了胡適的道路上，“在現代生活中我們對這個傳統要承受多少？要拋棄多少？…必須用開清單的方法一件件地談” 。

錢穆也稱，“我們此刻，一面既否定了傳統制度背後的一切理論根據，一面又忽略了現實環境裏面的一切真實要求。所以我們此刻的理論，是蔑視現實的理論。而我們所期望的制度，也是不切現實的制度。”

“泥古不化派”則沉醉在東方想象裏，拿着老祖宗的藥方守株待兔，卻不見這株已有些鬆動腐壞，結果也只能是緣木求魚。沒有審視、革新、進化的傳統，只會淪爲吞噬人性的怪獸。在發黃的故紙堆裏，魯迅從中看到了“喫人”二字，柏楊則從中看到了“醬缸文化”四字。

茫茫兩派流中國，造成思想界弊病叢生，歷史學家許倬雲一語中的，“中國文化到了今天已經是隻剩皮毛，不見血肉，當然也沒有靈魂，這是叫我傷心的地方”。

“今天學術界非常顯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顯著地抱殘守缺，這兩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殘守缺又不能見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東西來填補，沒有自發的精神，有聰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解決自己的精神困擾和飢渴，這是值得擔憂的事情”。

西方和歷史都是我們的老師，卻也應該是我們努力超越的對象。

“整理國故”100年後，這個國家又站在一個新的點位上，開啓艱難登頂的征程。只有經濟的強大，並不足以收穫充分的尊重。一個國家的強盛，卻必定會帶來一種文化的備受重視。

中華民族從苦難與曲折中一路行進至今，中國文化也自然需要一番蛻變、昂揚與奮發。然而，“最叫人擔心的事情”發生了。“學術界絕大多數人忙着寫小論文，忙着搞升職，忙着搞項目，民間文化界忙着去點綴打扮，都是交白卷”。”

但，問題仍在，無法繞開。在這個關鍵時點，“許倬雲之問”擲地有聲，成爲一代國族精英無法迴避的沉思：大家是否應當尋找共同生活的一套價值觀念？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醜，什麼是美。我們足以引領世人的核心理唸到底是什麼？

緊接着，百年前的“胡適之問”接踵而至，在知識思想界留下一個巨大的問號：在今天，“整理國故”是否依然有必要？如果有必要，是否有可能？如果有必要、有可能，是否有解決方案？

兩位文化赤子與文化鉅子出的題，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難點在於機制。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聚合衆多的專長與智慧，既要百舸爭流，又要匯川成海。

難點還在於理念。我們慣見被概念與立場綁架的觀點，卻罕見超越左右，聯通古今，融匯中西的視野。

但最大的挑戰，恐怕還在人才上。可以想見，這是一條熱鬧世界中無比寂寞的路。選擇了它，便是萬徑人蹤滅，千山我獨行。

今時今日，還會有這樣的人嗎？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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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劉勃，戰國歧途，百花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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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共識網，吳建民：準確認識今天的世界

[18]. 鳳凰網讀書，爲什麼儒家文化不利於產生資本主義

[19].最愛歷史，三國最大的僞君子，如今仍被萬衆膜拜

[20].智本社，內卷化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