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帶着時間慢慢向前流淌，趙作喜見證了許多變化，卻數十年如一日堅守在渡口，將兩岸趕集賣貨、上班做工、走親訪友、看病就醫的人，擺過來，再渡過去。船載着熱氣騰騰的生活盪開一圈圈波瀾。

趙作喜在用小船破冰。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文 | 新京報記者 彭衝 攝影記者 王嘉寧

編輯 | 劉倩 校對 | 李世輝

本文約4526字 閱讀約9分鍾

一根纖繩把船拴在渡口，也把趙作喜的大半輩子拴在了潮白河邊。

全長467公里的潮白河，流經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在北京通州段拐了幾道彎，成爲北京與河北省的界河。河的西岸，是通州趙莊村，相隔80米的東岸，是河北香河的嶺子村。

兩地間最便捷的通道是水路，這裏還保留着最原始的交通方式——擺渡。作爲北京僅存的兩個尚在使用的渡口之一的趙莊渡口，已存在了上百年，在趙作喜模糊的記憶中，自己算是第四代船公。

1974年，17歲的趙作喜從父兄手中接過長篙，成爲一名擺渡人。46年間，父兄相繼退出，潮白河水由清變濁，又由濁變清，水位升高到6米的船篙觸不到底，兩岸間拴上了鋼索，擺船方式變了。

河水帶着時間慢慢向前流淌，趙作喜見證了許多變化，卻數十年如一日堅守在渡口，將兩岸趕集賣貨、上班做工、走親訪友、看病就醫的人，擺過來，再渡過去。船載着熱氣騰騰的生活盪開一圈圈波瀾。

擺渡人趙作喜的命運彷彿是被水圍成的孤島，62歲的他沒出過遠門，2020年疫情前，趙莊渡口也沒歇過一天。

潮白河上的趙莊渡口。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一河

2020年正月初三，趙作喜的船停了。沒想到這一停就停過了2020年的春夏秋冬。

“七九河開，八九燕來”，打春的時候，河裏的堅冰碎成大塊，岸上的楊樹吐芽返青，趙作喜把拴在河裏的船撈上岸，刷上一層新漆，曬在太陽底下。他在等船開。

又“進九”了，東風變成西北風，楊樹葉落重新變得光禿禿，河面開始結冰。趙作喜拎出兩把鑿冰用的木榔頭，隨時準備破冰開船。

這是趙作喜印象中第一次“停擺”，打亂了他年復一年的規律生活。潮白河的四季變換趙作喜見證了62輪，它的潮起潮落趙作喜用渡船丈量了46年。

趙莊村東頭就是潮白河，趙作喜的家距河邊不過200多米，他是聽着“嘩啦啦”的水聲長大的。那年，他才8歲，潮白河水又淺又清，卻很吵鬧。夏天，浪花一層跟着一層翻湧，他喜歡一溜小跑到河邊，雙手捧起水來喝上幾口，再往身上撩，在沒有熱水器和淋浴間的貧窮年代，河水洗掉了他一身的大汗淋漓，清清爽爽。

前些年，因爲廢水排放，潮白河不再清澈，趙作喜記得，“嚴重的時候都成醋色的了”，直到這兩年，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環保措施後，水質纔開始好轉。當年和他一起在河浪裏撒歡的孩子都變老了，他們開始囑咐家裏的幼童：不要去河邊玩，更不要下水游泳。

十多年來，由於抽沙，潮白河水位持續上漲，最深的地方有八九米，6米長的船篙也打不到底。趙作喜索性把篙一扔，掛上四條橫跨河面的鋼索，高低不等，供不同水位使用。站在船頭的人雙手抓上去，手和腳往相反的方向使勁，靠身體的力量行船。

沒人過河時，趙作喜就貓在岸上那個用竹竿和塑料布搭起來的簡易棚中，裏面擺着一張小牀和桌子，“這裏就是我的避風港。” 趙作喜很知足，十多年前，這裏只有半圈玉米秸稈，狡黠的西北風從四面八方鑽進他的領口。

來人了，他戴上一副橡膠手套，再拿線手套墊着，抓上鋼索。趙作喜個子不矮，力氣也不小，80米寬的河面，不過兩三分鐘船就能靠岸。他那條36平方米的船，不只能上人，還能上汽車，把兩塊寬大又結實的木板擺好，一頭抵船，一頭抵岸，汽車就可以開上去。生手擺船，一次只能擺渡一部車，趙作喜能擺兩部。幾十年來，趙作喜的船從沒出過事。

擺渡人和他的“避風港”。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這是一個受罪的行當。”夏天，明晃晃的日頭烤得趙作喜“直想往河裏跳”。趕上汛期，船要撥開一重重翻滾的浪花往前行。夏至那段時間，四點半天亮，他五點就趕到河邊，準備開渡。“人家上北京辦事的、去醫院掛號的、到集市上做買賣的，都願意早點去，不能給人耽誤了事。”

冬天是最辛苦的時候，不但顧客少，河面也要結冰。趙作喜五點四十起牀，摸着黑到河邊，拿一個木榔頭“哐哐”幾下，把船周圍的冰鑿開，再搖着槳劃出一條小船，兩條腿分別立在船的兩個側邊，交替往下踩，小船晃晃蕩蕩地把冰蓋破成碎塊、闖出一條冰道來，七點準時開渡。

一旦沒人渡河，不過半小時，冰就又結上了，白天這一天，趙作喜沒事就搖着小船“豁楞”去。但是，不管前一天的冰如何融化，只要一晚上，河面就能封個結結實實，冰最厚的時候能有30釐米。

但最難捱的，還是下大雪的時候。“水就跟漿子一樣，變得很稠。”趙作喜記得，超過零下十攝氏度的天氣，一層白色的雪花掉在平靜的水面上，河成了半凍不凍的狀態，一榔頭砸下去，像砸在棉花上，“冰是軟的，鑿都鑿不了，船還搖不開。”

歲月在趙作喜身上刻下了屬於擺渡人的烙印。他有一張古銅色的臉龐，笑起來時的溝溝壑壑寫滿了歲月的風霜；那一雙手，有好幾根手指頭伸不直，骨節也粗大，翻過來，手掌和手指相接的地方都是硬硬的繭子。趙作喜說，用這雙手給自家孫子撓背，都要遭嫌棄，“這是職業病。”

兩岸

“老二，過來！”

因爲趙作喜在五個兄弟中排第二，張玉芬這樣稱呼他。

張玉芬今年58歲，家住潮白河東岸的河北香河嶺子村。小時候，她喜歡坐擺渡船過河，到北京通州的西集趕集，那時擺船的還是趙作喜的父親。集市熙熙攘攘全是人，從肉、蔬菜，到傢俱、衣服，再到各種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兒，都能在西集的貨攤兒上找到。

後來，張玉芬也變成西集集市上的一位攤主，她從二十多歲開始在那賣羊肉。每天早上7點，她騎着一輛自行車，車兩邊各掛一筐五十來斤的羊肉，騎車兩公里到渡口，吆喝“老二”將她擺到對面，再走五公里的陸路，擺攤賣貨。

張玉芬賣羊肉的三十多年裏，交通工具從自行車換成了汽車，車輪下從泥濘的土路變成了平整的公路，潮白河上連接北京通州區和河北大廠縣的友誼大橋也在2008年復修通車，渡口似乎不如以前熱鬧了。

她乘渡船的習慣卻一直沒有變。一年365天裏，張玉芬有340天要坐趙作喜的船，“坐他船踏實着呢，又快又穩，老放心。我們奔北京就靠着這個渡口了。”

停擺後，船客們的生活亂了套。現在，張玉芬每天要開着車繞四十多里地，“早上五點多就得出門，上友誼大橋或者七環高速，又耗油又堵車，太不方便了。”原本坐船十多分鐘的路程，現在至少要半小時，“天冷了之後，有些年紀大的、騎電動車的都歇工了，實在是受不住。”

數十年間，趙作喜的船不知渡了兩岸多少人。有搬着一箱箱菜、熟食、佐料或衣服，去集市做買賣的；有拎着工具包到城裏做建築活的年輕木匠和瓦匠；也有往返兩岸走親訪友的，“趙莊村裏很多人的姥姥、舅舅都是對面村子的。”

趙作喜的擺渡船上還載過結婚的自行車隊，姑娘從對面嫁過來，給了趙作喜喜煙、喜糖和二鍋頭。他感覺，雖然一河隔兩岸，一邊是北京、一邊是河北，但兩岸人的生活沒有多少差別，連口音都差不多。

趙莊渡口和趙作喜的船。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趙作喜說不清趙莊渡口到底存在了多少年，只知道《頤和西集》書裏說是百年，他至今還保留着一些擺渡人的老傳統，比如“過了河不打河錢”。

剛改革開放的時候，錢緊張，有客人過了河後下船就走，留給趙作喜一個背影，擺着手說“回來的時候再給”，但直到月亮升起來，也沒再見到他。幾天後，趙作喜即使認出了坐“霸王船”的人，他也不會主動開口討要船費，除非對方主動給，纔可以接。

“這是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老規矩。”遇到着急出門的人，慌亂之中沒有帶零錢，“別的話甭說，上船，走。”趙作喜很乾脆。

今年30歲的趙文斌，是河北廊坊大廠縣人，家離潮白河不到3公里遠。他的姥姥就是西集鎮人，小時候，他常跟家人坐着小船來北京探親。三年前，趙文斌開始在西集擺攤賣豆腐絲兒，他不愛走大橋，“堵車能堵兩小時，渡口也就15分鐘。”

“聽說西集在嘉慶年間就有了，大清朝的時候，這裏就是個集。”趙文斌覺得，從歷史深處生長出來的東西，自帶一份處變不驚的底氣。一輩人有一輩人熱氣騰騰的生活，趙莊渡口和西集集市，承載着幾代人的鮮活記憶。

社會飛速向前發展，西集周圍的很多工廠因爲污染防控而搬走，趕集的人也變少了，但渡口似乎被按下了零點五倍速的播放鍵，依慣性保留着久遠年代裏的古樸氣氛。只有在新打印出來的一張微信付款碼上，才能找到現代社會滲透進渡口的一點蛛絲馬跡——偶有城裏的年輕人來這裏圖新鮮，卻不愛帶現金。

趙文斌還是喜歡把紙幣交到趙作喜手裏，“給現金踏實，對他來說也方便。老人一年到頭就守在渡口，你給他微信轉賬，他怎麼花？”日日坐船，他和趙作喜日漸熟悉起來，在他眼裏，除了船家的頭髮開始白了，渡口似乎沒什麼變化。

四代人

“北京可能也就趙莊和下游的尹家河這倆渡口了。”在趙作喜模糊的記憶裏，自己算第四代船公。父親那一代，渡船上還能見到馬車，到了他這，就擺渡行人和自行車，現在又擺渡電動車和汽車。

趙作喜看着父親擺了大半輩子船，8歲那年，他也學會了搖小船。十來歲的時候，趙作喜開始搖船載“客”。他把家裏的一羣羊趕上船，渡到對岸長滿青草的河套大灘。等羊羣飽餐三個鐘頭後，他再搖着小船把它們接回來。

船家這份工作，他做起來似乎得心應手，而真正的職業生涯始於1974年。當時，17歲的他剛剛初中畢業，時代留給年輕人的選擇不多，趙作喜也沒什麼想法，因爲惦記着河裏的魚，便在開手扶拖拉機和擺渡中選了後者，和父親、大哥一起，拿起了6米長的船篙。

這份工作趙作喜一干就是46年，沒有節假日，年三十兒也要把走親訪友的人渡過河；從沒出過遠門，上次去北京市區已經是三十年前；活動範圍無非是從家到渡口的200多米，以及從西岸擺到東岸的80米，莊裏人看見他出莊都新鮮，“老趙，你到這幹嘛來了？”

他甚至沒有正式的勞動合同，“一個行人坐一次船是兩塊錢，騎着電動車的話是四塊，開着汽車就收十塊。”趙莊村民過河，趙作喜不收錢，對一些熟客、常客，他也給打個對摺，“不忙的時候一天收入一百五六，忙的時候能有二百多。”趙作喜覺得，比起務農，自己的收入還不錯。

趙作喜就這麼把根紮在了渡口。一進趙莊，問“擺渡口在哪”，從十來歲的孩子到耄耋老人，都會伸出手指頭往村東頭指；問“船家是誰”，都能唸叨出趙作喜的名字。

趙作喜站在擺渡船頭。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似乎給了趙作喜離開命運孤島的機會，這輩子終於可以走下渡船。但他還保持着過去的習慣，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你這又不擺渡，還弄一個五點四十的鬧鈴，幹什麼使啊？吵人！”趙作喜的老伴常唸叨他。

“這裏不能沒人。”渡口停了，趙作喜還是天天來守着，彷彿河邊的那根纖繩，拴着的不只是那條36平方米的船，也拴着他的大半輩子和他所有的牽掛。

張玉芬和趙文斌常給趙作喜打電話，問“開渡了沒有”，他們捨不得渡口，趙作喜更捨不得。

“這麼多年了沒中斷，設備都在這呢，怎麼能‘咔’就中斷了？”他又拎出兩把鑿冰用的木榔頭來修理，心裏想着，等渡口一開，就把船搖出去，直到自己搖不動爲止。

搖不動之後怎麼辦呢？

家裏的年輕人雖然也偶爾幫他擺船，但並不願意幹這樣的差事。在機械化的時代，年輕人的選擇越來越多，趙作喜的兒子外出做焊工，“來錢比這個快，仨倆月的工資，我一年也不是對手。”一直靠着古老人工的渡船，成了朝歷史深處漸行漸遠的舟楫車輿，逐漸和現代社會脫了節。

“這也是一個問號，是不？”一向嗓門不小的趙作喜突然沒了底氣，低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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