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在复兴之路上遭到了哪些国家的干预？

引言

他们需要的是有关团结和社会规则的规划；而民族主义将会帮助这些年轻的国家解决它们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将导致人们更容易接受与其非常古老的社会、宗教和家庭结构－其祖先所有由来已久的习惯，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主义中长期存在－相冲突的根本性改革，这种变革极有可能招致激烈的反应。

因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伊斯兰都必须实行现代化，并在很大程度上采用西方的技术，后者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生活的根基：未来就建立在接受还是拒斥这一世界文明之上。强有力的传统呼唤人们拒斥它，但民族主义的荣誉可能激起人们接受他们本能地表示拒斥的东西。

▲集市

人们往往否认伊斯兰教具有进行如此巨大之变革所需要的机动灵活性。久而久之，以致众多观察家宣称，由于其心灵、精神和文明“不可渗透”，“宁折不曲”，伊斯兰将会发现，他们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努力因而遇到了重重阻碍。这是事实吗？实际上，伊斯兰教已经接受了它自感包围着它的现代世界的某些方面，而且可以接受得更多。基督教昔日这么做时并非没有犹豫，并非没有冲突；不过最终它在适应过程中保存了其独创性。

把伊斯兰教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冥顽不化的宗教，认为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就是完全把它培育过的那么多的异端置之不顾，忘在脑后。单单它们就证实了这一宗教的不安定，展现了扭曲的可能性。此外，《古兰经》本身就向改革者显现了一扇永远打开的ijtihad之门。皮埃尔·龙多（PierreRondot)写道：“据认为先知预见到了《古兰经》或索乌纳（Sounna,传统）未见指点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建议人们通过类比（即qiyas)进行推理；假如这一点无法做到，那么人们就要把其判断和视野（或者光线）置于此前所有的基础之上。

▲伊斯兰教大教堂

个人进行阐释的这一努力，即ijtihad,在后来穆斯林思想的发展中起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改革运动非常明确地试图重启这扇门。”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紧急出口。伊斯兰教可以拖延或者反对变革，但它也可能受到影响，有可能发生转变。钻研日常现实的经济学家一直对种种基于所谓穆斯林生活不可动摇的“事实”上的现成的、漫画式的解释表示不满。他们认为，真正的困难在于远为世俗的方面：这仅仅表现在所要进行改革的规模上。伊斯兰世界已经落后西方世界200年，而这200年间西方发生的变化远比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8世纪2000多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要多。伊斯兰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花大力气迎头赶上？这将意味着控制住其非常古老的社会并重新塑造它。

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呀：农业依然贫瘠，没有保障，工业在一个无法进入人口迅速增长的缺乏活力的大众的生活并为他们谋取财富的经济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进而言之，伊斯兰世界中也存在着财阀，他们人数很少，却有更强大的势力。宗教信仰和传统常常成为特权阶层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口实，以致某些社会像也门那样保存着名副其实的“中世纪”特征，像伊朗那样保有封建特征，或者像沙特阿拉伯那样保持古风，尽管它们有石油，甚或可以说因为有石油，它们才如此。

▲沙特阿拉伯妇女儿童

这些困难向改革家们的工作提出了严重挑战，比如土耳其穆斯塔法·凯末尔非凡而残忍的工作；叙利亚自卡赛姆以来与暴力相伴的改革；埃及以执拗固执为特征的纳赛尔改革；以及突尼斯的布尔吉巴明智有效的工作。不管他们的性质或特性如何，它们都面临类似的阻碍。他们进行的所有改革都要克服内存于穆斯林文明之中的形形色色的所谓禁忌；其中最大的、无可置疑的考验是解放妇女，首先要做出这么一种宣言，随后这一过程要慢得多是落实。

废除一夫多妻制，限制丈夫单方面废除妻子的权利，取消妇女的面纱，允许女性上大学、就业和选举，所有这些都是或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些方面采取的措施表明改革并没有失败，但改革需要旗手，需要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斗争将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在种种诱惑、便利条件的吸引下，或在某种借口（或者根本就没有借口）下利用政治局势的紧迫性，做出偏离改革的举措。理想？理想的技巧是一次只走一步，而且每一次都选择具有根本意义的一步。但政治并不按照笛卡儿的定理运行。

▲接受教育的学生

仅仅经济进步一项就要求伊斯兰世界－就像对所有地区一样－做出优先的、可能是排他性的政治努力。而在现实的世界中，这往往可能意味着在问题一出现时就加以解决，不管它们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因而，所有这些以独立为自豪的国家，都因它们面临的死胡同而偏离其严格和狂热的政治理想。它们易于受到各种不得不审慎应对的问题的影响：伊斯兰和欧洲一样丰富，它要说的东西并不少。伊斯兰世界还有自己的青年，有自己急躁不安的大学生，他们倒不如说类似于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中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学生。它有自己的军人，他们像1939年以前拉丁美洲的军人一样精于起义和政变。

它有渴求权力的政治党派，其政治家追求着自己的画像到处张贴的蜃景，追求其演说的猛烈威力。他们不得不抬高自己的嗓门，以便盖过世间喧嚣的吵闹。外国的利益显然是存在的：比如法国在北非，英国在科威特和阿拉伯半岛南部人口分布稀疏的地区，美国在各个地区（它平静地提供着自己的贷款和建议）以及苏联，它根据情况时而吝啬，时而慷慨，但在这一广袤的角力场所时刻保持着警惕。最后，在各个地区，社会革命都在展现着自己的色彩，表达着自己的愿望，待机而起。历史有着自己的风向。

在土耳其，1960年5月27日的军事政变致使许多人希望推行早就期盼着的社会改革。在伊朗，第一次革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其领导人既保守又具有现代思想；尽管面对年轻人、原教旨主义者、前首相摩萨台博士（Mossadeqh)领导的派别和伊朗共产党（leToudeh)的敌意反对，仍取得了某些进步。在约旦，一位勇敢的国王挺身而出，应对来自八方的危险。在黎巴嫩，在明智的时期，它试图成为近东的瑞士。在伊拉克，革命与其说是真实存在的，不如说是口头上的，但库尔德人问题一直是其深深的痛。

▲驻扎在当地的军队

在埃及，在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后，国家着手推行某种形式的社会共产主义，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这一成功可能恰恰证明是有害的·····为了使这一画面变得完整，我们还可以把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巴基斯坦补充进来，它对印度一直心存畏惧，现在看来比人们过去认为的还要好斗，而且它想控制克什米尔地区（leCachemir);另外还有野心勃勃的印度尼西亚，它受印度在果阿（Goa)的成功所鼓舞，想在荷属几内亚即伊利安岛（Irian)建立其保护国。

最后还要加上心神不宁的整个北非，它在阿尔及利亚悲剧以大团圆收场后一直在踌躇着自己去走什么样的道路······所有这些焦虑都对伊斯兰各国的政策产生了压力，致使它们面临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既大大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邻国。1961年富于激情的比塞大（Bizerte)事件给法国（该国是富国）和突尼斯（该国是穷国）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谁又能估算得清呢？在那一危机中，比塞大到底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争端，还是对双方都有伤害的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