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地方法院，一名名爲賈揚特·帕特爾（Jayant Patel）的美籍前外科醫生接受了審判：因涉嫌欺詐罪被判處兩年監禁，緩期執行。

當地法庭查到他曾經“欺騙當局授予他醫療執照，並進行了明知道自己無法勝任的手術”。但直到判決兩年後，昆士蘭州民事和行政法院才明令禁止了帕特爾繼續在澳大利亞行醫。

還好，帕特爾早就對外宣佈自己“收手不幹”了。

帕特爾（左）與其辯護律師

這位印度裔的美籍外科醫生帕特爾，他的職業生涯簡直就是一場荒誕的鬧劇。

2003年至2005年初他就職於澳大利亞邦德堡基地醫院，這期間他經手治療了1202名患者。其中有87例與他密切相關的致死致傷醫療事故，更有30名病人在他直接照料的過程中死亡。

他因此被醫院中的護士們冠以“死亡醫生”（Dr. Death）的綽號，大家甚至會默契地在他到醫院時悄悄把病人們藏起來。在人命關天的醫院裏，這看似喜劇般的一幕，實則卻是徹頭徹尾的荒謬悲劇。

2019年澳大利亞邦德堡基地醫院 醫護人員開着救護車燈大跳“網紅舞”

按說在醫院中，送來的一些重症患者確實可能讓醫生們也迴天乏力。但位於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邦德堡基地醫院，其實是一家由公共資金支持的公立醫院，用以支持澳大利亞的普遍醫療保險計劃。

所以這裏面情況緊急的重症患者按說不會太多，倒是需要保守治療、經不起太多折騰的老人家佔了多數。

——問題就出在這，帕特爾是一個十分喜歡折騰的庸醫。

2004年12月，他認爲時年77歲的患者格里·肯普思（Gerry Kemps）需要進行食管切除手術。但事實上肯普思不僅年齡較大，還有嚴重的腎病，術後併發症概率極大，而且邦德堡基地醫院的條件也並不適合進行這種規格的手術。

然而帕特爾還是在衆多醫生的反對聲中堅持己見，據說還爲了給這臺手術騰地方，命令護士暫時關掉重症監護室裏另一名他認爲“已經腦死亡”的患者的呼吸機。

最終，術後僅僅五天，肯普思就與世長辭了。

另外一位“受害者”是時年46歲的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他因爲癌症住院治療，但在2003年4月帕特爾準備對他動刀時，卻完全沒考慮到病人已處於腎衰竭末期。

面對食慾不振的病人，帕特爾直接給他進行了食道切除手術（？？？）。結果菲利普斯術後就直接陷入昏迷，直至幾天後死亡，而初步判斷是死於手術過程中未被妥善處理的內出血。

還有一位當時已經75歲的默文·莫里斯(Mervyn Morris)，因爲直腸出血入院。帕特爾的處理方式還是“切”，2003年5月帕特爾切下了患者的結腸，6月莫里斯去世。

而根據被送檢的切除部位，病理醫生分析發現那一部分腸道既沒有惡性生長，也根本沒有發生出血的部位。

2005年 帕特爾的“通緝照”

這三位不幸的病人是帕特爾直接手術失敗引起死亡的案例，但還有更多控訴顯示他的醫治存在大量的問題。

帕特爾2003年入職邦德堡基地醫院，到年底護士們就發現他主刀的腎病患者都出現了術後併發症。而其原因幾乎是一致指向了他“沒有將導尿管插入患者體內的正確位置”。

更有護士當面譴責過他術前不進行充分消毒的行爲，但他對此的解釋竟然是“醫生身上不會有細菌。”

由始至終都認定自己沒有醫療過錯的帕特爾

這種水平的主刀醫生能在澳大利亞行醫三年，已經讓當地人憤慨不已。但更加離譜的是，其實他早在2001年就被紐約衛生局吊銷了行醫執照——原因是術前未對患者進行全面檢查。

但如果你以爲紐約的衛生醫療系統洞悉了帕特爾這個庸醫的一切，就大錯特錯了。更早在1990年代，他就職的美國俄勒岡州凱撒醫院就發現了他“過分積極地對其他外科醫生的病人進行不必要的手術”。

因而在1998年限制了他的行醫執照，讓他不得進行肝臟或胰臟手術，並且在進行其他手術之前必須尋求其他醫生的第二意見。到2000年，他更被俄勒岡州醫療檢查委員會“全州封殺”。

Kaiser Permanente是美國最大的非營利性醫療保健計劃之一，有多達39家醫院，帕特爾最早“混入”的就是它們位於俄勒岡州的分部

也正因此，他纔來到了紐約。而且，他還是帶着俄勒岡州的前同事“熱情洋溢的介紹信”來的。

也就是說，他的行醫生涯就是不斷製造事故（或者說謀殺他人），被吊銷執照，然後又換一個地方隱瞞過去，繼續闖禍。

最要命的是，從法庭上的表現看來，他真的一點都不認爲自己的行爲有什麼問題。在澳大利亞甚至反咬一口，說邦德堡基地醫院的醫療條件簡直是“第三世界水平”，才導致了那麼多意外的發生。

邦德堡基地醫院患者權益保障組織負責人貝里爾·克羅斯比

2005年初醫院的患者家屬集體提起了對他的訴訟，但三月份他就跑回美國俄勒岡州家中了。

一直到2008年3月，他纔在美國被捕。隔年7月被引渡到澳大利亞接受審判。

然而2010年被判七年監禁的他，依舊拒不認罪並重新上訴。律師將所有責任推給了澳大利亞醫療監察人員的不作爲，並認爲帕特爾僅僅是職業能力不足且自我認知有偏差。

最終，現實略顯魔幻地終結於2013年：法庭並以偏見證據可能影響陪審團爲由，撤銷了對帕特爾的過失殺人罪和嚴重的人身傷害指控，以換取他承認自己以不誠實的手段獲取在澳大利亞的行醫資格註冊。

最終他因涉嫌欺詐罪被判處兩年緩刑，一出來就直接飛回了美國。所以兩年後澳大利亞對他的“行醫禁令”終究也只是個擺設過場而已。

從執法的角度來說，這或許是講究程序正義的法庭難辨得失的一樁案例而已。但庸醫害人四個字，卻是帕特爾這個“死亡醫生”經手的無數患者家庭畢生的血淚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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