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尉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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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爽徹底涼了。

1月18日，鄭爽被爆“代孕門”。在前男友張恆放出的錄音裏，那句“打都打不掉，TMD煩死了”，更是人神共憤。

央視公開點名批評，“代孕棄養者，德法不容”，毫不爲過。

這事沒的洗，但在所有的聲音裏，我發現大家最愛形容鄭爽的詞是：

瘋子。

就好像“惡”是與人性絕緣的，真是這樣嗎？

哲學家薩特有一句名言：“邪惡不單只是表面上的樣子。”

在這場喧鬧的喫瓜大戲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一件事：

鄭爽想成爲一名母親。

這點其實非常耐人尋味。

即便方式是去美國找代孕，那也是一個耗時耗力的工程，而且這對鄭爽本人也會造成巨大的傷害：

取卵，是一個100%會造成內部器官損傷的操作。

代價如此巨大，鄭爽完全可以不做的。

如果她壓根兒不愛小孩，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她當初非要成爲一名母親不可？

01

鄭爽與母親漫長的戰爭

穀雨實驗室曾多次採訪鄭爽的母親，試圖從家庭關係的角度，提供一個看待鄭爽的新視角。

在那篇近一萬字的《鄭爽與母親漫長的戰爭》裏，有這樣一段話：

20多年的時間裏，母親劉豔是這個家庭的絕對主導者，年輕時無法成爲演員的缺憾推動着她主導了女兒鄭爽的人生：

從小練鋼琴、學舞蹈，到成都度過孤獨的青春期，16歲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然後接拍電視劇、火速成名，躋身娛樂圈。

鄭爽堅定地認爲，劉豔欠她一個道歉，因爲當演員並不是她想要的人生，她們開始爭吵、冷戰、疏遠，總想着找茬幹一架。

這篇文章看得我脊背發涼，分享給幾個朋友後，朋友的反饋是：他們也都在鄭爽母女的故事裏，或多或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鄭爽一歲起，她的媽媽就實施了送她上北影的“十年計劃”。

別的小孩上少年宮學跳舞，家長都是放學後纔來接，而鄭爽媽媽呢？

她一定要跟鄭爽一起參加，從未缺席過一堂課。

看不慣女兒每次拿到劇本就壓力重重，她覺得本應是“幸福而輕鬆”的工作，恨不得代替女兒去。

有一年，她陪鄭爽去美國，還特地梳了個“楚雨蕁”式的歪辮子。她跟女兒一起逛街買菜，有路人覺得她們是姐妹，她特開心。

對於鄭爽媽媽來說，人生最大的願望是和鄭爽交換人生，哪怕一年也行。

我想起心理諮詢師武志紅曾提出過的一個概念，“共生絞殺”。

它延伸自著名的精神分析心理學家瑪格麗特·馬勒。在瑪格麗特看來，六個月前的嬰兒，和母親之間往往存在一種“共生”關係，是正常的。

但武志紅卻發現，很多小孩超過六個月後，甚至到了二三十歲，依然和父母保持着一種共生關係，這在很多家庭裏都十分常見。

例如，你想喫巧克力被禁止了，偶爾這樣一次無關緊要。

但如果考大學選專業時，或選擇和誰結婚時的動力都被消滅了，而變成遵從父母的意志，這就構成了嚴重的絞殺。

長此以往，最終你整個人的自我，都會被消滅殆盡。

鄭爽的媽媽不允許她喫零食、長胖、彈錯一處鋼琴、只考91分。

她當然也有過反抗。

有一回，鄭爽問媽媽：“你不覺得你欠我一個道歉嗎？”

劉豔又驚又怒：“什麼？我欠你一個道歉？”

在母親看來，以自己的能力，要是去了機關，一定能混得特別好；或者去唱歌，沒準也成明星了。只是孩子可能就很平凡。

但她都沒去，而是爲孩子付出了所有，“現在她什麼都有了，居然還反過來指責我？”

有時候，棄養只是傷害孩子的方式之一。

傷害孩子的方式還有很多：威脅、忽視、暴力、冷漠、苛責……

也許對鄭爽而言，從母親爲她制定十年計劃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經被拋棄，成了一個“工具人”。

所以爲什麼鄭爽一定要製造一個小孩呢？

我個人的猜想是：

或許一開始，她就希望“通過成爲母親的方式”，以擺脫自己的母親。

因爲在她媽媽的邏輯裏，成爲母親，就等於在這個家裏佔據了道德制高點。

只是鄭爽失敗了，於是，她又拋棄了自己的小孩。

這是一個棄兒製造棄兒的故事。

在和母親漫長的戰爭後，屠龍少年終成惡龍。

可能連鄭爽自己都沒意識到，在極度物化孩子這件事上，她終於活成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樣子。

02

“父母皆禍害”？

有人可能會說，你是在給鄭爽洗白嗎？

不，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非黑即粉的。

我絕非要控訴“父母皆禍害”，因爲在我看來，家庭更像是一個互相流動的系統，而非單向的傳導器。

在家庭治療中，像鄭爽這樣表現出問題最多的病人，被稱爲索引患者（index patient，簡稱IP)。

而她呈現的問題，其實是所有家庭成員相互作用的結果。

鄭爽媽媽對於生了鄭爽，抱有一種很濃的犧牲感。

日復一日，它會演變成對小孩的倫理綁架和情感勒索：“媽媽這輩子都是爲了你，你一定要替我爭氣。”

這會非常令人窒息。

而鄭爽的爸爸呢？他更多的是一個缺席的角色。

鄭爽出生後，他工作經常早出晚歸，在這個家裏存在感比較低。

可是，缺席，也是參與家庭互動的一種方式。

懶政與暴政，誰又能說清哪個更糟糕呢？

鄭爽的成名，讓他獲得了參加綜藝機會，他在其中找到了存在感。

甚至比女兒更熱衷於追逐這個名利場，經常在節目裏出鏡，或在微博裏回答鄭爽的感情八卦問題。

至於鄭爽呢？

報道里有一個細節是，她一度拒絕父母出現在片場。

有一次母親來了，鄭爽有個鏡頭沒過，轉頭看見她，就指責她讓自己分心。有次好不容易拿起飯碗喫東西，父母四隻眼睛緊盯過來，她就又賭氣般把飯碗放下。

這種狀態在心理學上，被稱爲“低自我分化”，也叫“假自我”。

什麼意思呢？

就像遇到父母催婚，一類孩子會乖乖接受，以滿足父母期待；

還有一類小孩極其厭惡，甚至一聽到“結婚”兩個字，就會原地暴躁，又或者離家出走，和父母斷絕關係。

這兩種其實都屬於低自我分化，因爲後者看似姿態叛逆，但其實和前者一樣在意他人的聲音。

而高自我分化的人，他會有一種很強的邊界感，不容易被激惹，因爲他知道：

“這是我的人生，與他人何干？”

作家洪晃就是這樣的人。她有一個綽號，叫“名門痞女”。

因爲父母離婚，12歲就被送去美國留學，被欺負、被孤立，洪晃也一度對父母充滿怨懟，性格乖張，渾身戾氣。

是父親的一句話，改變了洪晃的一生：

“你想好了，我們兩個人可以成爲你這一輩子所有失敗和痛苦的原因。或者你不管這件事，去走你的路，活你自己的一輩子。”

原生家庭不是作惡的藉口。

但在鄭爽的家庭裏，一個強勢且犧牲感很強的母親，一個缺席的父親以及一個始終活在“受害者心態”裏的孩子卻緊密聯結。

他們就像是互相咬合的齒輪，又如埃舍爾的那幅名畫：《手畫手》。

到底誰是這個家庭系統的病因，誰又是惡果，也許已經像雞生蛋、蛋生雞一樣難解。

這個家庭系統本身，就是一個病患。

03

集體失格的時代

家庭可能不失格嗎

家庭也不是孕育鄭爽之惡的罪魁禍首。

家庭治療的系統觀，倡導的是不只是透過家庭，還要從學校、單位乃至社會大的系統去發現問題。

在鄭爽“代孕門”事件裏，我看到最犀利的一句提問，來自博主三表龍門陣：

公共媒體爲什麼樂此不疲地消費一個疑似精神障礙者？

鄭爽的“瘋”其實由來已久。

早在2018年，綜藝《這！就是鐵甲》的播出，就讓鄭爽一張崩潰照被頂上熱搜，爲節目帶來了一波流量。

她在電視劇《青春鬥》發佈會上，自扇耳光的一幕，也是上熱搜的名場面。

根據鄭爽媽媽的訪談，鄭爽也的確在長期接受心理諮詢。

可是如果鄭爽精神狀態真那麼差，爲什麼“還要”讓她一直出現在聚光燈下，爲什麼“還能”讓她一直出現在聚光燈下？

一些綜藝甚至就是看中了她的“敢怒敢言”，所以邀請她去點評賽況。

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哲學家福柯考古了人類的“瘋癲史”，他在史料中發現：

早在中世紀，展示瘋子就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風俗。

在德國的某些瘋人塔上，裝有柵窗，可以讓人們看到鎖在瘋人塔裏的瘋人，這些瘋人成爲城關的奇特一景。

1815年，據一份提交英國國會下院的報告說：

伯利恆醫院在每個星期日展覽精神病人，參觀費爲一便士。展覽收入每年高達近四百磅，也就是說每年參觀者多達九萬六千人次。

而在法國，迄大革命爲止，遊覽比塞特爾、參觀瘋子一直是巴黎波西米亞區資產階級的週末娛樂項目之一。

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現及其境遇，引起觀衆的嘲笑和侮辱性的憐憫。

可悲的是，200多年後的今天，消費“瘋癲”的傳統，依舊在娛樂圈上演。

除了互聯網的審醜狂歡外，還有愈演愈烈的物質崇拜。

作爲一個曾經的頂流明星，鄭爽不久前還因爲1.5億豪宅上熱搜，卻疑似在錄音裏說出棄養的理由，是因爲“養不起”這種話。

1.5億豪宅，竟然容不下兩張嬰兒牀？

這聽起來太荒謬了。

可是仔細想想，現在很多富人不就是活在慾壑難填，一直處於一種錢還不夠多，隨時可能滑落的恐懼中嗎？

這是一種畸形的現代病。

記得金馬獎評委馬欣說過，很多時候，一個孩子出了問題，大家就會去尋找蛛絲馬跡，完全歸罪於其原生家庭，但家庭的作用被高估了。

亞洲一直以家爲單位，家庭也的確曾是個穩固的經濟單位，在經濟平穩時發揮作用。

可一旦經濟風向混亂，“家”這艘船如果太小，就會在風雨中失去定錨的力量。

德國家庭治療師弗裏茨·B.西蒙做過一場思維實驗：

假設你從未聽說過足球比賽，場上其他人全都戴上了隱身帽，你只能看到一個人。

你看着他跑來跑去、時而手舞足蹈，發出極度興奮或憤怒的尖叫、做鬼臉、還瘋狂地打手勢。

你很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瘋子。

但摘掉隱形帽後，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場集體球賽，“瘋子”只是參與者之一。

站在人羣裏向惡人丟石頭是容易的。

當所有聚光燈都打在鄭爽臉上時，我們是否可以再多保持一份警惕：

“會不會這也是一場集體球賽？”

在這場球賽裏，又有多少隱形的參與者，還未被我們看見？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