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人公叫春兰，她是作者沫沫的小姨。

两岁那年，小姨反复发烧。之后，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家人给她起名叫春兰，原本是希望她像兰花一样娇嫩美丽。但从两岁之后，她就失去了继续发芽的希望。

兰草从来都是柔弱无力的，精神残障剥夺了春兰对自己人生的掌控。二十出头的她被安排了一门看起来可以被妥帖照顾的婚事，但随后，退出这段婚姻，也同样不由她做主。

春兰终日外出游荡，在沫沫看来，这或许是小姨对自己被安排的命运的唯一反抗。但也因此，春兰走失了三年。

如今的春兰已经 42 岁，她住在精神康复医院。病情稳定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寻常不过的母亲，为女儿的好成绩骄傲，在她唱歌的时候拼命叫好，攒下好吃的小面包给女儿留着。

她被爱着，她的爱也应该被看到。

不再发芽的春兰

春兰是我的小姨，出生于 1978 年。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外婆在近四十岁时才生下她，给她起名「春兰」，是想让她像兰花一样美丽。

那时，外公外婆一家生活在河南信阳的一个农场。外公务农，外婆在农场小学教书。一天，下课回来，外婆看见春兰躺在炕上，病恹恹的样子。她唤着，「春兰，春兰。」

春兰没有应声。

外婆走到炕边，看到春兰满脸通红，摸摸她的脸蛋和手背，已经浑身滚烫。前几日春兰反复低烧，但因为很快退烧，又在炕上玩得不亦乐乎，所以家里人没太在意。等到这次发高烧，外婆赶忙抱着春兰，一路疾走到农场的卫生室。

「唉，娃儿这回烧的严重啊，」卫生员说。「打针，再开点药，看看今晚上能不能退烧。」

「你晚上回去给娃儿把这药吃上，看能不能退下来。如果没退，你明早上要去乡里的医院看。」卫生员嘱咐外婆。外婆连忙答应，又是抱着春兰，一路疾走回家。

第二天，外婆和外公借了邻居的三轮车，一路蹬去乡里的医院。大夫先给昏睡着的春兰打了退烧针，然后又掰开她的眼皮瞧了瞧，「去给孩子做个脑部检查吧。」

「咋要做脑部检查？做脑部检查弄啥？」外婆和外公一下紧张起来，杵在原地不知所措。

「去做一下吧。」

外婆拿着检查结果回到大夫办公室，每一步都无比沉重。从检查室大夫的眼神里，她看到了同情和怜悯。但她还抱着一丝丝的希望，大夫还没解读检查报告，大夫还没给出最终的诊断结果。

「为娃儿的以后好好打算一下吧」，大夫说。

春兰的低保证书

图源：作者供图

「咋回事啊，娃儿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外公声音颤抖着询问大夫，一旁的外婆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

「娃儿中枢神经伤了。现在还小看不出来，以后娃儿大了就会表现得不正常，就是发病。」大夫给出的解释是，可能是反复发烧没有及时处理，或者曾经注射青霉素过量。

「那能治吗？咋治？」外公保持着仅有的一点理性，站在大夫和外婆之间，依旧颤抖地询问。

「这病没法治好，只能控制，控制让她少发病。走一步看一步吧，定期检查。」

回农场的路上，外公蹬三轮车蹬得很慢。外婆说，回去的路上风很大。她抱着春兰，眼泪落在裹着春兰的小褥子上，落了又干，干了又落。

三轮车也无声地向前。车辙轧着沙土地面，也卷挟着此后的生活，艰难向前。

他们都清楚，春兰失去了继续发芽的希望。

「你外公从那时候开始抽烟杆子了，」外婆对我说。

结婚那天

她笑盈盈地点点头

外婆和外公尝试过，把春兰当成普通孩子养，送她去农场小学读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春兰的发病症状开始明显。眼睛斜视，说胡话，认不清人，严重的时候，会嘶吼，发疯一样地摔东西。

四年级的时候，她还是退学了。

从那以后，春兰常常坐在家门口的木头矮凳上，晃来晃去，怔怔看着外面的街道，一坐就是半天。除了目送哥哥姐姐上学，春兰的生活轨迹仿佛一根灰色而单一的线，没有任何其它的色彩。

仿佛为了打发日子，春兰跟着外婆学会了织毛衣，虽然会跑针，但也能渐渐玩转手里五颜六色的毛线，把一根根线变成了一团团彩色的面。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春兰十岁左右，外公响应号召，跟着农场的大部队，带着外婆和三个孩子来到了农场在陕西的总厂，成为了一名正式工。

随着我舅舅和我妈妈相继成家，家里的生活负担小了很多。按道理，外公和外婆是时候放宽心了。

但春兰始终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他们 50 多岁，还能把春兰养在身边。如果有一日他们老了，或者出点意外，谁来照顾她呢？

于是，在 2000 年，外公和外婆做了决定——给 22 岁的春兰找个婆家。

男方叫王兵，家在邻村。他身材瘦削，浓眉大眼。外公和外婆一商量，小伙子家里虽然穷，但人家不嫌弃春兰的病，往后女儿也算有个归宿了。

于是，双方草草订了亲，打了结婚证，春兰就被送到王兵家去了。

被送去的那天早上，外婆嘱咐春兰，「你要成家了，你和王兵的关系就像我和你大（大，河南方言，意为「爸爸」）一样，他是你的男人。你要听婆家的话，不要随便发脾气。」

春兰似乎也对这即将到来的新关系充满期待，她斜着眼，笑盈盈地点着头。

去了婆家之后，春兰一直没有发过病，这让全家人都安心了许多。

不久之后，春兰怀孕了。外婆很高兴，想着春兰也能像别的姑娘一样，正常地结婚生孩子，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2001 年，春兰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外婆把她唤作「圆圆」，希望她能圆圆满满地成长，没有残缺和疾病。

但生产过后，可能跟体内激素不稳定有关，春兰又开始发病了。

她在婆家摔东西，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过一会儿，冷静之后又问王兵，「你是谁？」

随着春兰发病的次数变多，王兵一家人意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在圆圆断奶之后，他们把春兰送回娘家。

外婆搂着春兰，坐在铁床边，止不住地叹气。外公蹲着抽了杆烟，缓缓地站起身，指着王兵的鼻子大喊，「春兰送回来可以，圆圆也必须送回来。圆圆在你家，养不好。」

「我家也能养……」王兵坐在木头矮凳上，不敢抬头。

「你家原来知道春兰有病，你说不介意，这才让你们结了婚！现在生完孩子就把人送回来了？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抛弃！这是遗弃！」外公一通喊叫，王兵一句话也不敢说。

「你现在回去，下午就把圆圆送回来，」外公扭过身蹲下，又点了一杆烟。

王兵很快把圆圆送回来了。临出门的时候，春兰叫了一声，「王兵！」

王兵扭过头，没有看她，他盯着地上的木头板凳说，「我马上就南下打工了。挣到钱了就回来给圆圆。」

外公轻哼一声，烟从他鼻子里涌了出来。

「王兵为啥走了？我咋不跟他一块走？」春兰急了，站起来也要往门外走。

「你走啥？他不要你了，你以后就搁家待着！」外婆一把拽住春兰，终于没忍住哭了出来，

春兰清醒的时候，总往外跑，不分日夜。起初，她还只是在工厂家属区里，后来，范围扩大到附近的村子。

如今的工厂家属区

图源：作者供图

有的时候，外婆不一定能找到她，但春兰总能在半夜或凌晨回到家里，第二天继续外出。

2005 年，我 9 岁，已经知晓一些事情了。我问外婆，「小姨每天往外跑是想找那个人吧？」

我小心地把王兵的名字说成「那个人」，似乎这样可以减轻全家人内心的伤痛。

「可能吧」，外婆叹了口气。

走丢了，不找了

春兰清醒的时候会往外跑。发病的时候又难以控制。她暴怒，比以往更疯狂地摔东西。

有一天，春兰又发病了。「你去外面写作业！」外婆喊了一句，我赶忙拿着作业跑到外面的台阶上。接着，屋里传来外婆的吼声和春兰的哭喊。

我捂着耳朵，偷偷地回到门口。透过门缝，外婆背朝着我，拿着一个半米高的铁凳子，猛劲儿地向在沙发上蜷缩起来的春兰身旁砸去，嗵嗵地，一下又一下。

春兰安静了，抽泣着窝在沙发的一边。外婆喘着粗气，扶着沙发的另一边，颤抖着转身坐下。她转身的一霎那，我看见， 65 岁的外婆泪流满面。

日子就这样过了三年，

2008 年一个夏天傍晚，外公把所有的孩子都叫到了家里。

「春兰已经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外公坐在床边，吸了一口烟，「家属区，还有附近村子，我已经找过一遍了，没找到。」

春兰走丢了。

夜晚的工厂家属区

图源：作者供图

「王兵家问了吗？」

「问了，没有。」

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全家出动，在整个县城里找春兰，逢人就问，也托熟人去问，把她平常可能会去的地方都去了个遍，但是一点关于春兰的踪迹都没有。

外公又把孩子们叫到了家里。听妈妈说，那晚，外公蹲在地上抽了一杆又一杆的烟，外婆扶着床沿叹了一晚的气。

不贴寻人启事。不找了。

这是在烟气熏绕了一晚上的屋子里做出的选择。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懂得，这是一个家庭如何悲哀与无奈的选择，这是外公外婆与外人道不清说不明的心酸与悲凉。

家里本来就拮据。一直以来，为了养大圆圆，还有负担春兰日常吃药的开销，仅凭外公微薄的退休工资是远远不够的。王兵每年托他的姐姐寄回来 500 元。

外公生性要强，考虑到孩子们家境并不宽裕，从不张口要钱。

他去工厂家属楼和附近村子里收破烂，每个蛇皮袋分门别类地码好，再骑着自行车到废品回收站去卖。

到了玉米成熟的季节，外公去帮附近村子里的人收苞谷，几天下来能有近一百块钱。

冬天的时候，外公在自行车后座绑上两个竹筐，一边装着收兔子的绿色编织网，一边装上几串炮竹，骑遍方圆五里的野地去逮兔子。炮竹一响，受惊的兔子从洞里跑出来，直接撞进扎好的网里。回来剥皮洗净，当天傍晚就能在工厂家属区里卖个好价钱。

找到春兰，已经不是年近七十的外公外婆凭一双手一双脚能做到的了。

春兰回家了

又是一个三年。2011 年夏天，外公接到了来自山东济南的一个电话。

「请问是李作明家吗？」

「是的。」

「您好，我们是山东济南的一家福利院。您的女儿在我们福利院。好心人在市区发现了她，送到了福利院。她背出了自己家的地址，我们顺着地址查到居委会，居委会给了您家的联系方式。我们准备下个礼拜把李春兰送回陕西，您看方便到市里的火车站接一下吗？」

「好，方便，人怎么样？方便的。哪天？」突如其来的巨大信息量让外公语无伦次，「谢谢，谢谢啊，太感谢了，你们是好人。好人。」

外婆在一旁激动地抹眼泪，「人没事，好啊，好。真好。」

送春兰回来的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临分别时，他说，春兰这一路应该受了不少罪，也受到了精神刺激，但她还记得自己家在哪，父母叫啥，兄弟姐妹有几个。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帮助春兰回到家。

「回去了以后，不要问她这几年走哪去了，别刺激她。」对方嘱咐。

刚回到家里的春兰总说，「这不是我家，这不是我家。」她只认出了外公外婆和圆圆，她看其他人的眼神里，透出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畏缩。

「卡车司机」「打我」「不给我吃饭」「跟丢了」，在春兰回来半年后，家里人逐渐从她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了她这几年的遭遇。

有的时候，外婆会从外公捡回来的破烂里翻出一张破损的中国地图，戴着老花眼镜推断起春兰这三年的行踪轨迹。

「春兰有可能是从陕西先到了河南然后到了山东，也有可能是从陕西先到了山西，然后到河北，最后再到山东。最可能走的河南这条线。」

「别看了，别看了。」外公咳嗽了两声，又出门去收破烂了。除了接到福利院电话的那天，外公喜形于色，蹲在地上抽了根烟，他和以前没有任何变化。

他的退休工资涨了一些，但还是常常去收破烂。

外公和外婆为数不多的合影

图源：作者供图

五年后，2016 年冬天，外公因肺结核恶化住院，在医院治疗了半年后，在 2017 年春天离开了。

过了几天，春兰一直没有见到外公，开始着急了，「俺大呢？俺大在医院还没回来？俺去给他送饭。」

「你大走了。」

春兰知道走了是什么意思，她很小的时候，她的外婆就走了。「大走了，娘，俺大走了……」，她看向外婆，哭得大声。

外公有个带锁的铁皮箱子藏在床下面，上面的黄漆已掉落大半。外婆打开了它。里面有一些收据单、存折，还有不少现金。外公留够了外婆和春兰的生活费，还有圆圆上学的钱。

外婆捧着箱子，坐在小马扎上，「啊」地哭了出来。

妈妈只是妈妈

春兰走丢的时候，圆圆 7 岁。

那时候，为了不让外公外婆伤心，没有人敢提春兰的事情。背着他们，妈妈嘱咐我，「你多陪陪圆圆，辅导她作业。上次我从你外婆家走的时候，看到小圆圆捧着你小姨的照片哭。」

那时候的圆圆，还不能理解春兰的精神疾病。对于她而言，那只是日夜陪伴她的人。后来，圆圆同我说，在春兰走丢后的两年里，她脑海里常常出现母亲的身影，但从清晰变得模糊。

「我都有点记不清她的模样了，只能看照片。就很想哭，感觉一个很重要的人不见了。可是大家都不提，我也不敢，」圆圆说，「但其实我很想妈妈。」

当春兰回家的时候，圆圆看见回来的母亲，惊喜又激动。没过一会儿，她就让春兰学着小马的姿势趴跪在地上，自己骑在春兰背上，「驾！驾！」一副快乐的样子。

或许，对于圆圆来说，这个突然回来，一切以她为重心的女人，更像是一个失而复得的玩伴，像是吵吵闹闹而又重归于好的小姐妹。

外婆教训圆圆不该没大没小，春兰在旁边嗫嚅，「别骂孩子…… 」。

后来，圆圆渐渐长大懂事，她会很认真地叮嘱春兰，「妈妈，你以后不要乱跑了，不然家里人都会找不到你，出去的话天黑前也必须回家。」

「好，好。」春兰赶忙答应，从此，她都是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圆圆比同龄的孩子要坚强和早熟许多。在我们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她一直承受着本不该她所承受的指指点点。

有一天，她的班主任打来电话，圆圆抓伤了同班男同学的胳膊。

回到家里，面对外婆的质问，圆圆抿着嘴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她大声哭了起来，「他骂我妈是神经病！有错的是他！」

在嘲笑和孤独中，她被动地迅速成长。圆圆跟我说，「我知道妈妈有病，但我不想这么觉得。她就是我妈。」

圆圆很喜欢唱歌，她常常在晚上睡觉前唱流行歌曲给身边的春兰听。「我妈听不懂我唱啥，但就夸我唱的好听。」

一次，外婆做了好吃的萝卜丸子。圆圆从厨房拿来一个小碗，「我给我妈装点萝卜丸子，她喜欢吃这个。等她睡醒吃。」

我突然有些恍惚，贴心的女儿给午休醒来的妈妈准备了小零食，就像是会发生在任何一对普通母女之间的事情。

其实她们也并无特殊之处，她们就是大千世界中最普通最寻常的一对母女，她们之间汩汩流淌着的也是那最善最纯的亲情。

2014 年暑假，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去外婆家报喜。

「我是不是特别厉害？啊，沫沫？我生了你圆圆妹妹，她 13 岁了，都念中学了，」春兰笑着问我。

「圆圆长大肯定特别厉害。你学习好，她也肯定学习好。」春兰嘻嘻地笑着。

舅舅们和妈妈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照顾着这个最小的妹妹。我和弟弟也学着他们去照顾圆圆。

舅舅定期去市里医院给春兰拿药，寻找单位和机构为她争取残疾人权益，给圆圆找好学校。妈妈有空就去外婆家教春兰如何打扫卫生和洗衣服。

我有空就去辅导圆圆学习，弟弟靠着他在学校的人气让别人不要欺负圆圆，成为了圆圆的「保护伞」。

妈妈常对我说，「得这个病不是春兰的问题，也不是任何人的错。生活给了咱什么，咱就要迎上去。」

2019 年，家里人把春兰送到了市里的一所精神康复医院，每两周去看望一次春兰。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前两年只需要向医院支付精神类药品的医药费，不需要额外支付护理费。

临近过年，家里人把春兰接回了家

春兰剪了很短的头发

图源：作者供图

春兰病情稳定了一些，她能自己洗衣服了，人也变得白胖。每每拉着外婆讲医院里的事情。最让她牵挂的，还是圆圆。

2020 年夏天，圆圆拿到了来自西安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航空类专业，她跑去医院跟春兰报喜。

「我的女儿要念大学了，我圆圆要上大学了，」 春兰激动地在病房来回踱步，「我就说，圆圆是最厉害的。」

圆圆的学校距离春兰有 200 多公里，有时候，外婆跟春兰说，圆圆可能要过一些时候才能来看她。春兰没有闹，反而一直念叨，她有好吃的小面包，下次要攒给圆圆吃。

八十岁的外婆用起了智能手机，她会刷小视频了。她说现在就是要乐乐呵呵的，把春兰顾好（河南方言，意为「照顾好」），再等着圆圆毕业。

我突然想起妈妈讲过的一个故事：在我小时候，春兰拿着外婆给的 5 毛零花钱，去楼下买冰糖葫芦。

「你要哪一个呀？」

「我要最甜的那个。最好吃的那个。」

「我要买给我的小外甥女吃。」 春兰攥着 5 毛钱，傻傻地看着老板。

那年她 20 岁，本该是一朵美丽的兰花。

为保护人物隐私，文中春兰、圆圆、李作明、沫沫皆为化名。

撰文：沫沫

监制：苏惟楚

封面图来源：站酷海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