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给后世留下的印象有两个：

一是晚清的栋梁之臣；

二是杀人如麻的“曾剃头”。

根据文献的记载，曾国藩的湘军杀入天京后，曾国藩便下达了屠城的命令，逢人便杀，鸡犬不留。“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

这里的“伏尸百万”虽然是虚数，但曾国藩起码屠杀了五十万“长毛”及南京百姓，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太平天国最强盛的时期，南京城的总人口超过一百万。然而，在光绪登基那一年的“人口普查”期间，在籍的南京人口却仅剩下四十万人。

《曾国藩奏折》中更有：

“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见者无不凛凛。”“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凌迟。”“杀之以祭壕头堡阵亡将士，诸勇犹痛憾切齿，争啖其肉。”“克城奕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据说，在曾国藩火烧天京城后，整个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而李鸿章在接管两江之后，更是给出了南京需要百年时间休养才可恢复如初的预言。

以至于，曾国藩这个名字，一度成为南京城百姓的梦魇。据说，在太平天国运动过后，南京城的小孩但凡在晚上夜啼，父母总会用“曾剃头来了”之类的话吓唬孩子，小孩一听曾国藩的恶名，便会立即止住啼哭，百试百灵。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西洋“蛮夷”的眼里，曾国藩非但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恶魔，反倒是和蔼可亲的“温良东亚人”。在“天津教案”这起历史事件中，曾国藩所展现出的“窝里横”嘴脸，着实耐人寻味。

１８７０年，因为法国天主教堂涉嫌拐卖人口残害婴儿，所以有许多天津群众进攻教堂，向洋人讨个说法。在当时，包括神父、秀女、侨民、信徒在内的五十余人遭到杀害，法国领事馆被愤怒的群众付之一炬。

这起事件过后，英国、美国、法国在国际上提出联合抗议，并再次使用海军胁迫清廷。清廷委派处理这起事件的大臣，正是曾国藩。天津城的老百姓本以为，曾大人会像是平定太平天国时一样展现出铁腕，扬中国人的风头。

没想到，曾国藩刚刚来到天津，便在第一场交涉中决定赔偿给洋人四十六万两白银，并派出使团向法国道歉。更令人寒心的是，曾国藩下达了“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的命令，不论情节是否严重，参与这场暴乱的天津“刁民”一律被官兵逮捕并处以极刑。

通过这起事件，天津卫的老百姓彻底看透了曾国藩的嘴脸，对其大失所望。在许多后世学者眼中，这起历史事件仅是曾国藩的一次外交失误。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就是曾国藩“窝里横”的必然表现。

不过，为什么曾国藩能够在后世饱受赞誉呢？这便是曾国藩所施展的孔孟王道与法家霸道的功效了。

曾国藩所施展的一切手段，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荀子的理论，也就是将儒家、法家有机结合。对于内部，尤其是“羊群”揭竿而起时，曾国藩所展现的手段就是大开杀戒，甚至不惜“伏尸百万”。之所以曾国藩如此行事，就是参考了法家“乱世用重典”的思维。

然而，在对外关系中，曾国藩反倒开始施展“仁义”的一面，处处以“孔孟之道”为基准。“夷务本难措置，然其根本则不外乎孔子忠信笃敬四字”，这便是曾国藩对外的核心思想。当然，这种狭隘的观念，并不是曾国藩的首创，而是“怀柔远人”的老套路。

实际上，曾国藩就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守旧派，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晚清大臣都无法跳脱儒法并行的圈子，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为旧中国带来质变。就像恩格斯对晚清的预言一样，有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出晚清已然行将就木，无可救药。

《世界国尽》这部日本文献中，对中国“仁义五常”无法“再造辉煌”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其观点相当犀利：

清国的历史自陶虞时期开始，持续到今日已有四十个世纪。曾经的中国之所以声名远播，是因为中国人重视仁义与五常。然而，由于清国无法及时接受现代文明，所以德智渐颓。即便如此，清国人仍像是井底之蛙一样，做着“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认为清国的一切都比外国强大，这是清国最悲哀的一点。

显而易见的是，日本学者以“旁观者清”的角度，将清国无法复兴的内因分析得淋漓尽致。当满清无法将儒法两学结合现实，必将“仁道不人，王道不王”，唯有覆灭一途。

那么，为什么今人却认为曾国藩有近代圣人之称，推崇他的人比比皆是？

先下结论，曾国藩不是圣人，连圣人的边儿都沾不上，甚至，也算不得英雄。曾国藩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因为古代有所谓“三不朽”，也就是所谓的“立功立德立言”。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看，曾国藩这三点都做到了罢了。

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的结尾，一个叫郭靖的傻小子说过这样的话：“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参考资料：

【《曾国藩奏折》、《世界国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