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給後世留下的印象有兩個：

一是晚清的棟樑之臣；

二是殺人如麻的“曾剃頭”。

根據文獻的記載，曾國藩的湘軍殺入天京後，曾國藩便下達了屠城的命令，逢人便殺，雞犬不留。“金陵之役，伏屍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

這裏的“伏屍百萬”雖然是虛數，但曾國藩起碼屠殺了五十萬“長毛”及南京百姓，這是毋庸置疑的。在太平天國最強盛的時期，南京城的總人口超過一百萬。然而，在光緒登基那一年的“人口普查”期間，在籍的南京人口卻僅剩下四十萬人。

《曾國藩奏摺》中更有：

“生擒老賊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賊，輒剖腸，剝皮掛樹，磔石，見者無不凜凜。”“各營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僅予梟首不足恨，概令剜目凌遲。”“殺之以祭壕頭堡陣亡將士，諸勇猶痛憾切齒，爭啖其肉。”“克城奕以多殺爲妥，不可假仁慈而誤大事。”“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爲悔之理！”......

據說，在曾國藩火燒天京城後，整個南京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找不到了，而李鴻章在接管兩江之後，更是給出了南京需要百年時間休養纔可恢復如初的預言。

以至於，曾國藩這個名字，一度成爲南京城百姓的夢魘。據說，在太平天國運動過後，南京城的小孩但凡在晚上夜啼，父母總會用“曾剃頭來了”之類的話嚇唬孩子，小孩一聽曾國藩的惡名，便會立即止住啼哭，百試百靈。

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在西洋“蠻夷”的眼裏，曾國藩非但不是令人聞風喪膽的惡魔，反倒是和藹可親的“溫良東亞人”。在“天津教案”這起歷史事件中，曾國藩所展現出的“窩裏橫”嘴臉，着實耐人尋味。

１８７０年，因爲法國天主教堂涉嫌拐賣人口殘害嬰兒，所以有許多天津羣衆進攻教堂，向洋人討個說法。在當時，包括神父、秀女、僑民、信徒在內的五十餘人遭到殺害，法國領事館被憤怒的羣衆付之一炬。

這起事件過後，英國、美國、法國在國際上提出聯合抗議，並再次使用海軍脅迫清廷。清廷委派處理這起事件的大臣，正是曾國藩。天津城的老百姓本以爲，曾大人會像是平定太平天國時一樣展現出鐵腕，揚中國人的風頭。

沒想到，曾國藩剛剛來到天津，便在第一場交涉中決定賠償給洋人四十六萬兩白銀，並派出使團向法國道歉。更令人寒心的是，曾國藩下達了“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的命令，不論情節是否嚴重，參與這場暴亂的天津“刁民”一律被官兵逮捕並處以極刑。

通過這起事件，天津衛的老百姓徹底看透了曾國藩的嘴臉，對其大失所望。在許多後世學者眼中，這起歷史事件僅是曾國藩的一次外交失誤。然而，在筆者看來，這就是曾國藩“窩裏橫”的必然表現。

不過，爲什麼曾國藩能夠在後世飽受讚譽呢？這便是曾國藩所施展的孔孟王道與法家霸道的功效了。

曾國藩所施展的一切手段，從本質上來說還是荀子的理論，也就是將儒家、法家有機結合。對於內部，尤其是“羊羣”揭竿而起時，曾國藩所展現的手段就是大開殺戒，甚至不惜“伏屍百萬”。之所以曾國藩如此行事，就是參考了法家“亂世用重典”的思維。

然而，在對外關係中，曾國藩反倒開始施展“仁義”的一面，處處以“孔孟之道”爲基準。“夷務本難措置，然其根本則不外乎孔子忠信篤敬四字”，這便是曾國藩對外的核心思想。當然，這種狹隘的觀念，並不是曾國藩的首創，而是“懷柔遠人”的老套路。

實際上，曾國藩就是一名徹頭徹尾的守舊派，包括他在內的許多晚清大臣都無法跳脫儒法並行的圈子，所以他們根本不可能爲舊中國帶來質變。就像恩格斯對晚清的預言一樣，有許多有識之士已經看出晚清已然行將就木，無可救藥。

《世界國盡》這部日本文獻中，對中國“仁義五常”無法“再造輝煌”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剖析，其觀點相當犀利：

清國的歷史自陶虞時期開始，持續到今日已有四十個世紀。曾經的中國之所以聲名遠播，是因爲中國人重視仁義與五常。然而，由於清國無法及時接受現代文明，所以德智漸頹。即便如此，清國人仍像是井底之蛙一樣，做着“天朝上國”的春秋大夢，認爲清國的一切都比外國強大，這是清國最悲哀的一點。

顯而易見的是，日本學者以“旁觀者清”的角度，將清國無法復興的內因分析得淋漓盡致。當滿清無法將儒法兩學結合現實，必將“仁道不人，王道不王”，唯有覆滅一途。

那麼，爲什麼今人卻認爲曾國藩有近代聖人之稱，推崇他的人比比皆是？

先下結論，曾國藩不是聖人，連聖人的邊兒都沾不上，甚至，也算不得英雄。曾國藩之所以被稱爲“聖人”，是因爲古代有所謂“三不朽”，也就是所謂的“立功立德立言”。站在清政府的立場上看，曾國藩這三點都做到了罷了。

金庸先生在《射鵰英雄傳》的結尾，一個叫郭靖的傻小子說過這樣的話：“自來英雄而爲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爲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

參考資料：

【《曾國藩奏摺》、《世界國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