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檔備受關注的《刺殺小說家》，講述了一個關於異世界與現實世界神祕交錯的故事。爲了塑造奇幻的場景，影片將拍攝地選爲建築、交通有“賽博朋克”之特徵的山城重慶。實際上，重慶在短視頻興起的這些年已經成爲魔幻之城。

假如說明星有“人設”的話，明星城市也有“城設”。在短視頻社交媒體中，從前抽象的城市形象，如今變得親民立體。重慶不再是抽象的“山城”，而是“魔幻8D城市”；成都不再是與人們有距離感的“天府之國”，而是一個“來了就不想走的休閒城市”。

△重慶網紅輕軌李子壩站。圖源：IC photo

不得不承認，短視頻社交媒體中所流傳的城市視頻，正因其出挑的傳播能力重塑着我們對於城市形象的認知。但是這些廣爲流傳的“城設”，除了吸引外地人的“他者化”的注視目光外，能否和生活在當地的人產生共鳴？城市的認知機制背後，蘊含着資本、社會、個體之間複雜的關係，而當下的消費關係正塑造着同質化的城市形象。每個人或許都有過類似的體會，外地人熱衷打卡的網紅景點，並非自己記憶中的留戀之處。

網紅城市奇觀：

短視頻改變城市形象

在日本動畫《重神機潘多拉》裏，重慶成了片中“新翔龍市”的原型，並在此處展開了一場事關人類生死存亡的末日拉鋸戰。重慶錯綜複雜的地形和密密麻麻的高樓，使片子充滿“賽博朋克”的末日感。

這不是當代重慶第一次影視化、動畫化了。像國產愛情動畫《我愛江小白》裏，重慶就化身成了小清新之地。而重慶標誌性的“穿樓輕軌”，則早在電影《火鍋英雄》裏就出現過。

△《刺殺小說家》（2021）劇照

重慶的城市景觀非常上鏡，但是，這種景觀並不是一開始就深入人心的。在傳統媒體時代，政府主導建構的城市形象，往往顯得“高大上”、抽象、模糊和不接地氣，很難有很好的傳播效果。

隨着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微博和微信的廣泛使用，互聯網中出現了一批熟悉民間話語體系、爲居民提供城市生活服務的自媒體。它們可能挖掘了一些藏於深巷無人識的美食；或者一些很適合自拍的網紅地點。但是它們很難產生全國性現象級的影響，直到抖音之類的短視頻社交媒體的出現。

據抖音聯合清華大學發佈的《短視頻與城市形象研究白皮書》，從視頻數量上來看，有關城市形象的短視頻已經成爲了一種現象。其中，城市形象短視頻播放量前三名的分別是重慶、西安和成都，分別爲113.6億、89.1億和88.8億。其中，大部分視頻內容與地方美食、商業景點還有城市景觀有關。比如，西安永興坊的摔碗酒，單條視頻最高播放量有8111.3萬；成都石棉烤肉，單條視頻最高播放量有5564.4萬。重慶播放量第一是市政設施，比如“穿樓輕軌”。

△火爆抖音的西安永興坊的摔碗酒，塑造了西安“豪爽”的城市形象

這些視頻讓傳統的城市不再嚴肅，並吸引了無數遊客前往網紅景點打卡留念，爲城市帶來了可觀的旅遊收益。如重慶在2018年端午節假期期間，“網紅景區”洪崖洞接待遊客量同比增長了143.3%。

若要分析短視頻社交媒體對於城市形象建構的重要意義，可以總結爲以下兩點。首先，短視頻社交媒體出現，推動了城市形象構建進一步民主化。大家就像城市裏無數的探索者，一些有趣的、奇觀性的景觀，就算它們在當地人眼裏很平常無奇，但是會被全國其他網友及時發現，然後自發地“走紅”。例如“電動車之城”南寧。

△“電動車之城”南寧

南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城市形象是非常模糊的。它曾因綠化率高而被稱爲“綠城”，但是這個名稱過於抽象，流傳度也不廣。但在抖音時代，南寧人眼中平常無奇的電動車，卻意外地“走紅”了。而“電動車之城”也重振了“綠城”裏環保的含義，這爲南寧在網絡輿論場中增加了辨識度。

其次，短視頻的媒介內容更具豐富性，比圖片更吸引人，而具有反差感的城市奇觀，也最適合用視頻的方式呈現。因此，短視頻的媒介特質促進了城市形象視頻在網絡上的傳播。諸如“山城”的形象，對沒去過重慶的人來說，則略顯抽象。但是，抖音的短視頻，很好地讓你身臨“8D魔幻山城”。

△重慶洪崖洞

然而，想要在社交媒體上吸引大衆的關注，短視頻中提煉的城市形象或多或少都具有奇觀性，如重慶的“輕軌”之所以走紅，正是因爲它一反人們日常對“輕軌”的認知。再如爲城市塑造“休閒形象”的美食之所以通過短視頻在網絡上走紅，並不是因爲它的味道有多好，而是因爲它的外表與衆不同。比如西安的“毛筆酥”和“麻將糕”，二者外形與毛筆、麻將別無二致。

△西安網紅小喫“毛筆酥”

“迪士尼化”的城市：

短視頻、自拍扼殺了城市創造力

尼爾·波茲曼認爲，“媒介即認知”，媒體的真正影響在於營造了一個人們無法擺脫的社會環境，我們必須藉助它們才能賦予世界以意義。社交媒體不僅改變了我們認知一座城市的平臺，也改變了我們頭腦裏城市形象。此外，城市形象在社交媒體上的呈現，還能反過來形塑着城市空間。

一座城市，哪些地點要是想出名，就意味着這地點得適合成爲媒介景觀，比如，這地方適合拍照或適合錄抖音。這也悄悄改變着城市裏的很多設計。可以預想，是否易於上鏡，將是未來城市景觀設計越來越看重的因素，這也意味着，城市將越來越“迪士尼化”，即城市形象主題化、同質化。

比如說，在重慶“穿樓輕軌”那裏，政府專門在站臺樓下設計了一個可容納五千人的超大觀景臺，讓大家方便在最佳的地點打卡拍照。西安“摔碗酒”本不是西安的特色，但是它建構或想印證西北人“豪爽”的神話，這也是商家專門設計的媒介景觀。還有成都寬窄巷子的背景牆，營造了一種古意，很明顯也考慮過方便遊客拍攝的因素，至於裏面是真古董還是假古董，這並不重要。

無獨有偶， 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將西方的很多城市變成了自拍的舞臺。據《衛報》報道，Instagram不僅能發現一些日常會被忽略的城市景觀，而且還能讓建築師和設計師主動地去改變城市的景觀，因爲上鏡與否，是這個地方能否在網上被分享出去的重要因素。建築師大衛·提寇（David Tickle）在悉尼新公共廣場方案的競賽中，就有評委對他說：“我們很喜歡你們的方案，因爲它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地轉發。”

比如，芝加哥的“雲門”（Cloud Gate）。這一個鏡面拋光的豆子似的建築物，反射着遊客和天際線，構造出了一個把遊客放置於中心自拍的舞臺。還有正在紐約哈德遜碼頭建造着的“船”（Vessel），這是億萬富翁斯蒂芬·羅斯（Stephen Ross）想要打造的“紐約埃菲爾鐵塔”。它的長寬比將很好適應Instagram的相框，這將創造着無數分享轉發的時刻。

△芝加哥的“雲門”

此外，Instagram甚至還催生了社交媒體設計諮詢這樣的行業。他們專門爲客戶提供建議，使設計師的設計作品儘可能在網上被拍照分享。澳大利亞建築師斯科特·瓦倫丁（Scott Valentine）還寫了一本《Instagram設計指南》（Instagram Design Guide），它詳細地介紹瞭如何刺激遊客的感官，喚起遊客“視覺上的驚奇感”，鼓勵設計師創造“讓客人成爲舞臺中心”的空間。

但建築記者奧利弗·溫賴特（Oliver Wainwright）認爲，這種爲了自拍而設計的公共地標建築，雖然能在社交媒體上非常火爆，但是會扼殺許多建築上的創造力。

這也是城市“迪士尼化”的結果，即城市建築和佈景主題化（建造古鎮、休閒一條街、未來感的地標等）、混合消費化（即消費奇觀、又消費其他日常需求）、同質化，而且要不斷地刺激消費者的感官。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迪士尼化”也變得線上虛擬化。不管是建造適宜拍攝的新地標，還是仿古建築，抑或是一個商家表演性的促銷，策劃者優先考慮的是能否很好地進行視覺呈現，而不是爲了功能性和社區生活的有機價值。因爲能上鏡意味着金錢。所以不是社交媒體改變了城市空間，而是社交媒體時代的文化消費模式，改變了城市空間。這也恰恰證明了列斐伏爾所說的，空間是社會的產物。

這是誰的城市？

如何抗衡消費對於城市的侵蝕

城市社會學家莎倫·佐金說，“這是誰的城市？”這個問題不單指誰統治着這個城市，更問的是，誰在主導着這個城市的形象，而城市形象的再現，也是不同的社會羣體“鬥爭”出來的。所以，其實每個城市的形象都處於一種動態的平衡中，受到歷史傳統、官方、資本和受衆心理需求因素的共同影響。

舉個例子，成都作爲“休閒之都”，定位非常成功和穩定。這個形象的背後，除了有成都本身 “擺龍門陣”的歷史傳統，也有官方和資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我們自己創造內容的時代裏，我們很疲憊，想要去消費“休閒”和“有生活味”的符號。而真實的成都到底忙不忙、累不累對我們來說並不重要。我們通過社交媒體，把成都寄託成了一個忙碌中產的應許之地，能暫時安頓我們在快節奏都市裏無處安放的靈魂。它是鮑德里亞所說的“超真實”，德波所說的“景觀”，在社交媒體上成都的形象，比真實的成都還真實。

日復一日平淡無奇的現代生活，使我們總希望暫時逃離手上工作，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到“遠方”或者“異域”去，因爲那充滿着未知、新奇和刺激。而社交媒體，則將這種“旅行”碎片化，讓我們隨時隨地可以“踏上旅程”，比如體驗重慶魔幻的地形，或者其他奇觀。去尋求安頓、尋找“異域”和尋找“治癒”，這跟“逃離北上廣”心理的另一種迴響。這也是爲什麼在抖音上，火的是幾個西部城市，而且在它們的形象中，充斥着美食、奇景和安逸的生活氣息。這種視覺消費的同質化其實也體現着需求的同質化，更體現着這些消費者普遍的情感結構。

△趙雷一首《成都》唱紅了大江南北，其中“走到玉林路的盡頭，坐在小酒館的門口”一句歌詞，讓無數網民到成都“小酒館”裏拍抖音打卡

這背後的問題在於，在機械複製時代的城市形象裏，城市空間變成了一種被體驗的商品，被不同層次地消費着。但是這個城市的空間，也許會過於受到網絡時代視覺文化消費的影響，塑造過於同質化的形象，而忘卻了這個城市本真的樣子。

社交媒體把全國網友聯繫起來，大家對於一個城市形象的看法必然是抱着看待他者的眼光，而本地人實則並不覺得如此。很多城市地標，對於本地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個人記憶，但它們卻弔詭地成爲了城市符號。重慶的“奇觀”肯定是相對於外地人而言的，很多重慶人對這些“奇觀”司空見慣。這就像故宮在外地人看來，是北京燦爛歷史文化的象徵，但是在北漂們看來，故宮應該更名“望京”，它代表他們迫切想要融入卻始終在外圍漂泊的城市。

△景山公園可俯瞰故宮全景。在畫師@李彬BinLee的人間日常系列繪畫中，一對朋友在景山公園俯瞰故宮：“來北京快五年了，每次爬到這兒，我都覺得這裏才應該叫望京，而不是我上班的那個地方。”

因此，城市不該只有一種標籤，一個有機的城市，必然與城市居民個人生活有關。用列斐伏爾的話說，我們要主動創造“表徵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它是私人的、具體的、親歷的日常空間，雖然這是一種再現，但是它也包含着“空間的真理”。

我們現在擁有着社交媒體，其實有機會去記錄和表達我們自己的生活地點的點點滴滴，包括被遺忘的羣體和歷史，以及聯繫這些歷史的默默無聞的建築和地方，讓它們重新被認識。這些空間所蘊含的歷史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商業所侵蝕和壓縮，在城市肌體日新月異的更新換代之中，很可能會灰飛煙滅。我們又能夠抓住些什麼呢？

重慶老舊的圓筒樓爆紅，也許給了我們一個小提示。它並不是什麼資本主導的旅遊景點。它曾經用作車站旅館，現在三層以上已經早被廢棄不使用。它的爆紅是一個偶然，因爲它建築的奇特，底下能通公交車。但這喚起了重慶人關於這座圓筒樓所承載的生活記憶，也讓更多重慶人注意到了這原本被忽視的建築，這種有歷史感的“特徵性場所”，也喚起了當地人對此地的“戀地情結”。

△重慶圓筒樓

日本的考現學也許也能給我們一點啓示。在風景急速變換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東京，前衛藝術家赤瀨川原平和編輯松田哲夫組成了“路上觀察學會”，他們像本雅明筆下的漫遊者一樣遊蕩，又像考古學家一樣實地觀察分析和勘測，對象是那些充滿着生活感和日常的風景和無用物，以及當代都市的人情風俗。他們更像是一種行爲藝術，去抗衡消費主義對城市肌體的侵蝕。

雖然短視頻塑造了過於同質化的城市形象，但互聯網賦予了我們能動性，也給我們提供了機會，讓我們自己去發現城市裏，那些不曾出現在主流敘述中，但是屬於我們自己生活經歷的另一個空間。在都市風景急速變換的年代裏，我們的每一次看似私人的拍攝，都是對轉瞬即逝的城市空間以及其背後的故事的一次記錄和表達，這不僅豐富着標籤化的城市形象，也建構着我們自己的歸屬感。

本文轉自新京報 作者：徐悅東

本文編輯：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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