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阿乙的最新小說集《騙子來到南方》由譯林出版社推出。小說集收錄阿乙寫於2017年至2019年的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編，其中同名中篇《騙子來到南方》5.4萬餘字，首發於去年《小說界》第二期，是新書裏最具分量的作品。

近日，作家阿乙的最新小說集《騙子來到南方》由譯林出版社推出

這一次，《騙子來到南方》的故事還是發生在“紅烏”，那裏來了個有臺灣口音的騙子——唐南生。他向紅烏人鼓吹了一個養老工程，導致紅烏近五分之一的人捲入一場融資騙局。在被紅烏人認清面目後，唐南生並不逃跑，反而無賴地在紅烏生活下去，甚至教別人如何厚起臉皮扭轉自己在債務關係中的不利地位。這樣的一個人物，不由地讓人想起《極端歲月》的末尾： “做人啊。關鍵是要活着，活下來，財源滾滾來。”直到有一天，唐南生在永修路上第二段監控盲區裏徹底消失了。

“這個故事是有大量原型的。”在新作出版之際，阿乙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儘管念過警校，從警五年，但阿乙並不是從公安方面知道這一詐騙事件的，而是從親人、朋友、熟人那裏知道的，甚至是從自己身上知道的。“就像我在小說中寫的那樣，我之所以知道這些事，並非因爲我打聽過它，而完全是因爲我無法不知道它、不得不知道它。”他說，《騙子來到南方》是對騙子這一社會事實的“滯後反映”，但因爲這樣的事實過於龐大、過於深刻，仍然要在我們的社會中長久存在，所以這篇小說看起來也像是“預言”。

另外，這篇開始於2019年9月的中篇對阿乙也有着特別的啓示意義——他終於知道“磨一磨”的好處了。“我那陣子敦促自己每天按部就班寫一點，打算年底收尾，預計體量3萬字，誰知年底臨時去了兩個書展，等回到書桌時，它自己已多生長出不少內容，就這樣寫到了5萬字。我當時還略感活動耽誤了自己的寫作進度，現在卻很感恩它。”

同名中篇《騙子來到南方》首發於去年《小說界》第二期

阿乙說，他以前的作品都有一個毛病，總想一蹴而就，想快馬加鞭地衝到終點，還有前輩因此說他：“爲什麼要表現得那麼急？”而在《騙子來到南方》之後，他發覺“多想一想”未嘗不是好事，“會有新的、過去不曾預料到的東西長出來。你不知道它是怎麼生長出來的，彷彿散散步它就自己從泉眼裏湧出來了。”

“這是一種美好的收穫。它的到來，或者說出現，有點類似於水流對河牀的灌注。在小說的基礎和框架已經搭好，人物已經設計到位之後，只要付出足夠耐心，就會有一些符合這個框架與人物設計的細節自動湧現。亦即，創作出現了兩步，第一步是設計階段，第二步是細節的湧現階段。過去寫作也會重視細節，但是那個細節是歸入到第一步的，有時會生硬。”

他最近看胡安·魯爾福的訪談，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小說已經在我的頭腦裏構思了許多年，我終於覺得爲這本思考了很久的書找到了筆調和氣氛。但是現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創作《佩德羅·帕拉莫》的直覺到底是哪裏來的。就彷彿有人對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產生了一個想法，便立刻在綠色和藍色的紙頭上記下來。在‘古德里奇’公司廣告部下班後回到家裏，我馬上把記下來的東西抄在筆記本上。我用手寫，使用的是綠墨水和謝弗斯牌自來水筆。每次我都留下一個抄了一半的段落，這樣我就可以爲明天留下一塊未熄的火炭，或者爲明天準備一條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線索。”這段話阿乙讀了好多遍，覺得它分外迷人。

現在他還寫着一部叫《未婚妻》的長篇，故事有關愛情，已寫了一年三個月，16萬字，但男女主人公還沒有牽手。“我不知道它要寫到多少字收場。我正感受着這種邊寫作邊等待新內容自動冒出來的快樂。”

阿乙 攝影：馬修

【對話】

再寫“紅烏”——阿乙的“南方”

澎湃新聞：我特別好奇的一點是，小說爲什麼取名《騙子來到南方》？“紅烏”地處長江以南，但騙子唐南生其實是福建人呢，在地理位置上似乎比“紅烏”更南。

阿乙：“南方”這個概念很重要，謝謝你提出這個問題。我對“南方”的界定受胡少卿教授定義的影響，胡少卿教授寫過一篇《“南方”與“江南”》的文章。他提到——“南方”是半個詞。當人們提到“南方”的時候，總意味着一個隱含的“北方”。“北方”較少被說出，是因爲在“南方—北方”的二元對立中，“北方”居於主導地位，而使人焦慮、呈現在話語中的總是相對次屬的一方，就像人們常說的“支援西部”和“女性主義”。

“南方”就是一個在政治上的附屬性概念。而因爲改革開放，廣東成爲另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地理概念。

因而“南方”在我的敘事中，指的是江西、安徽、湖北這些地方。它們不能說落後，但具有“在野”、“他者”的特徵。我很感激胡少卿廓清了這個概念。提出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提出一種風格。過去有評論家論我，說我寫作的指向是縣城、小鎮。這樣的概括已經很準確，不過我更認爲自己是一位“南方的書寫者”，我是這些略顯苦悶的省份的居民的書寫者：他們讀書、升遷，要去北方；想發財致富，就去廣東。

澎湃新聞：原來如此。《騙子來到南方》的開頭讓我一下想到《意外殺人事件》——那個寫“一個外地人殺死六個本地人”的故事，也是以紅烏的火車站拉開帷幕。兩篇小說的故事發生地都叫“紅烏”，都有隻有在建成時才讓當地人歡欣鼓舞的火車站/高鐵站，尤其《騙子來到南方》中那句“有一年捎來一名殺手，他沿紅烏市區主幹道一連殺害七人”讓我差點以爲這個故事是和《意外殺人事件》“無縫連接”的。後來細想一下有點不對，《意外殺人事件》裏被殺的人是六個，不是七個。那麼，你爲什麼這麼寫《騙子來到南方》的開頭？有沒有一點小心思在裏面？

阿乙：感謝閱讀得這麼仔細，就是有這麼個小心思。《騙子來到南方》提到的“沿紅烏市區主幹道一連殺害七人”這件事，對應的就是《意外殺人事件》裏發生的事情。在我老家發生過一起多人連續被殺的案件。每當我以老家爲虛構小說的背景，就想把這樣的標誌性事件講進去。我記得當時受害的是七人，但在《意外殺人事件》裏只寫成六人，是因爲感覺寫六人已經到達寫作和閱讀的極限。

“紅烏”是我爲老家取的化名，我總是把它設定爲一個裝新酒的舊瓶子，裝載我虛構的各種故事。這完全是因爲我熟悉那裏。我們老家江西瑞昌是一座美麗精緻的小城市，人口有46萬，古代叫“赤烏鎮”或“赤烏場”。

澎湃新聞：同樣寫“紅烏”，《意外殺人事件》的時間背景主要在2000年，《騙子來到南方》的時間背景主要在2019年，二者相隔大約二十年。“逃離”這個主題在《騙子來到南方》中同樣出現：“我”因無法忍受在辦公室日復一日地撰寫材料，辭職離開紅烏。

但我的一個感覺是，相比《意外殺人事件》，《騙子來到南方》還強化了“個人逃離之後，被留下的人/地方怎麼辦”。就“紅烏”來說，最明顯的問題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年輕人都在外頭”，以至於有的老人連用水這麼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難以滿足，更別說避免被騙了。所以，通過《騙子來到南方》，我隱隱覺得你對“縣城生活的悲劇性”有個更多的理解，它不僅僅是個人生活的“重複、平庸與壓抑”，還有羣體層面的人口老齡化、政務落後、貧富差距等等問題。我想問，這二十年裏，你對小縣城的觀察與感悟是否有了新的變化？

阿乙：是這樣的。過去近二十年，我雖然離開縣城，卻對縣城感知更多，也產生了新的想法。現在，縣城相對過去的她自己，已經變得更爲龐大和現代化。過去她的發展總是跟不上人們的需求，現在她的發展似乎已經等不及人們了。同時她保留了安穩、閒適的特點。故而，現在縣城成爲一些人投奔的前方。我在網上和生活裏，都看到不少年輕人在“考公”，好去故鄉的省市縣謀得一個合適的崗位。並且有一些還是海歸、名校畢業生。這種人才的流動跡象，這種跡象所體現的複雜性，可能需要更多的學者給出他們的看法。

現在我仍然非常熱愛我的家鄉，常常感念故鄉人對我的看顧和幫助，我也爲故鄉的快速發展自豪。但是我仍想對那些踟躕的青年說，在大城市擁有着比小城市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多的發展機會，自己也因此有更多的可能性。每次想到飯碗的穩定，我就會想到在出生的鄉村那位站櫃檯的大姐，她是最先得到飯碗的村民，多年過去，她白髮蒼蒼，人們都去鎮上或縣裏謀生，她還在原地的小商店站櫃檯，只是將店面改成小超市。我不認爲自己對她有什麼優越感，但是每次路過這家小商店，就會感到一種路過不流通的池塘的愁悶。對多血質的我來說，這非常可怕。我是個害怕封閉的人，害怕在無疆的生涯裏，都是“看夠了、受夠了、經歷夠了”的景色和人。

阿乙代表作

理想狀況下，小說一定比現實更富於魅力

澎湃新聞：《騙子來到南方》有故事原型？

阿乙：有，甚至可以說有大量原型。我不知道讀者們的經歷是怎樣的，至少在我身邊，我的親人、朋友、熟人，我所必須身處其中的社會網絡，似乎已經被詐騙無情地腐蝕了，聯繫我們的不再只是親情與友誼，也有被騙的窩囊。我看見一些原本生機勃勃和喜氣洋洋的人，現在像束手無策的驢一樣憂傷。他們奮鬥半生搞到的錢，因爲一個閃失，就被別人無情地拿走了。過去我常接到一些勾引的電話，讓我貸款或者投資收藏品，或者交代我“明早八點鐘來我辦公室一趟”，等等，往往一天數次。當然現在少多了，說明反詐騙工作推進得力，行騙者也受到了約束。

澎湃新聞：在小說裏，人們意識到自己可能被騙之後的行爲和心態非常微妙：有的一邊憤憤不平一邊安慰自己或有轉機，有的“飲鴆止渴”式進一步掉進騙子唐南生的局，有的甚至幫着唐南生去騙更多的不知來自哪裏的老人。唐南生在紅烏住了下來，每次出門歸來，大家反而覺得唐南生保留了人類最後一絲誠信。爲了還錢的最後一絲可能性，大家反而在報案方面束手束腳、膽戰心驚。我好奇的是，你怎麼看待這些“被騙的人”？

阿乙：你讀得很仔細。我想說的是，被騙的人，他和我們每個人都一樣，靠理性活着，腦子運算非常快，一點兒也不愚昧。甚至在生活態度上表現得更積極主動。但是再堅固的堡壘它也有脆弱的地方。百密也有一疏。而騙子找的就是一個人人性上出現的一點點脆弱，然後步步爲營，對這個人實施擒殺。這些騙子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即興或者隨機地去騙一個人，而是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有套路。有的針對不同的“客戶”，編寫不同的劇本。

我聽說的極端例子是，在某個羣裏，除了一個受害者，其餘羣友都是騙子和托兒，你說，這樣一個受害者，他往哪裏跑？所以我理解的上當受騙的人，基本上都在打一場寡不敵衆的仗，他只有自己，而對方是一個集團、一個系統。極爲訓練有素。我很欣慰現在到處都能看見反詐騙的公告和提醒，無論是線上線下。人們賺錢真不容易，想去再賺點抵禦可能的通脹，也很正常，可就是這麼一點合理的追求，就被騙子無情地利用，這樣，人們不但沒有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反而失去原有的積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他能否再幸福值得疑問。

我在小說裏沒有寫自殺，但在生活中是有人爲此自殺的。我在寫這篇小說時，偶爾會幻覺額前有一對腳在微風的吹拂下盪來盪去，就是那懸樑自盡的老人所留下的一對筆直的腳。

澎湃新聞：這個騙子的故事，在殺人案真相大白後又有了一個“高光”，即唐南生死後兩月就有人口老齡化方面的新政出臺，有人因此認爲要不是那羣人多事，唐南生這會準能在納斯達克敲鐘。它讓我想到小說中一個幹部也說過：“你說是騙子可以，說不是也行。最終還是要看實績。事情如果成了，我們就要承認它是一種創新。”

你自己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如何界定什麼是“騙”？騙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是一個倫理問題？它是從動機論還是結果論？

阿乙：這個問題複雜了。我記得在小說就要寫完時，恰好看見政府有關人口老齡化方面的動議。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很早就敲響的警鐘，小說中的人物唐南生只是捕捉到了這一衆所周知的信息，利用這個信息來創作自己融資的理由。如何界定一件事是不是騙，太需要智慧了。我想我們普通人——我說這話，尊貴的讀者們，你們可別生氣啊——可能要堅守一條底線，就是不懂的事不要去碰。這句話是一個非常關心我的親人向我交代的。我受益匪淺。我自己還有一個粗淺的建議，家裏如果有受本科教育以上的子女，投資時一定好好請教他們，好不容易把人家培養成一個有辨別力的人，卻不去聽取他的意見，放任自己蠻幹，這不是讓騙子恥笑嗎？

澎湃新聞：你有不少作品來自於現實經驗。很多寫作者對此十分警惕，因爲從現實汲取資源很容易被說成“缺乏想象力”，但你對此似乎總是坦然的，爲什麼？你怎麼看待“虛構與真實的邊界”？

阿乙：作者是多種多樣的，我是這百花園裏的一分子。我贊成書評人易揚的觀點：各美其美。從我自己的經驗看，作者及其作品，可以是反映當前社會的一面鏡子。它甚至可以像複寫紙、複印機一樣去複製當前的生活，供今天及往後的讀者從中觀看此時的時空。有一些人說，現實和新聞已經超越小說，比小說更精彩了。這個說法其實是對我這樣的仍未進化完畢的創作者的警示。在理想狀況下，小說一定是比真實更富於魅力的。就像從大理石鑿出的雕像，要好過大理石本身。可能我們還要努力。

阿乙爲《騙子來到南方》畫的監控示意圖

難的不是把人寫死，而是把人不寫死

澎湃新聞：我感覺《騙子來到南方》的結構有點類似一個“Y”，一邊是用水問題，一邊是唐南生始於六年前的股權融資欺詐，它們兩頭鋪墊，以唐南生消失的那一天爲交匯點，共同往下揭開唐南生被殺的真相。你對這篇小說的結構有何考慮？

阿乙：我過去用“Y”字結構寫過一個短篇《正義晚餐》。我比較喜歡用交匯的方式寫小說，《意外殺人事件》就是分別寫“六個本地人和一個外地人”，最後用一把水果刀讓這七個人在短時間內相遇，以共同毀滅告終。

《騙子來到南方》的靈感最早來源於我對攝像頭的關注，我在散步時看見街道佈設了很多攝像頭，在這種情況下，犯罪行爲是很難不被發現的。那麼一個人在回家路上，走到兩個攝像頭監控區域之間，平白無故失蹤了，那麼他是怎麼失蹤的呢？我就想到博爾赫斯推崇的切斯特頓小說《隱身人》，有一些人是被人們從心理上瞧不見的，比如郵差。比如我們生活中的出租車司機，比如保安，我們總是當着他們的面講商業機密。

那麼我就想，其實是修路工把這個路人（唐南生）給拍死了，然後把他埋於地底。誰會懷疑是修路工人謀殺了這個人呢？然後我想這次修路看似偶然，其實是謀殺計劃裏的一部分，那些氣憤的詐騙受害者就等着修路的機會。這時正好有居民投訴自來水管不出水，要修路面水管，這就給這次修路提供了理由。我記得爲了寫修路，我還出去看了幾小時人家是怎麼操作的。

澎湃新聞：看到兇殺案“真相大白”這裏，我還特意翻回去看開頭有關修路工的描寫。就像你說的，日常生活裏誰會花心思去記一名加油工、一名送水員、一名清潔工的樣子呢？

如果說“唐南生騙人”埋下了“因”，“唐南生被殺”則是挖出的“果”。在小說裏，一羣氣憤的詐騙受害者設計把唐南生活埋。我注意到小說對那羣受害者有這樣的描述：“在聊天中，懦弱的人因爲處在集體中，膽量被釋放出來。他們往往表現得比別人殘忍十倍。”

此前你已有多部作品寫到了殺人，而且你筆下的殺人者往往是平日看上去軟弱的、無聲的人，讓人覺得暴力在你的文字裏是有社會學意義的。對於暴力書寫，你曾說自己並非迷戀殘忍，僅僅只是一個不討好的報信者：“人們善待了討好的喜鵲，卻驅趕帶來凶訊的烏鴉。可是烏鴉走了，不幸還是會照樣降臨。”那麼在這次書寫中，你認爲自己帶來的“凶訊”是什麼？

阿乙：過去我可能有點美化自己對暴力的書寫了。我說自己並非迷戀暴力書寫，實際可能就是迷戀。隨着我接觸同行的作品越來越多，我越來越感覺到，把人寫死也是一種捷徑。難的不是把人寫死，而是把人不寫死。在文珍、魯敏、任曉雯等當代女性作家的筆下，人物的命運會不被設計得那麼極端，因而反而呈現了社會生活中更多的真相。在社會生活中，並沒有那麼多死亡。死亡有時起的作用是增加敘事的離奇。我在反思這個問題，打算有意識地降低人物的致死率。我最近寫的長篇，就更着重於生活中極細微的細節。

澎湃新聞：小說還花了不少篇幅寫“潘洹夫”——他既是唐南生詐騙事件中的受害者，又是唐南生被殺一案的報案揭發者，他對“私刑”的思考非常耐人尋味。通過這次創作，你對暴力本身有了哪些新的反思？

阿乙：我把潘洹夫寫得很滑稽。他爲了自己堅信的真理——絕不能以私刑處死一個人——而選擇了舉報，從而使謎案告破。不過，在實際生活中，我是支持潘洹夫的看法的。我是私刑反對者。小說、電影或者話劇，都是虛構，盛載一些生活中不可能出現的事，比如復仇，但在生活中，創作者本身是理性的。比如昆汀·塔蘭蒂諾的電影，充滿了復仇的血光，但在現實生活中，他一定是老老實實地活在法律框架範圍內的。我利用小說，把騙子弄死了，但在現實生活中，我主張通過法律途徑去爲自己伸冤。

阿乙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正寫一部近似自傳的長篇，在回憶裏打撈真相

澎湃新聞：很多朋友對你有一個印象，就是總拿着本書在看。近期你最有收穫的是哪三本書？

阿乙：我在26歲以前不怎麼讀書，26歲之後奮起直追，這是因爲當時的網友曲飛質問我：“你，讀完過20本書嗎？”我數了數，只讀完十幾本。從此我每天都拿着一本書，現在也不知道看了多少本。雖然讀法不得當，漏的不比吸收的少，但我確保一直在讀。最近給我帶來影響的三本書是《追憶似水年華》《芝麻與百合》（羅斯金）以及迪倫馬特的一個短篇《拋錨》。我主要說下《拋錨》，它寫的是和《局外人》差不多類型的人，就是受一套司法程序損害的人。一個人拋錨，在投宿地參加了一場司法訴訟遊戲，被審訊和定罪，他一直以爲這是一場刺激的遊戲，而實際不是。

澎湃新聞：你有看餘華的新作《文城》嗎？這也是一個“去南方”的故事。

阿乙：我還沒有看，我想等很多的評價出來後再看。我一直是餘華老師的粉絲。如果說誰在代表中國文學，那麼餘華老師一直是其中之一。我的寫作受“50後”、“60後”的作家影響很深。

澎湃新聞：在譯林新出的這本《騙子來到南方》裏，除了同名中篇，還收錄了短章、短篇、寓言、故事新編，它們充滿奇思，主要寫於2017至2019年。像是“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編”這樣的分類，你在出版前就有寫作計劃嗎？它們的篇幅都不長，一般都完成於什麼時候？

阿乙：我在寫這些“短章、寓言”時並沒有特別的意識，就是感覺要把心中出現的火花弄大，寫完，寫到多少字就是多少字。像這樣的火花，記錄在筆記本里得有兩百個吧，可夠以後去寫的了。這些寫作會成爲我寫作的一個模式。

另外一個模式就是我正在寫的長篇《未婚妻》，它偏近於自傳式寫作。我一直喜歡看格非教授的文論，他比較喜歡志賀直哉和小林秀雄，提到自傳性寫作在當代寫作中的重要意義。我在閱讀完《追憶似水年華》之後，從它的研究者莫洛亞那裏感受到一點，人類的寫作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巴爾扎克式的，朝向社會，一種是普魯斯特式的，朝向內心。我以後寫作的模式也就是這兩種，一種是把長篇留給自傳體，一種是利用短篇、中篇、短章的形式去寫自身以外的故事。

澎湃新聞：在你現在的小說觀裏，你更看重小說的什麼？對於新作，你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阿乙：我現在是一個矛盾體，我既想更多地去嘗試新的類型，去講新的故事，又想提醒那些剛進入寫作實踐的作者，儘量把自己的根據地耕得更深和更細。我記得謝有順教授很看重“地方”這個概念，“地方”——也就是郵票大的地方——是作者的魂。我在寫的長篇實質是一個人到了中年，對往昔歲月進行回憶。正是通過仔細的回憶，他發現真相大量地被掩蓋、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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