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深圳人才政策調整背後：大城市人口競爭將轉向以公共服務“容人”

作者：王帆

隨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揭曉，迅速有城市調整了戶籍及人才政策。

5月底，深圳市人社局宣佈，對2021年9月1日及之後新引進人才不再受理發放租房和生活補貼；對2021年9月1日及之後新引進入戶並在深圳全職工作的35歲以下的博士另行制定生活補貼政策。這或意味着，未來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落戶深圳，將不再享受15000元和25000元的一次性租房和生活補貼。

此前幾天，深圳還發布《戶籍遷入若干規定（徵求意見稿）》和《居住社保積分入戶辦法（徵求意見稿）》，其中擬將人才落戶的學歷底線要求由大專調整爲全日制本科，居住社保積分入戶基本年限由5年調整至10年，老人隨遷將子女入深戶時間要求由8年調整爲15年等，也引發廣泛關注。

時間回到幾年前，深圳率先給落戶大學生髮放補貼，並將人才直接覈准落戶的門檻降至大專學歷，這一套“組合拳”曾拉開了全國重點城市的“搶人”大幕，引起了諸多城市跟隨效仿。

觀察人士指出，在人才政策方面，深圳一直走在全國前列。那麼，此次深圳率先收緊入戶政策和提高人才補貼標準之後，是否又代表着一次轉向？其它城市會否跟進深圳的做法？作爲過去10年常住人口增量最大城市，深圳此番提高入戶門檻，未來10年城市的人才爭奪格局是否將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重點城市離規劃人口“上限”還有多遠？

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達到1756萬。由於深圳最新版的國土空間總體規劃尚未出臺，暫無法得知當前與2035年預期的人口目標之間還有多大的“差額”空間。但是，深圳此前曾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到2020年全市人口發展預期目標爲1480萬。如今實際情況已大大超出預期，這或是深圳此番收緊入戶政策的主要背景。

一些城市或面臨着與深圳類似的處境，2020年廣州常住人口達1868萬，對比10年前增加了598萬，增量僅次於深圳。廣州曾在《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草案中提出，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要在2000萬人左右，同時按2500萬管理服務人口進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配套。目前來看，廣州還剩下132萬增量空間。

深圳、廣州兩個一線城市之外，包括成都、西安、鄭州、杭州、長沙、武漢、蘇州等在內的新一線城市，對比2010年新增人口均超過了200萬人。這些新一線城市，還剩下多大的人口增量空間？

常住人口首次跨過2000萬門檻的成都，曾在其《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草案中提出，至2035年市域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即未來15年，成都人口還可新增206萬，而過去10年成都人口增加了582萬。

鄭州2020年常住人口達到1260萬，首次超過武漢，成爲中部常住人口第一大城市。2020年，鄭州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負責人在彙報《鄭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時透露，基於城市定位，規劃測算到2035年鄭州人口將會達到1800萬。對比來看，鄭州還有540萬的人口增長“餘額”，年均可增加36萬，但是對於鄭州而言，1800萬或許並不完全是一個人口上限約束值，也可能是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

5月31日，杭州發佈《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草案），提出至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1500萬人左右，服務管理人口規模2000萬人左右。按當前杭州1194萬常住人口計，則還有306萬的人口增長空間。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如果以各地國土空間規劃中2035年人口目標作爲依據，一些城市可能希望人口增速有所放緩，從而一定程度收緊戶籍制度；但像鄭州、武漢等城市，未來還將有較大人口增長空間，特別是鄭州，有着河南全省近億的人口腹地。

他繼而指出，接下來新一線城市的戶籍、人口政策並不會一刀切，而更可能是“分城施策”。

大城市面臨增加公共服務挑戰

常住人口規模直接影響一國或一個區域內的基本公共服務人均財政投入等指標，而一些重點城市人口數據對比2019年出現大幅增加，這意味着此前人口數量被低估，相應的，城市公共服務資源需求也有必要重新測算。

以深圳爲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政策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梅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深圳已是國內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調整人口政策也是希望人口增長與資源環境承載、公共服務配置之間的關係更加協調、有序，“應該看到深圳的特殊性，它面積僅2000平方公里，有限的土地空間使公共服務供給受限”。

深圳教育局此前曾解釋過新增高中學位存在“落地難”問題，主要就包括用地選址難、土地整備慢等。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深圳收緊了入戶政策，但對本科以上學歷且符合一定年齡條件的人士仍然敞開了戶籍大門，可以預見，深圳常住人口仍會繼續增加。王梅也表示，除了要補齊存量人口公共服務缺口，還要應對未來新增人口的需求，深圳面臨着比較大的挑戰。

不只是深圳，諸多常住人口達到千萬級體量的城市，都或多或少都有類似挑戰。尤其是按照新型城鎮化以及“十四五”規劃綱要的精神，城市按照常住人口來配置公共服務，將是改革的大勢所趨。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此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公共服務的建設在方向上明確了要增加供給，但在技術上，例如城市預留用地等方面還有短板，通過提高落戶門檻適當緩解矛盾，可以理解，但不應該是長期趨勢。

陸銘同時表示，深圳提醒了其它大城市，應該儘早注意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特別是在城市用地方面，儘早預留適應未來人口增長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空間。

增加公共服務供給，不僅僅是滿足人口增加後的客觀需求，包括教育、醫療等在內的綜合配套，將可能越來越多地成爲就業吸引力之外，另一個影響“搶人”成效的關鍵因素。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省人才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周仲高向記者表示，他在調查中發現，優質公共服務的供給對人口吸引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人口集聚動因正由父代的“經濟動力”（獲得較高經濟收入和發展機會等）轉向子代的“社會動力”（獲得更優質的教育條件和成長機會等），城市提供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公共服務將成爲人口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