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醫者丨張金哲與小兒外科的故事

1920年，張金哲出生於天津市寧河縣的一個海濱鹽村，自家有一個木工作坊，專供鹽田所需工具。

他的自傳中這樣寫道“我在幼兒時每天都由大孩子帶到作坊玩耍，有時木工師傅也給我做小玩具。年齡漸長，自己也學着用工具做簡單的小物品。我在童年就養成動手動腦，一刻不閒的性格。”

1937年，張金哲只有17歲，七七事變後，他就讀的學校被迫關閉，之後輾轉進入天津耀華中學，在這座大力倡導“興教育以救國”的學校中，他親眼目睹校長將教室塞滿桌椅，招收租界中被迫失學的學生，最終被日本人暗殺的經過。他大概也明白了，亂世中的自己，到底應往何處去。

“學校已經完全被日本人統治了，老師也是日本人，我們誰也不願意學。那時只有三所大學不受日本人控制，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天津工商大學。”

1938年，張金哲報考燕京大學醫學預科，在國文考場上，寫下《不爲良相寧爲良醫》一文，從此，向光而行。1941年，他順利考入協和醫學院，可是好景不長。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同樣被迫關閉，學生們均需轉入日本佔領的北大。不肯如期報到的人，一律被視爲抗日分子，不少同學被捕受刑。

“1941年日本侵略軍從西苑兵營奔赴海淀，包圍並佔領燕京大學，對在校師生實行甄別，15名教職員以及十餘名學生先後遭到逮捕。因爲你不服從他，算是抗日分子，抓了去就是嚴刑審問，我也在黑名單裏頭。”

教育界的愛國人士們大聲疾呼，想盡辦法安置學生，傳授知識。張金哲被強烈地感染着，他學如何救國，更學如何做人，他深知於國家危難之際發憤圖強，是爲了將來有一天，在所遇絕境面前，能夠成爲那個“敢爲天下先”的勇士，這是他心中的自強之道。而他從未料想，此後一生，他竟成了無數孩子的守護人。

首創中國小兒外科

1945年，那時的北京還叫北平，抗日戰爭即將走向尾聲，但張金哲卻感受到另一種悲涼，事關孩子們的“死亡證明”。

“我在北京中和醫院（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做實習醫生。一天我值夜班，耀華中學的物理學老師的小女兒患白喉，因無人能做氣管切開，我眼睜睜地看着一個鮮活的小生命死在我眼前。”

孩子微弱的“喘息聲”，醫生茫然的“嘆息聲”，老師絕望的“哭泣聲”，猶如三記重拳，打進張金哲的心裏。

“當時年輕的醫生們，對小兒外科一無所知。給孩子做手術，是人命關天的事，沒做過手術，大夫不敢做。越不做越不會，越不會越不敢。”

這個時期，疾病呈現大爲擴散的趨勢，最慘烈時，五個新生兒中，就有一個死在襁褓中。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笫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召開。這場事關全國人民健康的會議中，各省籌建兒童醫院的設想被提出，並明確其首要任務就是建立“能開刀保命”的小兒外科。這是新中國第一次正式出現小兒外科一詞。會議結束，一位年輕的外科醫生很快被委以重任，他就是張金哲。

“1950年8月，我單槍匹馬憑着‘一本書、五張牀’，建起了全中國第一個小兒外科醫學專業。雖然當時‘天時、地利、人和’，但直到1955年兒童醫院建成開院時，小兒外科也僅有我和潘少川兩人。”

“小兒外科專業的招牌已經掛出，但是沒有病人就診，開始時，我把小兒外科門診和原來的小兒內科門診安排在同一個診室。我每天上午都看門診，沒有外科患兒掛號我就看內科患兒。兒科醫生遇到外科情況，就隨時轉給我。後來成人外科門診遇見小兒患者也轉給我，掛號處有時也建議孩子看外科的改掛小兒外科號。儘管大力宣傳，但病人還是很少，病房裏的5張牀也常無病人。兒科醫生把需要外科會診的住院患兒轉給我管。當時我選擇做手術的原則：有效果，不死人，避險求精。然而真正需要小兒外科醫生做手術的新生兒畸形我也不敢做。我有把握做手術的有闌尾、疝等都是成人外科熟練的手術。因此，我的小兒外科掛牌兩三個月，瀕臨倒閉。直到年底，一產婦生了一個女嬰，枕部巨大腦膜膨出，比患兒頭還大，出生後出現窒息。護士找我解決，我立刻進行手術切除膨出，修復枕部，收入小兒外科病房。產婦出院時，嬰兒檢查身體一切正常。”

一則在當年被稱作“雙頭嬰兒”的離奇故事，很快就傳遍了北京城，小兒外科也由此名聲大振。張金哲爲自己繼續定下的目標，幾乎可以用零差錯來概括。而這樣謹慎、嚴苛的自我要求，使得他在最初，也僅能爲八種病（幽門狹窄、腦脊膜膨出、腹股溝疝、闌尾炎、腸套疊、肛門閉鎖、皮下壞疽、直腸息肉）的患兒開刀治療。而就是這樣，由簡入繁、循序漸進，張金哲從小兒外科的啓蒙入手，一筆一劃，着手繪製着屬於孩子們的未來之路。很快，張金哲有了同伴，也得到了小兒內科的支持，很多患兒已經可以得到救治。但迫於搶救、麻醉、插管等技術的掣肘，危重症患兒仍然辦法無多。張金哲需要挑起大梁，揹負起更大的責任。

抗美援朝戰爭

時間來到1951年的秋天，抗美援朝戰爭剛剛經歷過五場大規模的戰役。中國志願軍力挽狂瀾，將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打回了三八線。也就是這一年，張金哲以一名普通外科醫生的身份，踏上了戰場，離開了他心心念唸的小兒外科。

“1951年9月，我第一次參加抗美援朝，在長春第18醫院醫療隊擔任隊長。不曾想剛到這裏，我就被記了大過。我接班的時候，一星期就有6名傷員死於輸血。後來查明原因，是取血出現了問題，當地老百姓不洗澡，胳膊上全是泥垢，輸血針進入血管，就把髒東西都帶了進去。血又存在血庫冰箱，正好停電，溫度上升，血液裏的細菌大爲繁殖。這樣的血被輸進傷員的血管，結果導致六名傷員患敗血症不幸去世。後來我們才真正的認識到，實施外科手術前先要清洗、備皮，最後再用碘酒和酒精消毒。”

中國人民志願軍從1950年10月25日進入朝鮮至1951年10月10日，中朝人民軍隊共殲滅敵軍三十八萬七千餘人，其中美軍十七萬六千餘人，擊毀和繳獲敵戰車九百四十五輛，各種炮三千五百五十八門，擊落、繳獲敵機兩千三百一十架。在戰場上的每一天，張金哲的內心都被極大地震撼着。

“1951年11月30日，在朝鮮鐵原以西阿谷右裏伏擊戰中，志願軍戰士蔡金同孤身一人殲敵14人。在掩護部隊轉移時，身負重傷的蔡金同強忍劇痛把流出的腸子塞進腹中，以頑強的毅力手按腹部，向着部隊陣地方向艱難爬行。血水混着泥水染遍了蔡金同的身體，在時而昏迷時而清醒的狀態下，蔡金同斷斷續續爬了一個整夜。黎明時分，阿谷右裏村的三位阿媽妮發現了蔡金同，趕緊用降落傘布把他包了起來。我在醫療隊見到蔡金同時，他身中六彈，左手僅留兩個手指，右手全沒，索性最終我們將蔡金同搶救了回來。抗美援朝使我徹底克服了恐懼思想，就算原子彈再厲害解決問題還需要‘人’。你能把上甘嶺的石頭削平三尺，但是你的人上不來。羣衆是真實的力量，我在羣衆之中才能感到我的力量。我相信共產主義，我要爭取早日入黨。”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戰爭勝利，這是中國共產黨爲張金哲帶來的第一次思想上的洗禮。

1956年12月，張金哲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厲兵秣馬，開始向更復雜的小兒重症疾病發起挑戰，一路創造不可能爲可能。

“開始創建小兒外科時，我可謂是白手起家，又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的封鎖，小兒專用手術器械有時只能自己製造或改造。於是，我在宿舍的座椅扶手上裝上了小臺鉗，陸續購置了鉗工、木工、電工等需要的一些小工具。開始把成人用的器械改小，例如把成人的麻醉喉鏡鋸掉半片，改成各年齡段都能用的插管喉鏡。用罐頭盒焊成小兒用往復式麻醉機，用橡皮手套做成嬰兒呼吸皮囊。因爲買不到鈉石灰，自己設計自己製造了低阻力單向麻醉活瓣。我根據抽屜的釕銱，製作了巨結腸手術所需要的環鉗，經過多次動物實驗證實有效後用於臨牀。這個‘小作坊’爲我開創小兒外科立過汗馬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