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有贵女 中西尽濡染

1921年12月25日,陈彤云出生在北京东四八条老宅,是家中独女。

陈家崇尚苦读诗书博取功名,“人要有名,树要留影”是这个大户人家的信条。陈彤云还没懂事时,《三字经》和《百家姓》就已像歌谣一样不绝于耳。但那时,中医在小小的陈彤云心里,还未生根发芽。

1933年,陈彤云的父亲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年仅5岁的独子,染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猩红热,高烧至昏迷,嗓子已肿得连水都无法下咽。在多位医者表示束手无措后,陈彤云的父亲,陈树人成了刘家最后的希望。

一番诊视后,陈树人略作沉思,心里已经有数。患儿虽高热谵妄,但并不是无药可救,他开出一方,不久那位患儿便逐渐退烧、痊愈如初。这件事对陈彤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的父亲可以救人,中医可以救命”。但陈彤云哪曾料想,自己的父亲却是如此地坚决,反对女儿学习中医。

陈彤云如此回忆道“那时的中医地位很低,没有经济地位,没有社会地位。”

父亲希望陈彤云能光耀门楣,因此为她规划了一条西式教育之路。北平最有名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著名学府辅仁大学,陈彤云的教育经历,让本就出身不凡的她更是增添了几许现代才女的气质与思维。

嫁入哈氏门再续中医缘

陈彤云始终无法爱上自己所学的专业——社会经济学,正在踌躇之际,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命。

“他大我两岁,长得也好,能干又听话,他也肯跟我爸爸学习。”

“这个人特别厚道、善良诚恳,性格也好,这个人很难找。”

“我的先生主要是一点,特别尊重人,不管你穷、富、老、幼。”

这个男人叫做哈玉民。

哈玉民和陈彤云一样,幼承家学、熟读四书五经。他学习中医传统理论的同时,也涉猎西医学基础课程,每天还会挤出时间随父亲临诊抄方,他的医德医术,很快得到了患者的赞扬。不知是命运安排,还是机缘巧合,父亲虽反对陈彤云学习中医,但却对出身中医世家的哈家二子极为赏识。两家人的联姻,一时间,名噪京华。

可惜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染红了北平的天空。北平随即沦陷了。

“日本人来了,有一天校长很严肃的,一点笑容都没有,他说‘同学们你们把历史书拿出来,翻开128页第三行,到第七行拿笔抹了。’我们一看都是中日战争、中日条约,割地、赔款,全涂了,从此我对日本的抵抗更加深了。”

“满街都是日本人,男男女女的,我们都是低头哈腰过去,这种生活我过了8年。”

不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企业工作,陈彤云只好选择回家。她在公公哈锐川的医馆做学徒,最初,也只是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她看着公公哈锐川主诊处方,看着丈夫哈玉民进行治疗操作,同时每天付出大量精力、体力,接待各类疾病患者。

而那时的哈氏医馆内,仅外用药膏和制剂就已达到上百种,如大小薄贴、掺药、丹、散、软膏、油、酒、水调剂,治法上又分为熏、熨、洗多种,均为自制。陈彤云,再次扎入了中医的世界。

“那时候社会环境很脏,感染病特别多,也没有抗生素,都是按中医的方式来治。穷人得的病是最多的,都是感染病。我看一个拉洋车的,后背有这么大的一个疮,都长蛆了,我看着,拿盘,公公来挑蛆,挑了一盘蛆我就去倒。”

您可能无法想象,那时的中医外科分类竟会是这样,所有的脓疮疔疱、淋巴结核、妇女乳腺炎、肛瘘、痔疮等外伤感染和急性创伤、皮肤病等均属外科之列。繁忙的门诊工作,让陈彤云获得了大量临床实践的机会。

哈氏家族有个规矩:每日门诊必留十个免费号给穷困百姓,据哈氏弟子回忆,需针刀或烙法治疗的患者,术前必询问其是否进食,以防意外。若遇无钱进餐者,赠其饭金,吃饱后才行治疗。哈氏医馆里常备西洋参粉及白糖,术前常免费给空腹或生活困难的患者冲服。耳濡目染的这一切,深深影响着陈彤云。

为国办教育夫妻尝别离

新中国成立后,就中医如何继承发扬的问题,党中央曾多次作出批示,指出“中医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1956年,党中央决定,要在北京、成都、上海、广州兴办中医高等院校,史称“中医老四校”。

“1956年3月,北京卫生局3月下了一个红头指示给我们,把在北京建立中医高等院校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中医,活啦!太兴奋啦!”

兴奋、狂喜、不安、忐忑,接到任务的陈彤云夫妻和几位中医大家百感交集。这是党中央对中医的认可、肯定、支持。但是兴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校舍、教师、教材、招生,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是,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6个月。

极度煎熬的6个月开始了。通宵达旦、废寝忘食,陈彤云夫妇忘我的投入到办学中。

“哈玉民,1954年突然大吐血。当时就住在同仁医院,他吐血的时候一躺就是一个月,然后再去上班。”

1956年,在筹办北京中医学院的过程中,哈玉民又吐血了。

我们现在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决心,让这位精通医学的大家,硬是完全放下了自己的病。但他终归是做了选择,并甘之如饴,校舍的地址最终被确定下来,原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四层小楼被定为临时校址。那么,陈彤云招生的任务,就更要抓紧了!

“向全国来招生,120人,我没做过这个工作,我上北医找马校长,他就告诉我,你要选第一志愿的。”因陋就简,马不停蹄,1956年9月4日,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如期举办了开学典礼,并招收首届新生。

再回首,那段拿工资、吃小米、边建设边学习的艰苦岁月,却是夫妻二人最为珍贵的回忆。很快,陈彤云最为紧张和不安的事发生了!

1960年6月16日,陈彤云永远的爱人哈玉民,在又一次大吐血过后不幸离世,年仅42岁。熟悉他的人,都难忘他的率真和悲悯,受过他医治的患者总是念着他的好,记得他粗布加身、平和质朴,问诊时微微鞠躬迎接,走时又以礼相送的模样。一边是注定永别的事实,一边是无限哀愁的思念,哈玉民终究还是带着对祖国医学的无限热忱离开了。

丈夫走后的世界,陈彤云要一个人去面对了。那时陈彤云不过39岁,几年后带着三个幼小子女的她,被调至北京中医医院。从此,潜心研习中医皮肤病的诊疗和研究,并在中医大家赵炳南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以治疗损容性皮肤病为主的临床特色,而这一坚持,就是整整76年。

和党同龄,如今已100岁的陈彤云,想做的事情依旧很多,比如,每周看2次门诊;比如,带完最后一个徒弟。她分明知道若有来日,远方的哈玉民会问出什么问题,她也早就想好了,应如何去回答。万分悲痛,仍万分坚韧,步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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