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樊宇 新華社國際部經濟問題調研員

新冠疫情延續一年多來，得益於疫苗接種推進、各國抗疫強力政策實行，全球經濟逐步走出至暗時刻。與此同時，久違的通脹壓力重回人們視野。

年初以來，全球通脹指標持續上升，最直觀的反映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作爲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通脹壓力較爲突出，也最受關注。近期一些外媒惡意炒作所謂“中國輸出通脹論”，值得警惕。

美國通脹背後有哪些因素

美國物價自今年年初以來不斷上行，6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創13年來最大漲幅，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創近11年來最大漲幅。美聯儲更關注的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剔除食品和能源）同比上漲3.4%，創近30年來最大漲幅。

7月13日，人們在美國華盛頓的一家餐廳消費。新華社記者劉傑攝

美國本輪通脹有着鮮明的疫情印記，也有着結構性因素：

一是需求擴張。隨着疫苗廣泛接種和經濟在更大範圍重啓，消費需求迅速釋放，商品和服務價格普漲，大宗商品價格上升進一步加劇了通脹壓力。

二是供應鏈瓶頸。疫情衝擊、極端天氣攪局、再加上物流短缺，全球供應鏈普遍承壓，汽車、半導體、化工和藥品等領域尤其明顯。以汽車行業爲例，由於芯片短缺，大量汽車廠商被迫減產，二手車庫存銳減，美國二手車價格4月環比漲幅超過10%。由於不同國家疫情防控效果有別，經濟復甦不同步，全球供應鏈修復程度參差不齊，運轉不暢。

三是勞動力供給側難題。疫情讓不少人選擇主動失業。同時，疫情催生的經濟結構性變化，改變了行業間勞動力需求分配格局。求職者技能與行業需求不匹配導致勞動力供需不平衡、勞動參與率低迷。美聯儲發佈的最新一期全國經濟形勢調查報告顯示，部分企業因招工難而推遲生產或者縮減服務規模，很多企業需要額外投入成本來招募員工。多數企業認爲，未來幾個月投入的成本和銷售價格將進一步上升。

影響美國通脹的短期性因素會否逐漸消退，推動通脹走高的持續性因素會否繼續積累，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美國通脹折射出全球中長期隱憂

實際上，通脹壓力不僅僅困擾發達經濟體。市場研究機構凱投宏觀的數據顯示，新興經濟體的通脹水平也從4月份的3.9%升至5月份的4.5%。今年6月以來，巴西、墨西哥和俄羅斯等國央行相繼開啓加息進程。要看到疫情給本輪全球通脹帶來的不同以往的特點，也要看到未來可能對全球通脹產生影響的中長期變量。

這是6月1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美聯儲大樓。新華社記者劉傑攝

首先，供給約束是推動本輪通脹上升的主因。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與以往經濟危機有着顯著區別，傳統衰退後的復甦往往難在需求不足，而疫情擾動了供需兩端。隨着經濟重啓，積壓的需求快速釋放，而供給滯後，經濟復甦的焦點從需求不足轉向供給約束。全球疫情防控及疫苗接種情況分化，導致全球供應長鏈修復難以形成合力，瓶頸難以打破。

第二，主要國家宏觀調控從“貨幣主導”轉向“貨幣財政雙驅動”。疫情暴發後，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在貨幣政策調整空間受限的情況下，推出了空前的財政刺激。美國推出“無上限”量化寬鬆政策後繼續在財政政策上發力，通過失業救濟、消費補貼、減稅支持甚至直接向民衆派發現金等方式來爲經濟託底。史無前例的財政擴張使得美國國債GDP佔比突破歷史高點。龐大的財政資金流入在提振消費和推升通脹方面起的作用較貨幣政策更爲直接。

第三，全球通脹溫和的基礎被侵蝕。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通脹中樞不斷下行。有觀點認爲，持續多年的通脹緩和得益於技術進步以及全球化大潮下的國際分工和貿易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與全球化抑制通脹相反的是，貿易摩擦加劇以及疫情帶來的空間上的隔離、產業鏈收縮等逆全球化趨勢，不利於技術進步和產業鏈分工協作，將推升商品價格。此外，全球人口結構變化尤其是老齡化加速帶來的勞動力市場供需變化，也成爲通脹上行的推手。

適度通脹有利於經濟繁榮，通脹持續攀升則可能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在通脹超預期上升時，央行的決策受到考驗。如果對通脹估計不足，可能導致貨幣政策調整滯後，或者被迫以更大力度、更快節奏收緊政策。在此情況下，資產價格也面臨較大重估壓力。

有分析人士指出，資本市場對全球性通脹和流動性變局的預期不足，是未來一大“潛在風險”。

“中國輸出通脹論”太荒謬

隨着全球通脹壓力升高，一些別有用心的外媒將通脹歸咎於中國，提出所謂“中國輸出通脹論”。有些報道試圖以中國作爲全球工廠的地位和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傳導來解釋美國和其他國家面臨的通脹壓力。“中國輸出通脹論”背後的邏輯十分荒謬。

首先，中國並非全球大宗商品和消費品價格上漲的驅動因素。本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更多是因爲疫情導致的供需矛盾。經濟復甦帶來需求回暖，而供應鏈遲遲未能全面恢復。拆解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也不難發現，佔比較高的住房、能源、醫保、金融服務等物價根本不在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影響範圍之列。

5月27日，行人走過美國首都華盛頓街頭的一家銀行。新華社發（沈霆攝）

其次，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一直是全球通脹中樞下行的重要貢獻者。中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後，給世界提供了價廉物美的商品；疫情後中國經濟率先企穩恢復、有序復產復工，爲全球供應鏈帶來了難得的穩定性。中國出口企業消化了相當部分的成本壓力，這實際上有助於防止其他地區消費品價格進一步上漲。

最後，相比美國零利率、無上限量化寬鬆和大規模財政刺激，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更爲剋制與謹慎。這恰恰體現了中國負責任的態度。在PPI和CPI“剪刀差”加劇背景下，中國央行不搞“大水漫灌”，而是着眼於促進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下降，優先選擇全面降準，這體現了貨幣政策仍然注重在穩增長、防風險和控通脹之間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