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歷史性機遇並不多，這是下一個

來源：牛彈琴

任何一個經濟體的崛起，都離不開一句話：

時勢造英雄。

（一）

活力

近日，有個成績單值得關注：

8月2日，《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發佈，GDP佔全球16%的中國上榜企業數量第二次超過美國，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灣區有新突破，共25家企業上榜世界500強榜單，比去年增加了4家。

這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

第一，從城市羣層面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經濟活力最強區域之一。而且，經濟密度還超過了長三角城市羣。

第二，從自身發展層面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成立之後，以“經濟共同體”的姿態，打破了珠三角的玻璃天花板，重新激活了一度漸次放緩的經濟發展。

不得不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一招大棋。

“大灣區”，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經濟概念。相比於自然形成的“珠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的背後，是人的邏輯。

1994年，時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的吳家瑋就提出，“要對標舊金山，建設深港灣區”，這正是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前身。

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有紐約、東京、舊金山三大灣區，但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提起這塊土地，要麼是珠三角，要麼是廣州、深圳、香港、澳門。

這樣的觀念，來自於地理，也來自歷史。

這是一塊地理條件得天獨厚的土地。物阜民豐，海陸兼備，交通發達，是我國的南大門，天然具有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條件。

這是一塊商業文化濃厚的土地。自1757年，乾隆皇帝宣佈撤消原設的沿海各關，僅留廣東的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後，廣州十三行就成爲清帝國惟一合法的外貿特區，獨攬中國外貿長達85年，被稱爲“天子南庫”。從此開始，廣州、廣東、珠三角，就是中國商業氛圍最爲濃厚、經濟發展最爲快速的區域之一。

這也是一塊奇蹟屢屢發生的土地。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從昔日的小漁村成長爲擁有1500萬人口現代大都市的深圳，以一己之力推動世界工廠形成的廣州，作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澳門，每一座城市，都在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但是，這也是一塊極爲複雜，乃至撕裂的土地。

從制度上看，這裏有不同的行政體制、不同的法律司法體系、不同的參與主體。

從文化上看，這裏有中西合璧的香港、澳門文化，有融合共生的深圳文化，還有歷史悠久的廣府、客家、潮汕文化。

從觀念來看，各領風騷、輪流崛起的現實，也讓城市之間充滿了競爭。

在世界產業轉移、國內人口紅利優勢明顯的經濟週期內，這種影響並不明顯。但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初現、世界一體化減速、疫情影響市場的新經濟週期，只有聚力競爭，才能快速發展。

實際上，一些問題已經露出端倪。近10年來，珠三角區域內中國500強公司數量趨於穩定，排名也趨於穩定，經濟的增速放緩，原有發展模式遭遇“玻璃天花板”。

要打破這一現狀，只有一個辦法，人爲重新整合資源，捏緊拳頭，再揮手出去。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背後的阻力，每個人都可想而知。

從1994年學者提出設想，到2019年靴子正式落地，期間經歷了25年的時間，其背後的博弈、試錯和努力，外人很難想明白。實際上，直到粵港澳大灣區正式成立，依然有不少人心存疑慮。

“只是改個名字，能帶來效果嗎？”

改名字，只是一個開始，更大的改變，是協作方式的轉變。

因爲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僅是包含了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省的廣州、深圳、佛山、東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門、肇慶9個市的城市羣。

這更是一個有着共同目標的經濟共同體，是一個去中心化又內部和諧發展的生態。

在這個生態裏，你能看到這樣的良性循環，以頭部企業爲鋒銳，以創新爲方向，以資本爲紐帶，貫穿許多行業上下游，優勢互補、又協同發展。

在這個生態裏，創業公司有扶持，傳統公司有機會，頭部企業有保障。

在這個生態裏，有着方便溝通的粵語文化、有着互相認同的商業理念、也有已經印在骨子裏的創新精神。

“君子和而不同”，大灣區成立後，在市場經濟深化改革的前提下，各個主要城市協調發展，正是經濟活力重新萌芽的來源。

（二）

韌性

生態一旦確立，就是最大的機會。

在這個生態裏，有騰訊控股、招商銀行、中國平安等備受矚目的萬億市值巨頭，也有一大批軟件、芯片、通信、新能源汽車、生物科技等風口的創新公司，還有化工、物流、外貿等傳統企業。

可以看一個不在手機流量裏的傳統企業案例。比如，正是因爲身處粵港澳大灣區，世界500強企業雪松控股才能應對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1997年，雪松控股的前身君華集團在廣州創立。二十多年來其業務經歷了地產、金屬貿易、大宗商品等多個發展階段。

2016年，雪松控股營收規模達到1570億元，躍居廣州民企第一。

2019年，雪松控股營收達到2851億元，在《財富》世界500強中排296位。

2020年，交通運輸、物流、倉儲、港口等行業整體收入受到疫情衝擊，雪松控股營收也出現了波動和挑戰，不得不艱難轉型。

這不是一個輕鬆的過程。

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完善的產業鏈，雪松控股一方面整合上下游資源，爲數千家企業持續供應大宗商品，保障國內供應鏈安全穩定的同時，也參與到各個行業的產業鏈中，努力扎牢根系。另一方面，利用雪松全球供應鏈服務網絡，向外增加經濟縱深，助力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盡力展開枝芽。

而雪松控股的大宗業務和全球供應鏈網絡，被認爲與廣東省和廣州市的地方發展戰略也關係緊密——企業與區域目標的協同，無疑將有助於進一步推動廣東建設貿易強省，有助於廣州全面增強國際貿易中心功能。

同時，雪松也抓住了廣州城市更新這一契機，以實業投資爲導向的城市更新模式，受到相關部門的肯定和推廣，相對低的拿地成本，讓雪松獲得較大的利潤，也獲得了在挑戰和危機中輾轉騰挪的空間。而這些以產業建設爲主要訴求的地產項目，在很大程度上也進一步強化了雪松控股的產業資源優勢。

自助者，天亦助之。

2020年，面對疫情的影響和複雜的經濟形勢，雪松旗下的上市公司齊翔騰達採取措施積極應對，實現營收246.859億元，淨利潤10.33億元，同比增長66.49%。連續四年上榜中國500強企業的同時，也助推雪松控股連續4年上榜《財富》世界500強。

越過山丘的雪松，這一路充滿挑戰，殊爲不易。

縱觀雪松在各個業務領域的籌劃與佈局，既是基於自身的經驗與特長，依託大灣區內的政策、資源、以及產業鏈優勢的整合，更是將企業的生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脈搏緊密相連。

這是企業的韌性，更是企業與時代的共振。

（三）

潛力

作爲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發動機，粵港澳大灣區以不到0.6%的土地和不到5%的人口，創造了國家約13%的經濟總量。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

在新的經濟週期下，這一城市羣，也坐擁新的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是新一代的技術革命，是數字化。

2018年7月，一本名爲《粵港澳大灣區》的書籍出版，作者是騰訊公司董事局主席馬化騰，作爲粵港澳大灣區行動計劃的主要倡導者，馬化騰從經濟、政治、法治、創新等多個角度，結合全球各大灣區的發展經驗和趨勢，闡釋了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宏大構想，並明確提出了中國灣區的未來發展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數字化革命開啓中國灣區時代”，一下子就點明瞭粵港澳大灣區的超車機會——數字化。

在2021年，數字化已經成爲趨勢與共識，有效的數字化轉型可以彌補企業經營損失、大幅提升管理效能、有效減少企業運營成本。而在中國，粵港澳大灣區正是數字化的發軔之地和實踐之地，2021年在在大灣區推進數字化改革，就等同於上個世紀80年代在深圳做外貿，都是時代級的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利也是歷史性的機會。

自古以來，背靠中原腹地，展望廣袤大洋的珠江三角洲，就是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風水寶地，而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則明確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

在疫情的激化之下，過去數十年間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格局正在改變，一方面，爲了保持先發優勢，一些西方國家主動啓動逆全球化，妄圖固化收益，停滯對手；另一方面，中國主導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形成， 其關鍵，就是“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直面的是東南亞，出馬六甲後，是南亞，也是整個世界。

大灣區的第三個時代級機會，是人和。

粵商從來有着喫苦耐勞的優良品質，善於通過自身不懈的努力創造奇蹟，這種獨特、驕傲的南粵文明和粵商文化，正是廣州、深圳、香港、澳門乃至整個大灣區創業者的精神圖騰。

天時、地利、人和，過去的數百年間，聰明的粵商曾經藉助每一個機會成就了一番番奇蹟，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則是這片土地的另一個開始。

（四）

結語

經濟週期的轉化，會帶來陣痛，也會帶來機會，甚至催生新的經濟中心。

比如，因大航海時代興起的里斯本，因汽車產業崛起的底特律，因城市化而快速發展的東京；也比如，與現代金融業共同興起的香港，伴隨產業轉移崛起的廣州，因創新而偉大的深圳。

眼下，一個新的經濟週期漸漸成型。

重新整合的全球化格局、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術革命、兩次人口紅利之間的人才紅利期，都在催生新的經濟風暴，新的經濟中心。

數百年來，珠江三角洲從來就是中國探索者的“迦南之地”。

這是大灣區的機會，也是一個時代的機會，更是每個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