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医者丨周舒保持一颗好奇心

改名换姓

1945年初秋，19岁的王明千在姐姐的带领下，参加革命奔赴解放区。为了地下工作需要，避免家庭受到牵连，王明千改名——周舒。

“我在北平开始上大学时是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入我们的国家，抗日战争的烈火越烧越猛，国家被奴役，被欺辱，国家的生死存亡揪着每一个人中国人的心。那时我的姐姐是共产党员，接受了北平城工部党组织派遣，以家庭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日本宪兵队为抓姐姐，对我父亲的拳打脚踢。我当时问自己，读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救国！于是我离开师大奔向了解放区。1945年11月我到了白求恩医科大学，开始了解放区的大学生涯。1947年7月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周舒采访整理

周舒对困难有股天生的蔑视，这或许来自母亲的影响。尽管出生在中国农村，但周舒母亲的想法非比寻常。作为村里唯一的女学生，当年与周舒父亲成婚时，母亲的要求便是不能因为结婚放弃学业。

“我的母亲，只活了38岁。她的家乡在山东省招远县雀头孙家村，家并不富裕，算得上是中农。外祖父不主张男尊女卑，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有送出去上学，却把唯一的女儿送到县城里的教会学校住宿求学。我的母亲就成了当时农村上中学的唯一女性。”

有了孩子之后，周舒母亲更是朝督暮责“家里再困难，也供孩子上大学。”这样的思想，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显得那样独特，但周舒却听进去了，也这样做了。

留苏岁月

1953年，呼啸的列车穿过西伯利亚，27岁的周舒经过七天七夜的长途跋涉，即将到达她心中的医学圣地——列宁格勒。此次学习机会，珍贵异常，学什么，关乎新中国未来医学的布局与发展。女青年周舒，做出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要选中国没有的学科，病理生理，回来就要建这个科。刚刚接到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通知时，我的孩子刚刚100天，还在哺乳期。为了学习深造，我忍痛给孩子断了奶，断奶期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服用了一种激素，打乱了月经周期，导致大出血。1953年11月我拖着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踏上了去往苏联的征途，成为国家派往苏联的第二批留学生。到苏联第一次坐地铁，当时的地铁跟博物馆一样，我就想，中国什么时候能成这样呢？”

不只地铁，先进的还有病理生理的实验研究。当时的苏联，已经可以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来探查人体内一些病理生理的改变，从而通过这种改变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周舒拖着病弱的身体，开始进行动物实验研究。在一次查体过程中，苏联医生发现周舒贫血严重，血色素只有4克，要求她马上住院进行治疗。导师甚至怀疑，她贫血或因实验用放射性同位素所致。为了治好周舒的恶性贫血，苏联医生为她进行了“输血治疗”，就是将苏联人的血液输给周舒。之后贫血果然得到了改善。时间推移45天，意外竟再次到来。最初为周舒输入的血液，携带着甲型肝炎病毒，周舒马上被转入了传染病医院。

“住院期间，同学顾复生，千方百计躲过传染病院门卫，每天给我送好吃的。在学习任务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一直照顾我，后来我们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就是现在说的闺蜜。”

急性重症甲型肝炎，在那个年代死亡率可达50%以上。这一发生在远离祖国的生死大考，被周舒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她甚至对我们调侃道“一场肝炎，还治好了我的贫血”。

1957年，周舒终于为祖国带回了先进的病理生理学认识。国内，也有新的尝试正在进行。那时，毛泽东同志刚刚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并发出号召，要求各省举办西医脱产学习中医班，认真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并期待着“其中或许能出几个高水平的中医西医结合人才”。

同一时期，我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胸心外科学家黄家驷等一流专家均开始了西学中的道路。周舒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自己的方向。

“我在苏联学的是病理生理学，病理生理在苏联被叫做医学中的哲学，它就讲的就是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和中医很一致。”

针刺麻醉

1958年，周舒申请前往北京中医药学院的西学中班系统学习中医课程。同时，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小夹板治疗骨折等一系列中西医结合的尝试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正是这场前所未有的探索，催发了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它就是——针刺麻醉。当时，全世界都很难想象，外科手术医生会在患者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全程麻醉仅靠几根针，患者的脸上却无半点痛苦，手术中还可以自如地交流。他们何曾知晓，建设中的新中国，面对着药品稀缺和外科麻醉体系尚未健全的双重困境，一大批成长于现代医学体系下的青年医者，借助古老的东方智慧寻得了破解之道。他们将两种医学相结合，创造出中国独有的麻醉方式。而能将两种医学融会贯通的周舒，也迅速进入到研究针刺麻醉的队伍。

之后，中国独有的麻醉技术迅速成长。十年间，包括胸外科、神经外科、心外科、妇产科在内的多个学科，均成功使用针刺麻醉进行了手术。1971年7月18日，新华社首次向全世界公布“针刺麻醉技术的成功，突破了外科手术必须使用麻醉药物的旧框框，对医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截至1974年，我国共计完成针刺麻醉手术106万例。无论在临床还是原理研究，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一哄而上的大兵团作战、盲目追求数量、贪多求快，无助于真正揭示针刺麻醉的规律和本质。问题日益尖锐，卫生部提出，针刺麻醉想要继续发展，必须拿出完整理论。这也是周舒等研究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灸是针麻的基础，针麻是针灸的飞跃。针刺麻醉手术，你得根据每一步手术步骤，患者什么样的疼，疼痛需要有客观指标。怎么判定它，为什么疼，可能产生一些致痛物质，然后根据这个做临床观察。当时毛主席提出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放在基层，你不要光在大城市里等病人上门。所以就选择胃溃疡的高发区做针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手术。”

1975年，一场保卫人民的“针刺麻醉会战”在四川简阳率先展开。这次会战汇集了医科院、协和医院、武汉医院、北京中医医院、简阳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中医针灸医生及科研人员。而会战的其中一个指挥官，正是周舒。

“当时医科院基础所的生理研究室，多年从事神经介质领域的工作。经过试验研究，科研人员证实了手术病人血液中儿茶酚胺、多巴胺、5羟色胺、胆碱酯酶与针刺麻醉效果密切相关。比如针刺麻醉效果不好时，血液中有强烈阵痛作用的激肽类物质就会明显增高，5羟色胺会从血小板中释放出来。针刺麻醉效果好时，激肽类物质就会减少，5羟色胺也处于稳定状态，不向外释放。”

1980年，针刺原理研究从形态、生理、生化、心理等多学科充分证明了，从外周到大脑皮层，多途径、多水平，神经与体液等综合性因素作用是针刺麻醉的形成机理。一种方法简单，有科学理论、临床依据，无需使用昂贵的麻醉仪器，即使在偏远的贫困地区，医生也可运用自如的针刺麻醉方式，开始在全国广泛运用。

1985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把《针刺研究》发表的文章，正式纳入《医学索引(IndexMedicus)》，使我国针刺麻醉和针灸学的研究成果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