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医者丨王泰龄以病理疗抚世界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肝炎门诊。那黄黄的皮肤、黄黄的眼珠，接连不断的出现在医生面前。大军压境，肝炎门诊的老弱病残似乎已经招架不住。甲肝！甲肝！在病人的病历卡上，医生们不断重复地写着这几个字。病床！病床！病床已成为要活命者的方舟，传染病的敏感的神经却麻木着。”——《黄色龙卷风-上海甲肝大流行采访纪实》。

198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享受”了特殊待遇：食宿都和其它地区的代表委员分开，近乎“隔离”。

这一年初，上海爆发甲型肝炎大流行，短时间内，近30万上海市民被感染。空前拥挤的医院门诊，摆满病床的工厂仓库、旅馆以及学校教室，甚至停车棚、浴室等地方都睡满了病人。对甲肝的恐慌心理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各地，距上海1200多公里的北京，开始预防性消毒。虽然这次疫情在两个月后得到控制，但时任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主任的王泰龄，却在为与肝相关另一件事而发愁。

“那会儿肝炎大流行，你必须得发报告。好像周围的人，好多人都得了病似的”——王泰龄采访整理。

肝病不仅威胁着中国，同时也是世界级的难题。比起甲型肝炎的突然爆发和迅速扑灭，慢性肝炎才是困扰中国人身体健康的最强对手。病程漫长、病因复杂，数以亿计的国人饱受其害，而医者的手中却缺少有效武器。此时的王泰龄已年过六十，即将退休的她，决心以病理作武器，向肝病发起进攻，填补中国肝脏病理这片空白。

“遗传也能影响病理，代谢也能影响病理，感染也能影响病理，所以肝脏受影响的机会比较大，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判断。我就觉得肝脏反正得有人搞，我就自己积累材料。”

在人类裸眼无法企及的微观世界中，细胞悄无声息地记录着生命体与疾病反复博弈、交手的经过。它们身上留下的印记，浮现出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遭到了何种疾病的攻击？又如何抗争？最终转向什么命运？这样的故事，便是病理。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一切医疗诊断行为，包括了解疾病病因、明确发病机制、研究发展规律，都离不开病理的帮助。而这，就是王泰龄终生选择与之相伴的道路。

70余年，惊风飘过。1944年，17岁的王泰龄从北京幕贞女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成了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此时授课的教师中就有后来的“万婴之母”林巧稚、中国病理科泰斗胡正详、内分泌学家刘世豪等医学大家。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民族的苦难有着最切身的体会，而“渴望解决问题”则成为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烙印。

此时，以病理解剖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在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就像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全国投身从事病理解剖工作的，还不足五十人。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实习的王泰龄被病理学教胡正详教授悉心培养，迅速成长为一名病理讲师，毕业后便留在了病理科。

“有一年，胡教授让我给学生们讲课，因为头一年我听过课，我觉得内容我都知道了，他就说不行。那会儿国际上刚刚认识炎症的那些机制，他说这些文献你都看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让我到图书馆，几十本书推个车，让技术员和我把书都拿回去，看完才能讲课。”

上世纪50年代，在政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的医院开始陆续建立病理科。26岁的王泰龄受邀前往长春，她用了整整30年，将白求恩医科大学三个附属医院的病理科，建成了重点科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人才。直到1984年，王泰龄回到北京，担任中日友好医院首任病理科主任，这时她已经57岁。

接下来，王泰龄的哥哥，时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的王宝恩，参加了一场国际会议并带回一个消息，国际肝炎分型要重新调整。王宝恩认为，中国的肝炎分型也必须做以修正，这一点，与王泰龄的想法不谋而合，她开始迅速着手将这些肝脏病理进行分类。以王泰龄为代表的中国病理学家，联手临床等各个学科的专家一起，以几乎不可能的速度拿出了中国本土的《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很快在全国开始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