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

1954年夏天,天气出奇闷热。刚刚毕业,还在突击学习俄语的赵雅度接到一个通知。由于暴雨频袭,安徽长江、淮河两流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全班三分之二的同学都被分配到医疗队进行救灾,赵雅度即将前往安徽寿县县医院。

年轻的赵雅度被眼前的大水震惊了,整个寿县,四面全是水,老百姓都挤在船上。一位老先生,因为不好意思排小便,硬是憋得膀胱破裂,造成中毒性尿毒症、腹膜炎,送到医院时几近昏迷。赵雅度当机立断,与内科大夫一起为老先生进行膀胱造瘘,将尿液引流出来。

老先生活了。

其实,那时候的赵雅度远非看着那么淡定。他常常紧张到睡不着觉,每场手术之后,他都会挂念病人的情况,三更半夜起来,还要去病房看一看。有时候碰到难题,他就想“要是老师在该多好啊”。棘手的难题催发着医者的成长,他暗地里给自己打气,“你不去救治病人,病人就没有希望。你不去治,谁去治呢?”

这时的新中国,医疗实力还十分薄弱,懂得现代医学的医生,数量十分有限。这小小的寿县,就是祖国的缩影,而赵雅度那一刻的决定,竟也成为他此后一生的预言。

发声

结束淮河救灾再回到北京,赵雅度再次接到一个通知。本应被分配工作的赵雅度被留在了学校。一个礼拜后,外科主任吴阶平找到他,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随即开启。由于中国没有神经外科,卫生部请到苏联基辅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阿鲁秋诺夫和在天津的赵以成教授,来培养新中国自己的第一代神经外科大夫,来填补中国神经外科的空白。由于赵雅度在淮河救灾中的良好表现,他被选中了。

这无疑是一声惊雷、一次冒险、一个需要付出全心全意去拥抱的决定。不兴奋是不可能的,但随之而来的是“我行吗”这样的终极拷问。1954年,年轻的赵雅度只有25岁,他即将登上宏大的人生舞台。此时,放眼全国,能做脑部外科手术的医生,仅有四五人。神经外科是什么?没人懂。大家只是模糊的知道,这门学科的发展,一定离不开物理学、放射学、计算机学、生物学等众多现代学科。

不曾想,很快,苏联专家也离开了,只剩下赵以成教授一人,每周来京一次进行教学。被现代医学发达国家孤立的新中国,无处取经、有道难寻,千斤重担,全落到赵雅度一行人的身上。尽管孤立无援、前路黯淡,但他们仍毫不犹豫,匆匆启程。

浪潮

赵雅度首要攻克的脑部疾病,是脑瘤。在中国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二,半数患者为恶性,一旦罹患,便是灭顶之灾。外科手术摘除脑瘤,被视作唯一的“希望”。

当时的检测手段很少,甚至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诊断难死人、手术累死人,效果气死人。”往往医生们讨论得非常充分,分析得也很透彻,但是打开头颅之后,根本找不到脑瘤。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种能够看到大脑病变,略显粗暴的方式已经出现了,这就是——脑室造影术。医生需先在患者头颅上钻孔,穿刺脑室一角,放出脑水再注入空气,通过空气变化来观察颅内哪里出了问题。之后,通过腰椎穿刺注入空气的气脑造影术也被发明出来。这两项技术,是人类窥探大脑深处的起点,是了不起的发明,也是中国神经外科最先掌握的检查手段。

但问题也应运而生。两种造影术都会造成病人的巨大痛苦,头疼得厉害,甚至恶心呕吐,大夫也很着急,生怕气打进不去。赵雅度并不知道,同一时期,一项新的诊断方法已经问世,它被称作脑血管造影术,医生将造影剂注射进患者脑部的毛细血管处,在脑部形成阴影,从而使得颅内病变的诊断更为清晰可见,对脑血管畸形、动脉瘤、脑血管栓塞等脑血管病也将发挥着更加直接的临床作用。但直至28年后,通过一本外国书籍的记载,赵雅度和他的伙伴们才恍然大悟,如获至宝。

已晚了近30年,说什么也不能再等了。赵雅度和当时年长于他的王忠诚,开始冲刺一般尝试脑血管造影术。第一张国人脑血管造影图,共计用时六个小时,这成为中国神经外科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之后,中国神经外科的开颅手术从探查真正走向了治疗。

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的情况,是根本没有防护材料,只有普通的铅衣,每照一次相,医生就要吃一次射线。当年,很多老一辈的神经外科医生为了脑血管造影术,很长一段时间白细胞都上不来。但人的命要想救,这个坎就必须要跨!

澎湃

中国神经外科的成长是迫切的。1958年9月,宣武医院落成,赵雅度一行人,再次迁往新的战斗堡垒。随后的1960年3月9日,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神经外科开始以临床为依托,进行转化医学研究。白衣执甲的他们大胆破局,做出许多堪称开拓性的重要尝试——在国内提出重型颅脑损伤的综合治疗方法、开展手术治疗顽固性癫痫、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治疗、脑动脉瘤直接手术、脑动静脉畸形切除。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赵雅度每年能完成20余例动脉瘤夹闭术,这让外国医生根本无法想象。

更多时候,神经外科所显露的面目并不友善,它是医学中最年轻的,也是最复杂的一门学科。“年轻”,意味着更多手术禁区的存在,“复杂”则意味着脑深部病变、脑干肿瘤、脊髓髓内肿瘤这些陌生的词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神经外科的头号难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年轻的中国神经外科也必须翻过那忧伤的一页,直面最为疑难的挑战。

赵雅度年少时爱好工科,希望实现“工业救国”的抱负。当步入医学大门的一刻,他清楚,要叩问生命,绕不开最拙朴的办法,也必须付出能够付出的全部。常人无法想象,进入神经外科之后,赵雅度平时就住在医院,只在周末时回家洗个澡,晚上还要赶回来。这一住,就是20个春夏秋冬。在这20个年头里,他一心扑在医学上,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多大了,都搞不清楚。

他说,“一个目的,就是要把神经外科学好,搞好,这样才能够把病人治好,才能够不辜负国家对你的期望,就这么一个想法,很简单。”

回响

1976年,经多方努力,北京市正式立项建设颅脑外科专科医院。1980年,新院开始兴建,并改名为北京天坛医院。1982年5月,赵雅度所率领的神经外科迁入尚未完全竣工的北京天坛医院。与此同时,中国神经外科开始有机会走出国门,向世界贡献一点来自中国的看法与经验。

1981年,赵雅度走出国门,在意大利的神经外科年会上,让国际同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医者的面孔。他所带去的交流题目,为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脑瘤治疗统计,四千例的数字,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1919年10月,美国外科医师学院宣布神经外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外科专业。35年后,中国共产党将发展神经外科列入科技强国的宏伟框架,中国医学需要现代化,新中国需要健康强大的主人公。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中国神经外科已站在世界神经外科前列,并率先解决世界多项神经外科难题。

尽管前路艰难,但出发时的脚步声,早已发出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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