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控制下的打工人：勞動內卷與羣體焦慮
文／陳千凌
編輯／朱弢
人們曾經認爲，技術的進步將會帶來勞動者的大解放，讓人類過上田園牧歌的生活。卡爾·馬克思曾暢想，有一天每個人都能夠 “上午狩獵，下午捕魚，傍晚養牛，晚餐後進行評論……即使這個人不是獵人、漁夫、牧人或者評論家”。本傑明·富蘭克林預言：“終有一天，人們每天只需工作四小時就足夠。”
然而，在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這種“勞動的終結”“閒暇革命”非但沒有到來。相當數量的勞動者甚至還感覺到越來越忙、越來越焦慮，陷入了被迫自我施壓、競相追逐的內卷困局之中。
失去邊界的工作，被迫“內卷”的打工人
勞動內卷體現在多個層面。
首先是勞動空間的無限延展。互聯網的連接性突破了時空侷限，同時也使得勞動場所和時間得以無限延展，私人空間遭到侵蝕，隱形勞動時間大大增加。
在工業化時代，空間的邊界構成了當班（on duty）和不當班（off duty）的區分，公共時間與私人時間有着明確的界限。那時，工作需要一定物理空間，勞動者聚集在一定的空間內纔可以進行勞動。當離開了勞動空間，個體便可以擺脫勞動者角色，全身心投入個人生活。
但互聯網的鏈接屬性，打通了工作與非工作的情境區隔，使得個體喪失了斷開公共連接的權利。數字設備及應用一方面大大增強了勞動的延展性，無論何時何地，很多勞動者都能在線工作；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大量的隱形工作時間，即使在私人時間，個人亦需立刻完成on duty& off duty的角色轉變，對工作即時響應。若是拒絕回應，很容易被視爲“工作不積極”，從而錯失加薪、晉升等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沒有派單就沒有收入”，隨時準備搶單的外賣小哥，還是在手機、電腦屏幕前隨時待命的互聯網“打工人”，都被迫成爲了全天候在線的“應答機器”，即使下班後，緊繃的神經也很難鬆弛下來。
其次是勞動自由被極限壓縮。在勞動系統中，既包括用工方對勞動者的精密“計算”，也包括勞動者對用工方的“算計”，實現個體的利益最大化，如上班時間摸魚等。這種行爲未必合理，但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人的能動性、自由性，也在用工方和勞動者實現一定的平衡。但在“技術之眼”下，勞動者的“算計”遭到了極限壓縮。
據報道，亞馬遜在2019年構建了人工智能監控系統，可以追蹤每一名物流倉儲部門員工的工作效率，統計每一名員工的“摸魚”時間（Time Off Task，簡稱 TOT），然後自動生成解僱的指令。這套系統會在員工長時間不掃描包裹的時候發出警告、進行記錄，還能在沒有人爲干預的情況下自動生成警告和終止工作的文書。據稱，有近 900 名員工因爲被系統判定爲“工作效率低”而遭到解僱。
中國也有相關案例。2019年 3 月，在南京市建鄴區工作的部分環衛工人陸續收到了公司配發的一款智能手環，並被要求在上班期間佩戴。除了具備定位功能，只要環衛工人上班期間在原地停留 20 分鐘，手環就會自動發出“加油”的語音，提示環衛工人繼續工作。
在我看來，企業追求效率本沒有錯，但並不意味着有權全面剝奪勞動者的自由。過度的技術監控，會讓勞動者被異化爲需要連續運轉、高效運作的機器。
第三是勞動強度的持續提升。工業化以來生產管理的相關理論，包括泰勒主義、福特主義、後福特主義等，都是本着效率至上的原則，強調對勞動時間的充分利用。如今，藉助於天然具有尋求“最優解”屬性的算法技術，平臺對勞動者效率的控制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平臺能通過對勞動者數據的全面整合，計算出“最優化”的工作流程，包括最優流程、最優時間、最優路線等，並以此爲範本指導勞動者工作；再根據實際勞動情況不斷調整、優化算法體系。
由於平臺算法的不斷精進，任務完成時間不斷縮短，這又被納爲基礎數據，爲迭代的算法提供了依據，勞動者由此被束縛在了不斷縮小的數據怪圈中。以外賣行業爲例，2016年，3公里內的送餐最長時限是1小時，2017年，變成了45分鐘，2018年，又縮短了7分鐘。
勞動卷化背後：穿透型平臺與原子型個體
馬克思提出，勞動過程的最終目標是生產剩餘價值，爲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剩餘價值生產的不確定性，資本必須控制勞動過程。
以發端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泰勒主義爲例，通過將控制方式由此前的外部監督，轉變爲深入到工人具體的勞動過程，將控制上升到了新高度。例如在生鐵搬運實驗之中，泰勒通過對工人的負荷、時間、動作的精密設計，以科學的方法合理安排工作程序、技術辦法以及勞動速度，減少不必要的消耗，將生鐵搬運工的工作強度從每人每天裝貨12.5噸，提升爲每人每天47.5噸。
與傳統的直接控制不同，現代資本對勞動者的控制是通過數字技術而展開。超大平臺通過海量數據的匯聚、精準的算法分析，具備了掌握全局視野的上帝視角，能夠對勞動者實現“穿透型”監督與管理，實時精準地把握每一個人、每一時期的勞動狀態。由此將技術優勢轉化爲權力與地位優勢，平臺無需僱傭龐大的管理監督隊伍、構建穩定的組織形態、建立制度化的社會關係，就能對大規模、分散化的勞動者實現強有力的控制，並在規則制定、資源調度、利益分配中佔據絕對優勢地位，成爲無法協商的僱主。
從勞動者角度來看，相比傳統時代，智能時代的勞動者越加成爲“原子性”的個體。在系統“中央大腦”精準到個體的高效計算下，員工相互協作、密切互動的必要性大大降低，這一點在工作高度標準化的靈活就業羣體中體現得尤爲明顯。即使同在一個平臺、穿着同款工服、服從同樣的規則，甚至在同一服務站天天見面，勞動者之間仍然是互不依靠、獨立運行的狀態。
勞動者的孤立性、鬆散性，客觀增加了與平臺的協商難度、弱化了自身的勞動地位；同時也因爲原子性、靈活性的勞動特徵，使其難以納入勞動法及工會組織等社會保護範疇。
警惕技術失範：避免人們淪爲“勞動工具”？
從技術本質來看，作爲尋求“最優解”的工具，算法本身具有“去智化”的特點。曾經有位創業者表示“每一個有人的節點都會導致效率下降，那麼幹脆就用高效的中央大腦取代員工的思考和決策”。
誠然，精密的算法能夠大大提升了勞動者的工作效率，但同時也因爲對勞動剩餘價值的過分壓榨將勞動推向了人性的反面，包括，主體價值遭遇貶損、勞動手段發生錯位、勞動目標產生異化。
一是主體價值的貶損。企業追求效率本沒有錯，但並不意味着無限制地剝奪勞動者自由。人畢竟不是機器人，誰都會有高效和低效的時候，連續性、指標化的監控，會引發自主性被剝奪、個體空間的坍縮，形成了體力與精力的持續性耗竭，不僅強化了勞動者的焦慮感、疲憊感，還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進一步延長了工作時間，由此形成了內卷化的惡性循環。需知，人的真正優勢不是機械性的連續勞動，而是其能動性、創造性。如果人們有喘息的空間，相信可以激發更多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二是勞動手段的錯位。在極度嚴苛的考覈體系下，工作效率已不是爲了保證任務完成而採取的必要措施，而異變爲壓制和懲戒的“暴政”，迫使勞動者不斷自我加速，甚至爲達目標“不擇手段”。
比如網約車司機爲了不被平臺處罰，即使“遠在幾公里之外一分錢不掙的單子”也要接。比如外賣騎手爲了避免超時，逆向行駛、擅自改裝電動車等違規行爲頻頻出現，甚至由此引發了大量工傷事件。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交警總隊數據顯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賣騎手傷亡。同年，深圳3個月內外賣騎手傷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個月間查處騎手違法近萬次，此外發生交通事故196件，傷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個騎手因違法傷亡。
三是勞動目標的異化。在嚴格的算法控制下，勞動者並不是爲了實現自己的美好生活而打拼，而是異化爲時間的奴隸、平臺創收的工具。勞動者既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生產什麼勞動產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處於何種勞動分工與協作關係之中，更對自己的長期職業發展與人力資本提升通道一無所知。他們唯一所知的，只是不斷地奔跑、不斷地加速，完成一場挑戰之後，迎接更高的挑戰。
社會不僅要有速度，更需要有溫度。工業革命時期以“搗毀機器，抵制新技術”爲訴求的“盧德運動”就曾敲響過警鐘。在技術創新迭代過程中，若是缺乏公衆角度的考量、人性標準的約束，將爲技術弱勢一方帶來災難，並由此產生社會的對抗和焦慮。
“被困在系統裏的外賣小哥”“因超時加班而猝死的互聯網員工”“能夠自動裁員的AI監工”.......種種熱點事件都說明，研究算法勞動控制問題和設立應用邊界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技術發展一日千里，但對於新技術的應用，人類雖不能消極延緩，但也不能冒失推進。畢竟時代的一粒沙，落在個人身上，那就是一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