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破灭后的失语

那是1954年的夏天，长江流域连续暴雨引发全流域性巨大洪水。26岁的刘长江，距大学毕业还有4个月，便被紧急派往医疗队，来到安庆。很快，他遇到一位难产的女性，情况非常危急。

“说是生孩子生不出来了。身子出来了，脑袋卡在那了，这麻烦了。怎么办呢？我就去吧，带着书在竹排上头看。白天走夜里到的。”——刘长江采访整理。

“我脑子还算不傻，试了一下，按着这个书上的机制，费了老大劲一下子出来了，完了胎盘也出来了，肚子挺好挺顺利。大家说，不容易，刘长江解决一个难产。”

“上海来的神医”，刘长江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安庆的大街小巷。马上，他那个简陋不堪的诊室外，被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患者们急切地向刘长江诉说着自己的痛苦，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是翻翻书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人家就说哎呀，这上海来的架子太大了。开头是神医，感谢，后来有意见。我是有苦说不出，无奈，我就下决心，我说非要攻下来。”

一场洪水，如惊风飘过。这是刘长江第一次参加医疗队，第一次独自行医，第一次看到女性那无法言说的痛苦，也是第一次领会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力。

此后，刘长江的一生，都对医疗队抱有特殊的情感。在国力尚且薄弱的年代，他总是惦念着那些医疗之手尚未深入触及的地方。而他要做的，不仅是救治，更是将女性那些“原本如此”的感知与痛苦，变成“不必如此”的现实与希望。

走到患者身边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匆忙应对着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此后，因生产损伤所致的女性痛苦，在农村尤为严重。比如子宫脱垂的患者，其子宫会从正常位置脱出体外，不仅如此，患者很可能会同时遭遇月经紊乱、排尿困难、压力性尿失禁等并发症困扰。总之，这是女性共同的隐痛，也是医者，集体性的担忧。

为解决农村偏远地区医疗条件滞后问题，一场声势浩大的巡回医疗就此拉开序幕。这一次，刘长江以一名优秀妇产科大夫的身份，参加了支援河西地区的医疗队。他要去的地方是甘肃“阳关”，刘长江如今都记得，在那里的所见所闻。

“那贫苦的厉害。冬天孩子多大了都只有一个棉袄，稍微长一点，连裤子都没有，中午跑到太阳照的地方，靠着墙在那取暖。就这样，很苦的。”

“个人卫生不懂，说起来简直是让人难以想象。像现在是月经垫，那时候没有，甚至连大便都不擦，你想想那个衣服到什么程度，你没法想象。”

刘长江自小头脑灵活，这让他在面对各种妇女病难题的时候总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没有车，他就一步一步穿过风沙走到病人身边，没有麻醉，他就利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减少病人的痛苦，没有正规的助产士，他就一个一个的手把手教学。

等着等着，终于到了70年代，“计划生育”开始推行，长、短效避孕药相继问世。1977年，国家拨专款免费治疗，上百万的子宫脱垂患者和数万名尿瘘患者得到治疗。同时，这些预防措施，随着前后十批医疗队，一同进入了祖国的大西北，为新中国的妇女们送去了争取尊严与幸福最可靠的办法。

永不放弃

刘长江为女性患者带去了希望，但他又何尝不曾被女性力量所支撑？年幼丧父，母亲用尽一生为他撑起整片天空。为了供养他读大学，母亲放弃医生身份，选择去天津永利碱厂做助产士，只因为在大工厂里，收入更高。

母亲身上那份静默的坚持，使得刘长江对女性痛苦的透视带着一份深情，更带着一份决绝。1973年，他进入北京妇产医院负责肿瘤科攻坚。当年国内最先进的妇产医院，是为数不多能够配备先进氧气机的医院，甚至北京第一台进口的近距离放射治疗机钴-60也被安排在这里。

但设备先进了，人手却跟不上来。刘长江和一名护士，便是妇科肿瘤组的全部人员。“我们两个，先是看门诊。没有病房，借妇科的病房来接收我的病人。然后我的助手得请妇科的医生，帮我一块儿上手术台做手术。但是也解决问题了，没有妨碍病人的治疗。”

刘长江明白，这个新生的妇科肿瘤组，是每个患者最后的希望，他绝不能轻易言败。至今他仍记得一位宫颈癌患者，在经历盆骨、头皮、肺部数次转移后，他始终相伴左右，默默陪护给予治疗。“不放弃”这三个字，被刘长江执着地放到了对抗癌症的战场上，他大胆采取多学科共同协作工作，千方百计地攻坚克难。

刘长江这一生，好比春光里的绿，只顾着拼命。他少有“为何如此”的疑问，更多时，是对疾病“未必如此”的质疑。他用对抗的姿态拓展了治疗的局限，他又用前行的倔强回应了生活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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