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破滅後的失語

那是1954年的夏天，長江流域連續暴雨引發全流域性巨大洪水。26歲的劉長江，距大學畢業還有4個月，便被緊急派往醫療隊，來到安慶。很快，他遇到一位難產的女性，情況非常危急。

“說是生孩子生不出來了。身子出來了，腦袋卡在那了，這麻煩了。怎麼辦呢？我就去吧，帶着書在竹排上頭看。白天走夜裏到的。”——劉長江採訪整理。

“我腦子還算不傻，試了一下，按着這個書上的機制，費了老大勁一下子出來了，完了胎盤也出來了，肚子挺好挺順利。大家說，不容易，劉長江解決一個難產。”

“上海來的神醫”，劉長江的事蹟很快傳遍了安慶的大街小巷。馬上，他那個簡陋不堪的診室外，被鄉親們圍得水泄不通。患者們急切地向劉長江訴說着自己的痛苦，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是翻翻書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人家就說哎呀，這上海來的架子太大了。開頭是神醫，感謝，後來有意見。我是有苦說不出，無奈，我就下決心，我說非要攻下來。”

一場洪水，如驚風飄過。這是劉長江第一次參加醫療隊，第一次獨自行醫，第一次看到女性那無法言說的痛苦，也是第一次領會到自己的渺小與無力。

此後，劉長江的一生，都對醫療隊抱有特殊的情感。在國力尚且薄弱的年代，他總是惦念着那些醫療之手尚未深入觸及的地方。而他要做的，不僅是救治，更是將女性那些“原本如此”的感知與痛苦，變成“不必如此”的現實與希望。

走到患者身邊

上世紀60年代，新中國匆忙應對着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峯的到來。此後，因生產損傷所致的女性痛苦，在農村尤爲嚴重。比如子宮脫垂的患者，其子宮會從正常位置脫出體外，不僅如此，患者很可能會同時遭遇月經紊亂、排尿困難、壓力性尿失禁等併發症困擾。總之，這是女性共同的隱痛，也是醫者，集體性的擔憂。

爲解決農村偏遠地區醫療條件滯後問題，一場聲勢浩大的巡迴醫療就此拉開序幕。這一次，劉長江以一名優秀婦產科大夫的身份，參加了支援河西地區的醫療隊。他要去的地方是甘肅“陽關”，劉長江如今都記得，在那裏的所見所聞。

“那貧苦的厲害。冬天孩子多大了都只有一個棉襖，稍微長一點，連褲子都沒有，中午跑到太陽照的地方，靠着牆在那取暖。就這樣，很苦的。”

“個人衛生不懂，說起來簡直是讓人難以想象。像現在是月經墊，那時候沒有，甚至連大便都不擦，你想想那個衣服到什麼程度，你沒法想象。”

劉長江自小頭腦靈活，這讓他在面對各種婦女病難題的時候總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辦法。沒有車，他就一步一步穿過風沙走到病人身邊，沒有麻醉，他就利用針刺麻醉的方法減少病人的痛苦，沒有正規的助產士，他就一個一個的手把手教學。

等着等着，終於到了70年代，“計劃生育”開始推行，長、短效避孕藥相繼問世。1977年，國家撥專款免費治療，上百萬的子宮脫垂患者和數萬名尿瘻患者得到治療。同時，這些預防措施，隨着前後十批醫療隊，一同進入了祖國的大西北，爲新中國的婦女們送去了爭取尊嚴與幸福最可靠的辦法。

永不放棄

劉長江爲女性患者帶去了希望，但他又何嘗不曾被女性力量所支撐？年幼喪父，母親用盡一生爲他撐起整片天空。爲了供養他讀大學，母親放棄醫生身份，選擇去天津永利鹼廠做助產士，只因爲在大工廠裏，收入更高。

母親身上那份靜默的堅持，使得劉長江對女性痛苦的透視帶着一份深情，更帶着一份決絕。1973年，他進入北京婦產醫院負責腫瘤科攻堅。當年國內最先進的婦產醫院，是爲數不多能夠配備先進氧氣機的醫院，甚至北京第一臺進口的近距離放射治療機鈷-60也被安排在這裏。

但設備先進了，人手卻跟不上來。劉長江和一名護士，便是婦科腫瘤組的全部人員。“我們兩個，先是看門診。沒有病房，借婦科的病房來接收我的病人。然後我的助手得請婦科的醫生，幫我一塊兒上手術檯做手術。但是也解決問題了，沒有妨礙病人的治療。”

劉長江明白，這個新生的婦科腫瘤組，是每個患者最後的希望，他絕不能輕易言敗。至今他仍記得一位宮頸癌患者，在經歷盆骨、頭皮、肺部數次轉移後，他始終相伴左右，默默陪護給予治療。“不放棄”這三個字，被劉長江執着地放到了對抗癌症的戰場上，他大膽採取多學科共同協作工作，千方百計地攻堅克難。

劉長江這一生，好比春光裏的綠，只顧着拼命。他少有“爲何如此”的疑問，更多時，是對疾病“未必如此”的質疑。他用對抗的姿態拓展了治療的侷限，他又用前行的倔強回應了生活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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