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要起到減輕學生負擔的實效，只盯着校外培訓機構和學校的規範辦學是不夠的，仍需發揮學校的教育主陣地作用。

文/熊丙奇（教育學者）  編輯 李瀟瀟 校對 劉軍

37名家長聯名“請願”7歲孩子轉學，家長不“雞”娃反被排擠？

家長反對教師多佈置作業，孩子就被孤立並被要求轉學？

據媒體報道，在貴州，一所當地“頂流”小學的一名家長反對教師給孩子佈置過多書面作業，與教師發生衝突，結果遭全班共39名家長中的37名家長聯名“請願”，要求這名家長的7歲孩子轉學。

首先必須明確，這37名家長的聯名“請願”是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因爲，接受義務教育是每個適齡學生的平等權利，任何人不得剝奪，投票、“請願”屬於參與公共事務進行公共決策，而依法保障適齡孩子的基本受教育權，並不在此範疇。

也因此，當地教育局已經對涉事教師做出師德處理，並對學校相關領導進行約談。但該處理通報發出後，仍有不少家委會成員和家長爲涉事老師“叫屈”，要求這名家長“給大家一個交代”。

在此現實情況下，我們該如何理解多數家長支持學校教師的“違規”做法？學生“減負”的規定又該如何執行？這些風波背後的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37名家長聯名“請願”7歲孩子轉學，家長不“雞”娃反被排擠？

▲《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於2021年3月1日起實施，細化了禁止實施的七類不當教育行爲，包括刻意孤立等間接傷害身體、心理的變相體罰。視頻/新京報我們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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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要求“減負”被“孤立”並不意外

不論是按“雙減”意見，還是之前的減負規定，學校老師都不得給小學一二年級低年級學生布置書面作業。因此，這名家長反對教師給自己7歲的孩子多佈置書面作業，是正確的也應該得到支持。

家長是促使“雙減”落地生根的重要力量之一——家長積極配合，反對學校給學生“增負”的措施，並向教育部門舉報，由教育部門進行查處、問責。

之前，我國給中小學生減負的效果並不好，就是因爲不少學校違規補課、組織考試、公佈學生成績排名，家長並不向教育部門舉報，教育部門也視而不見。

但是，要求嚴格落實“減負”措施的家長，卻被其他家長“孤立”，也並不令人意外。

前年，南京就發生家長反對給學生“減負”的風波，家長質疑“減負”讓學生變“學渣”。最近也有新聞報道，上海一所初中學校也發生一名家長舉報學校舉行“月考”，卻遭到其他家長“怒懟”。

這些家長的理由是：你要“減負”是你自己的事，不要影響其他孩子追求進步。老師“違規”給學生布置作業、學校“違規”組織月考，這是“真正對學生好”，都不做作業、都不考試，難道中考時“開盲盒”？

一些家長甚至因此質疑舉報的家長是別有用心，是自己孩子不行，也讓別的孩子不行，或者自己有條件給孩子補課，而故意讓學校不給孩子佈置作業云云。

這就是當下的現實，“雙減”生態下困境待解。

基礎教育亟須走出“減負”的“囚徒困境”

客觀而言，由於我國的教育評價還存在唯分數、唯升學的問題，因此基礎教育存在應試傾向，嚴重競技化、功利化。“雙減”致力於消除教育的“劇場效應”，讓每個學生、家長都“坐下來”舒適地“看戲”，也就是因循孩子的成長規律讓其學習、快樂成長。

然而，在嚴格監管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之後，很多家長依舊不願意“坐下來”。他們擔心自己“坐下來”了，其他家長依舊“站着”，自己的孩子必定在“提高1分幹掉千人”的升學競爭中喫虧。

於是，在校內，默許學校違規佈置作業、補課，在校外，學科類培訓從公開走向“地下”，“保姆式家教”“高端私教”受追捧。

可以說，“減負”也成爲家長間的博弈——你“減”，別人不“減”怎麼辦？在“減負”博弈中，很多家長陷入“囚徒困境”之中。主動跳下“應試軍備戰車”的家長少之又少。 

在這些“特立獨行”的家長“跳下車”的行爲對其他家長不構成影響時，其他家長沒意見，否則就會像此事中被孤立的家長一樣變成衆矢之的，甚至本該維護學生與家長利益的家委會也成了學校爲學生“增負”的“工具”。

說到底，“雙減”要起到減輕學生負擔的實效，只盯着校外培訓機構和學校的規範辦學是不夠的，仍需發揮學校的教育主陣地作用。

爲此，有必要推進教育評價改革和學校辦學改革，及早建立多元評價體系，引導教師、家長形成新的教育觀和人才觀，才能讓我們的基礎教育走出“減負”的“囚徒困境”，不再出現7歲孩子因作業問題被聯名要求轉學的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