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穩爲主因敵而變：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志願軍空軍

原標題：以穩爲主，因敵而變：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志願軍空軍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年輕的志願軍空軍從1950年12月參戰至1953年7月朝鮮停戰，在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裏，經歷了參戰準備、實戰鍛鍊、反敵封鎖鐵路線、保衛重要目標和掩護抗登陸戰役等作戰階段，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侵朝空軍進行了頑強的戰鬥，經受住了戰爭的考驗，取得了光輝的戰績，並一舉躍升爲世界空軍大國和強國。1952年12月16日，彭德懷在空軍黨委會上的講話提到：“空軍在很短時間內，已建設起一支相當大的空軍，從數量上看居世界第三位。”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驚呼：“共產黨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世界上主要空軍強國之一。”

自人民空軍正式成立（1949年11月11日）至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入朝參加實戰（1950年底），不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從各個方面來說，與以美國爲首的所謂“聯合國軍”空軍相比，差距是巨大的。美國投入戰場的空軍和海軍艦載機共14個聯（大）隊，各型作戰飛機1100多架，此外還有英國、澳大利亞、南非聯邦和南朝鮮空軍的飛機100餘架。志願軍空軍僅有剛組建的2個殲擊機師，1個轟炸機團，1個強擊機團，共有各型作戰飛機不足200架。美國空軍飛行員大多數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飛行時間多在1000小時以上。志願軍空軍飛行員都是航校突擊培訓的，飛行時間少的只有二三十個小時，多的也只有五六十個小時；經部隊改裝訓練，只有兩個團分別在1950年12月和1951年1月完成大隊基本戰鬥訓練，飛行員在戰鬥機上的平均飛行時間只有14小時38分。雙方空軍無論從兵力對比、技術戰術還是指揮水平來說，志願軍空軍都居於劣勢。之所以志願軍空軍能取得驕人的成績，一個重要的制勝法寶就是因敵而變、因時而變，在“以穩爲主”的作戰指導思想下，不斷地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戰法技法，以適應新的情況，達到制敵而不受制於敵的目的。

“以穩爲主”的作戰指導思想

中共武裝力量長期處於以弱敵強的嚴酷情勢之下，稍有疏失，立見傾覆，故此作戰指揮以穩健爲第一要義。毛澤東主席總結的“十大軍事原則”中，第一、二、三、四、五、八等條均包含有持重穩當的精神，要求指揮員“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1950年10月23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之初，毛主席就致電彭德懷等，提出“我們應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人民空軍成立未久，面對的又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空軍，對於空軍何時使用、如何使用等問題，高層往往反覆斟酌、深思熟慮以後才作決定，即使某些時候戰局受到很大壓力，也始終堅持慎重原則，不做孤注一擲式的搏擊。

1950年8月26日，中央軍委會議曾決定我空軍於12月最遲至1951年1月底配合東北邊防軍作戰。當10月11日周恩來等人赴蘇與蘇聯領導人會談出兵問題時，斯大林突然提出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需要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才能出動。在毛澤東以及中共領導人下決心派遣志願軍入朝後，斯大林仍表示蘇聯空軍即使出動也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我志願軍入朝作戰。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等領導人衡量再三後仍決定：“我們不論有天大的困難，志願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劃渡江。”空軍能否配合作戰、何時配合作戰、如何配合作戰，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

10月20日，空軍首長向毛主席報告，根據已經組建的空軍部隊和航校畢業飛行員準備再組建部隊的情況，空軍部隊在1951年2月以前，完全沒有可能參加朝鮮作戰。12月3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向毛主席和中央軍委呈送報告，提出：“在美帝具有強大的空軍情況下，我新建的不大的空軍部隊如果零零碎碎的去同敵人進行純粹的空戰，就是說訓練好一個大隊就馬上使用一個大隊，一看見敵人的飛機就想要打他，結果就必然形成和敵人拼消耗，這對於我方是最不利的，而美帝則恰好歡迎這個辦法。因此，我們現在正在進行戰鬥訓練的第一批空軍部隊，我們認爲不應該過早地零碎地使用，而應該將訓練出來的空軍部隊逐漸積蓄起來，並進行繼續訓練。在積蓄到一定數量時（至少可以出動100架到150架以上，即明年3、4月間），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集中地分批地使用出去，直接掩護和配合前方部隊完成一個戰役或戰鬥，解決一定的戰鬥任務，即消滅敵人某一部署或攻佔某一要點。如此纔能有效地發揮空軍的威力。”12月4日，毛澤東主席在報告上批示：“劉亞樓同志：同意你的意見，採取穩當辦法爲好。”在這一作戰指導思想下，形成了志願軍空軍“積蓄力量，選擇時機，集中使用”的作戰方針。

1951年1月，針對空軍部隊是否參加志願軍3月間進行的戰役的問題，空軍首長向毛主席報告認爲，“三月間空軍參戰困難太多”，“如果空軍能推遲到六月份纔開始參戰，則屆時將有450架飛機可以使用，把握性會要大些”。1月27日，周恩來指示空軍“準備第一”，並對劉亞樓說，空軍要逐步使用，逐步學成，只能由少而多，由後而前，練習試驗。

此後中央軍委確定空軍準備四、五月間參戰，但決定空軍不參加志願軍的第五次戰役。當5月15日劉亞樓向毛主席請示空軍使用方案時，毛主席面示：第一次作戰，沒有把握，不要出動。至當年8月，經中方與蘇聯顧問等研究，根據機場準備的情況，將志願軍空軍出動和參戰的時間又推遲至11月。從參戰時間的不斷推後，可以清楚地看出軍委與空軍高層穩健和慎重的決策思路。據原空軍參謀長王秉璋回憶，空軍參戰之前劉亞樓曾希望達到“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效果，即積蓄一定力量後，大規模投入戰鬥，取得較大的戰果。而毛主席則說“一鳴則已，不必驚人”，這也反映出中央和毛主席對空軍謹慎使用的方針。

“以穩爲主”的指導思想，並不等價於墨守成規或無所事事，而是穩中有爲，穩中有進。雖然志願軍空軍的參戰時間不斷推遲，但各種準備工作毫不放鬆地進行着。部隊採取邊打邊建，邊打邊練，在實戰中鍛鍊，在戰鬥中成長的辦法，在蘇聯空軍的帶領下進行實戰練習。

1950年底，在我已經組建的8個航空兵師中，只有第4師成立較早，基礎較好，可以擔負一定的戰鬥任務。該師轄第10、12兩個團，共有飛行員58名，米格十五飛機54架，已開始高空雙機空戰訓練和中隊大隊編隊飛行。空軍領導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情況，遵照毛主席“採取穩當的辦法爲好”的指示，認爲應該先從小仗打起，過好“能不能打”這一關，建立部隊戰勝敵人的信心和勇氣，確定先由第4師第10團以大隊爲單位輪番進駐安東，在敵情不大嚴重的情況下，隨蘇聯空軍進行實戰鍛鍊。12月25日，空軍首長批准空4師10團28大隊參加實戰練習的計劃，並指示“在戰鬥中主要原則是大膽小心”。空軍首長髮電指出，這次參戰是我空軍破天荒第一次，要求方子翼（按：方子翼時任空4師師長）十分謹慎小心領導，絕對不能馬虎行事。爲避免方子翼魯莽行事，劉亞樓甚至給他一個“緊箍咒”，規定初期階段，方子翼只有派一個雙機或4機出動的指揮權限，前4機未落地不得出動後4機。

1951年1月29日，第10團完成了第一次實戰鍛鍊的任務，於2月2日返回遼陽休整。第12團於2月3日至8月4日先後兩次進駐安東進行實戰鍛鍊。這一階段，志願軍空軍以小部隊進行作戰，共戰鬥出動33批169架次，其中與敵空戰5批32架次。實踐表明，志願軍空軍雖然技術上不如敵人，但政治素質好，作戰勇敢，經過訓練，不但能同強大的美國空軍較量，還能打下敵機，增強了部隊戰勝敵人的信心。

“因敵而變”的戰法是取勝的關鍵

戰法運用是否正確是能否完成作戰任務的關鍵。毛主席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空軍是高技術兵種，指揮作戰過程中，指揮員必須根據敵軍的兵力編成、佈勢、戰術運用和我軍的兵力、兵器、空間位置、氣象條件、保障情況等靈活運用和變換戰法，才能保持主動。

1950年12月，空4師10團28大隊隨蘇聯空軍進行實戰鍛鍊，幾次戰鬥出動都未進入實戰，除了技術和保障原因之外，主要暴露出與蘇軍協同的問題。1951年1月2日，空軍首長電示空4師，靠自力更生的方針進行實戰練習。1951年1月29日，志願軍空軍開創了第一次擊落美機的記錄。至1951年8月，經過實戰的鍛鍊，志願軍空軍參戰初期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問題，如技術動作不熟練、保障業務生疏、器材不足、訓練水平較低等，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初步具備了“集中使用”的基礎，爲第二階段大批部隊參戰提供了條件。

從1951年9月開始，針對美國侵朝空軍瘋狂開展的空中“絞殺戰”，遵照中央軍委“穩步前進”、“輪番作戰”的指示，志願軍空軍先後組織了第2、第3、第4、第6、第8、第10、第12、第14、第15、第17和第18等共11個航空兵師參加了空戰。

第一個重返朝鮮上空作戰的還是空4師。根據劉亞樓司令員的電令和志願軍空軍與蘇聯空軍研究制訂的《友空軍與第4驅逐師協同動作計劃》，空4師在友空軍掩護下參加了空戰。幾乎每次作戰之後，志願軍空軍都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並作出及時的變動。

如10月2日，空4師第一次出動全師與美軍進行大規模空戰。戰後對長僚機和機組間的協同問題進行了總結，隨即在5日上午的空戰中，即因爲長僚機協同得力，基本保持了雙機、4機的配合，從而取得了擊落敵機3架、擊傷2架的勝利。由於連續幾次空戰中，均獲得了勝利，在10月10日空戰後的總結就認爲，這幾次空戰成功的關鍵，在於整個編隊始終保持在“一域”作戰，進入空戰前明確了攻擊隊和掩護隊，並進行了層次配置，保證了一定時節、一定地點上的力量局部優勢；長僚機協同密切，使長機在攻擊美機時無後顧之憂，全力殲敵；發現美機後，迅速爭取速度和高度的優勢，隱蔽接敵，機智地佔據了有利位置，實現了突然攻擊。

同樣，從失敗的戰例中更需要總結教訓。10月16日的空戰中，空4師由於在判斷敵情組織指揮、保持編隊作戰、處置複雜情況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被敵擊落7架飛機。戰後總結認爲：地面指揮判斷失誤，主觀上認爲低空活動的一定是F-80型飛機，而美軍則故意將少部分F-86型飛機活動於清川江上空引誘志願軍空軍，大部分飛機則在海面上空，利用陽光隱蔽，伺機夾擊，造成空4師將F-86當成F-80打的錯誤；第12團戰鬥起飛時因長機無線電故障更換長機，也是造成空戰混亂的原因之一；第12團編隊沒有按預定航線和地域與友空軍會合，失去了高空掩護；出航中又將編隊拉散，在被迫同優勢美機作戰時，倉促應戰，兵力分散，陷於被動，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空4師10月20日轉回二線休整，空3師在代師長袁彬、政委高厚良的率領下，接替空4師參戰。空3師先是通過打小仗取得經驗，從11月16日開始協同友軍打美軍的大機羣，對此，空軍首長給予了鼓勵“3師在嚴密計劃和準備，以及在友空軍掩護之下，應大膽細心參加大規模空戰。至於戰鬥損失通常是免不了的。但如果能將計劃性、準備程度，以及戰術動作提高，那是可以減少的，這方面顧慮不必過多”。

12月2日，空3師首次參加雙方近300架飛機的大空戰，也是空3師第一次與美F-86型飛機作戰。空戰中美機的作戰特點是以4機或8機編隊相互支援進行活動，伺機對志願軍機羣的單機、雙機或薄弱的小編隊進行攻擊，或以一個雙機或4機作誘餌，引誘志願軍空軍飛機對其攻擊，再以取得兵力、高度優勢的編隊來攻擊志願軍飛機。這是美軍最理想的“流動四機（fluid four）”隊形，即“四架F-86大致排成指尖隊形。兩個雙機組的長機進行攻擊，而其僚機則掩護其後方”，“這些戰術能發揮F-86飛機的最大的優越性”。空3師總結認爲，在戰術運用上要十分重視保持4機編隊，爭取和保持高度、速度和位置的戰術優勢，並且做到有攻擊有掩護地在一個戰區作戰，否則難於在對F-86型飛機的作戰中爭取主動和形成優勢。戰後，劉亞樓在講評會上首次提出“四四制”空戰戰術原則，顯然就是根據美軍的作戰特點和空3師的總結而來的。

在空3師、空14師參戰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12月22日，劉亞樓在空3師戰術座談會上又進一步提出“一區兩層四四制”的空戰戰術原則。“一區”指同批參戰部隊都在一個空中區域內進行空戰，不應飛離太遠，這樣來實現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原則；“兩層”指在隊形上至少分爲高低兩層，以便前後上下互相支援和掩護；“四四制”指飛行員在戰鬥中最好能以4架飛機保持一個基本隊形投入攻擊與敵周旋，這樣才能以一個雙機攻擊時，保持另一對雙機掩護，使攻擊雙機不必顧慮被敵從後方偷襲。

1952年4月，劉亞樓草擬了“一區兩層四四制”空戰戰術原則的文件。隨之，各參戰部隊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並在實踐中進行檢驗和不斷地修訂，最終形成了“一域多層四四制”的空戰戰術原則。其基本含義是：“同批同梯隊機羣，以4機爲單位，按不同間隔、距離、高度，採取層次配備（最少配置兩層），構成小編隊、大縱深的戰鬥隊形，按照統一的作戰意圖，以長機爲核心，在目視聯繫或戰術聯繫的範圍內，保持一域，相互協同作戰。”這一戰術原則提出後，不斷完善其內涵，補充其具體辦法，直至1953年4月，空軍首長仍在要求空聯司領導針對這一戰術原則，規定具體辦法拿到空戰中去試驗，再從實踐中綜合提高經驗，再上升到系統的理論。

在正確的戰法指導下，志願軍空軍很快就成爲一支無法被忽視的空中力量。“一個新的部隊由不會作戰到能獨立作戰，不過3、4個月的時間，足見在戰鬥中鍛鍊成長是很快的，並在實戰鍛鍊中獲得很大成績。因此部隊越打越強，情緒也越打越高。”朝鮮戰爭之初，美軍飛機肆虐天空，狂轟濫炸，連一人一馬都不放過，必欲擊斃而後快，甚至有的飛機因低空飛行撞上電線而墜毀。美軍自述“由於敵人缺少有效的反航空兵活動，所以聯合國軍的飛機在支援我地面軍隊的活動中能以最理想的效力進行活動，這是聯合國軍航空部隊所起的壓倒一切的作用的一個主要原因”。志願軍空軍投入戰鬥後，在蘇聯空軍的配合下，與美國空軍進行了積極的作戰。1951年9月15日，接替斯特萊梅耶擔任遠東空軍司令的威蘭中將對范登堡坦承，他對共產黨空軍即將無法控制，共軍的米格飛機向南可一直飛到平壤來阻擊聯合國軍的空對地攻擊。美國空軍一貫重視制空權的爭奪，但“1951年10月整個一月內，共產黨空軍在北朝鮮的活動達到了高潮，而聯合國軍的air superiority（空中優勢）則陷於危險境地”，威蘭甚至相信敵人具有“向我軍發動最後進攻的能力”。在華盛頓，美國空軍的上層也認爲“過去那種採用‘窮追猛打’方法的建議已經爲以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所推翻”。

美軍自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主要是以小機羣分散活動，從1951年6月至12月，因蘇聯空軍和志願軍空軍逐步參戰，地面防空火力也逐漸加強，不斷受到打擊，遂常常以大機羣集中活動，但在我空軍以大機羣對大機羣的反擊下受到損失以後，自1952年1月以後，又改採小機羣活動的方式。從戰術上來說，F-86主要以4機小隊作爲空戰中的基本編隊，特點是慣用奇襲的辦法，利用我機的觀察死角，從背後咬尾偷襲；善於依託海面，利用陽光、雲影隱蔽潛伏，乘我機出動或返航時，從側後截擊或偷襲；常用化整爲零辦法，分散、搜索、引誘我機，待我隊形散亂時，又化零爲整，從四面合擊或追擊我零散的單機；常用空中獵手（技術好且有經驗的飛行員擔任）以雙機或四機，在高空進行遊擊活動，封鎖我機場或襲擊我起飛着陸部隊；遭我攻擊時採取兩面分散脫離，或半滾向下脫離，或以小角度不斷左右轉彎脫離。總的來說，美軍的戰術是狡猾的，指揮比較靈活，技術也較熟練。但其最大的弱點是勇氣不足，飛機性能差，怕打對頭。

針對美軍的特點與弱點，志願軍空軍研究出多種靈活多變、行之有效的戰術。大致有：高空牽制，中空出擊；前堵後截，夾擊返航之敵；集中兵力，打敵一路；放過先頭，打其尾後；搶佔高度優勢，充分發揮米格飛機的垂直機動性能，利用垂直機動打破敵陣，捕捉目標。此外，還成功利用奇襲戰法，隱蔽突然發起攻擊。這些都是從實戰中逐步摸索、提煉形成的空戰戰術，都曾有過不少成功的記錄。

美軍最初以爲，“作爲一支空中部隊來講，中國共產黨的空軍還很年輕，其飛行員還沒有熟練的技術以最充分地發揮他們的飛機的優點”，但很快他們就發現，“米格飛行員採用了過去從來沒有在朝鮮使用過的幾種戰術：一部分米格飛機以單機跟進隊形實施攻擊；而另一部分飛機則採用盧夫伯雷圓圈戰鬥隊形（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飛行員盧夫伯雷爲名的一種戰鬥隊形：兩架以上的飛機作圓圈飛行，互相掩護，並做好接敵的準備——譯註）；還有一種戰術就是四個米格小隊編成‘一’字橫隊實施對頭攻擊，所有十六架米格都集中射擊某一架F-86”，“共軍所有的飛機隊形都編得比較緊密嚴整，其中有一種隊形特別難以對付，那就是大羣米格飛機在優勢高度上盤旋，伺機對進入射程以內的聯合國飛機進行俯衝攻擊，俯衝攻擊之後，再躍升到原來的高度”。

美軍所採取的空中轟炸封鎖交通的手段，被稱爲“絞殺戰”。然而，“正當對鐵路進行全面攻擊看來勝利已經在望的時候，共軍對封鎖鐵路線戰役所採取的反擊活動開始對聯合國軍的行動產生了不利影響。共軍的戰鬥機和高射炮已經大大地減弱了遠東空軍空中封鎖交通線的能力”。隨着美軍絞殺戰的失敗，志願軍空軍又轉入對重要目標的保衛和掩護抗登陸戰役的鬥爭。此時，志願軍空軍已經從最初的以大隊爲單位的實戰鍛鍊，經過單個航空兵師，兩個航空兵師“以一帶一”的作戰，成長爲對美軍空中作戰的主力，以7個航空兵師14個團（另有蘇聯空軍3個師7個團，朝鮮空軍1個師2個團）的兵力，共同保衛水豐（拉古哨）發電站、安東鴨綠江江橋、一線機場及瀋陽、鞍山工業目標，小豐滿發電站以及朝鮮平壤、元山一線以北的交通幹線。

美軍發現，“6月份米格飛機在朝鮮西北的上空只出動過二百九十八架次，而共軍飛行員每次遇到F-86時總是積極進攻，鬥志旺盛”，這被視爲共產黨空軍“用質量來代替數量”的標誌。而打到下半年，“詹姆斯·K·約翰遜上校所指揮的第四戰鬥截擊機聯隊和約翰·W·米契爾上校所指揮的第五十一戰鬥截擊機聯隊的F-86飛行員們認爲，1952年冬季在朝鮮西北部上空所出現的米格-15飛行員是‘詭計多端’的”，“米格-15在1952年12月份的戰鬥活動是協同得比較好的。在很多情況下，共軍飛行員們相互掩護得如此有力，以至於F-86飛行員不可能以較長的時間與之周旋以便確實地將其擊落，而往往只能作出‘可能擊落’敵機的報告。共軍飛行員苦心研究了一種‘包圍’戰術，這種戰術是很難對付的”。美國遠東空軍轟炸機部隊指揮官費希爾准將寫道：“我方空軍的戰鬥活動越來越困難了……我們費盡心機地利用了戰術上的一切機智和變化，企圖在活動中不受損失，但我們感到越來越棘手了。”

人民空軍當時是新的軍種，從上到下都缺乏對敵作戰的經驗。雖然空軍指戰員大多來自陸軍，具備了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精神，但是對於這一現代化的技術軍種來說，單憑勇敢，不與科學的戰術、過硬的技術相結合，勝利是沒有保證的。英國飛行員斯圖爾特在1928年撰寫的《空戰戰術》一書中就曾指出：“詳盡地研究戰術，才能掌握保存自己消滅敵機的空戰方法。如果空軍飛行員駕駛的飛機質量與敵相同，數量上處於比敵少一半的劣勢，但在熟諳空戰原則方面勝敵一籌，那麼雙方大體上就勢均力敵。”隨着空戰規模的增大和敵人戰術的改變，參戰部隊在空中指揮、集中兵力和編隊協同等方面，暴露出一些問題。志願軍空軍通過發揚軍事民主，集思廣益，充實部隊的戰術和戰法。上節提到的“一域多層四四制”空戰戰術原則，就是劉亞樓司令員親臨安東，指揮空戰，參與戰鬥講評，反覆與指戰員研究，在發動羣衆，獻計獻策，提出數百條建議和意見的基礎上，分析歸納總結而得到的。

部隊每次空戰之後，志願軍空軍都要求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發揚軍事民主、技術民主。在發揚軍事民主中，廣泛採用的一種方式是戰前“出情況，想辦法，定方案”，戰後“評指揮，評動作，評紀律”，這是有效發動羣衆總結戰術經驗，提高作戰能力的途徑。飛行員們把每打一仗都看成是上一堂課，下了課就揣摩體會，吵得面紅耳赤，像開鬥爭會。第一個打下美國飛機的李漢，也免不了當“鬥爭對象”，這個說大隊長動作太猛，只顧自己打；那個說指揮沒戰術，顧頭不顧尾。謙遜好學促使技戰術迅速提高。比如長僚機關係，開始一打就散，後來形成蜂王戰術，長機就像蜂王，僚機就像工蜂，工蜂圍着蜂王轉，怎麼打也打不散這個天然的關係。又比如空中隊形，開始是蘇軍式的一字形、扁擔隊，轉個彎像笨熊，十幾架飛機一條線大推磨，後來學會交叉轉彎，兩架一轉，縱身轉彎靈活自如。另外在破解敵人戰術中形成自己的戰術，像什麼魚餌戰術、誘開戰術、夾擊戰術、上切入戰術、階梯戰術等等。空12師飛行員董南才就曾詳述過這樣一次戰術討論會，通過大家羣策羣力想辦法，創造出了新的機動隊形。

《孫子兵法》雲：“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空軍作戰的特點是戰鬥異常複雜激烈，優勢與劣勢，主動與被動的轉化極爲迅速。用美國空軍第51聯隊自己的話來說：“早上適用的戰術，到了下午可能就過時了。”可見，一成不變的戰法是沒有的，包打勝仗的戰法也是不存在的，只有靈活創新，巧妙變化，運用不同戰法，才能爭取主動，獲得最後的勝利。

當面對強大的敵人時，不可能期望一帆風順，直接從勝利走向勝利。有時，必要的忍耐與退卻也是因敵而變的題中應有之義。比如兩次轟炸大和島之戰，就是一個從正反兩面吸取經驗的例子。第一次轟炸大和島發生在1951年11月6日，轟炸很成功，航空兵第8師（駐瀋陽於洪屯機場）出動杜-2轟炸機9架在空2師的拉-11殲擊機16架的掩護下，於14時35分出動，15時39分到達大和島上空遂行了轟炸任務，16時19分全部返回浪頭機場。此次轟炸，“投彈81枚，根據實地調查，命中72枚，命中率89%”。第二次轟炸在11月30日，遭到美軍F-86戰鬥機的偷襲，參戰部隊共被美軍擊落7架（轟炸機4架，殲擊機3架），擊傷5架（轟炸機4架，殲擊機1架）。然而參戰空軍飛行員不怕犧牲、前赴後繼，最終完成轟炸後再返航的勇氣和毅力，成爲一個奇蹟。

第二次轟炸大和島是一次不成功的作戰，在地面指揮空戰的就是劉亞樓司令員。當日志願軍轟炸機飛至安東以西時，空聯司指揮所已經發現轟炸機羣提前5分鐘通過安東，但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之後當轟炸機羣在龍巖浦入海後，遭到美軍偷襲時，空8師前方觀察所該師偵察科副科長曾下令轟炸機“不準進入目標”，但被在空聯司指揮所親自指揮作戰的劉亞樓所否決，劉亞樓令空8師師長吳愷命令轟炸機羣“堅決前進，完成任務”。從結果看，這個命令增大了部隊的損失。事實上，對於空戰指揮，劉亞樓當時也是外行。他和吳法憲是1951年11月28日纔開始在安東蘇聯空軍指揮所實習空戰指揮，兩天之後就指揮實際的轟炸戰鬥，難免力不從心。從教訓的角度來分析，“我地面指揮員未能認真研究敵情，暗於知彼，以致戰術上墨守成規，照搬了第一次的作戰方案，兵力使用、航線、高度、轟炸時間，甚至噴氣式殲擊機掩護轟炸機的活動方法，都與前次一樣，結果爲敵所乘。”

雖然作戰失利，但志願軍空軍很快就吸取教訓作出了改變，尤其是對指揮所體制做了較大的調整。一個是根據劉亞樓加強前方輔助指揮所和情報網工作的指示，空聯司下令組建了第1、第2前方輔指；另一個規定驅逐、衝擊、轟炸師不單獨編設指揮所，以避免重複。之後更明確下令：各師指揮所接受空聯司指揮員的起飛命令後，組織飛機起飛至匯合點交空聯司統一指揮，完成任務返航至鴨綠江再由各師自行引導着陸。這些都是吸取這次作戰失利教訓的產物。更重要的是，之後志願軍空軍再未舉行過大規模的轟炸行動（1952年1月2日，毛澤東曾建議空軍再組織一次遠程夜航轟炸，但1月8日空中首長請示是否執行時，毛澤東批示暫不舉行），考慮到敵我雙方對制空權的掌握程度，顯然這也是一個正確的應對決策，體現了因敵而變的特點。

餘論

所謂制空權（美軍稱爲空中優勢），基本含義是交戰一方空中力量壓倒對方的優勢，保證自己的航空兵有在空中活動的主動權，而限制對方航空兵的活動，使自己的陸、海、空軍部隊能順利進行作戰活動，不受對方空中力量的阻撓和破壞。美軍認爲，空軍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摧毀敵方空中與地面的空軍，以爭取和保持空中優勢”，美軍在朝鮮戰爭中始終強調製空權的掌握，認爲：“美國遠東空軍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奪取air superiority（空中優勢）”，威蘭中將在1952年7月10日發佈的作戰方針中也把在北朝鮮保持control of the air（制空權）而必需進行的戰鬥活動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志願軍空軍也認識到：“美帝國主義的戰術空軍，它首先是要取得空中優勢”，故此在參戰後，根據朝鮮戰爭的形勢、美國侵朝空軍的特點和自身的實際情況，把爭奪並保持重要地區一定時間的制空權作爲重要任務。

經過英勇和艱苦的空戰，在朝鮮南至新安州、西至熙川、北至拉古哨水電站及鴨綠江一線、東至東海岸範圍的朝鮮西北部地區佔有了一定時間的局部制空權，被美國侵朝空軍稱爲“米格走廊”，使其不得不承認“共軍的飛行員在清川江與鴨綠江之間地區內佔了幾乎是絕對的統治地位”，“遠東空軍便完全主動地儘量避免使其部隊進入被稱爲米格走廊的地區。然而，這種方針實際上是默認了共軍在這個重要的地區內擁有air superiority（空中優勢）。”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空軍與美國侵朝空軍爭奪局部制空權的鬥爭，始終是焦點。

抗美援朝戰爭已經過去了七十年，當年的空戰戰術、技術大多已經過時，今天的制空權爭奪也已經延伸到制電磁權、制信息權，甚至制天權的範圍。但無論如何，一方要想在一場戰爭中取得勝利，仍然必須保證己方的空中力量能夠擁有在空中活動的主動權，而儘可能限制對方的活動，這是保證海上、陸上部隊獲得行動自由的前提條件。“不可設想，未來戰爭會像朝鮮戰爭那樣，敵人的空中突擊主要限於鴨綠江以南，而我空軍作戰基地和我戰略後方不受突擊”，因此，確立與敵爭奪制空權，尤其是必須在戰爭初期進行制空權全面爭奪的思想，將是我空軍面臨的主要任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所留下的“以穩爲主”的作戰指導思想、“因敵而變”的主動精神、羣策羣力的軍事民主方法，至今仍然有着現實的意義。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作戰戰備工作大事記》，1992年2月。

2、《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含原防空軍）組織沿革——文獻》，2002年6月。

3、空軍黨委條令教材編審小組辦公室譯：《朝鮮戰爭中的美國空軍》，1963年6月。

4、空軍政治部編研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空軍·綜述》（徵求意見稿），1998年11月。

5、《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1月。

6、沈志華：“對朝戰初期蘇聯出動空軍問題的再考察——根據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的解密檔案”，《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2期，第31-43頁。

7、李樹山、王葉紅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作戰史》，藍天出版社，2001年5月。

8、魏碧海：“抗美援朝空戰的歷史回顧——王秉璋訪談錄”，《軍事歷史》，2000年第6期，第32頁。

9、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訓練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簡明戰史（暫用教材）》，1990年6月。

10、《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空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9月。

1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重排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