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带有冰裂纹的直颈瓷瓶中，插着两枝深褐色的牡丹：一枝绽放，花瓣与花蕊齐开，在花瓣与花蕊间有黄色的花粉，并有数点浓墨点缀；另一枝则花瓣围着花蕾，含苞欲放。花叶均以浓墨绘就，环绕于瓶沿外侧。

清 边寿民《平安富贵图》纸本设色 130×44cm 天津博物馆藏

这是“扬州画派”代表画家边寿民（1684—1752）笔下描绘的《平安富贵图》（天津博物馆藏）的场景。画中瓶花位于竖幅画心之下侧，略占一半空间，而上侧的一半空间则为作者题识：“徐天池诗云：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贮却东吴水，春深锁二乔。绰绰老人并书于苇间书屋”。钤白文长方印“颐公”和“寿民”。

题识中的“徐天池”，即徐渭（1521—1593），明代花鸟画家、诗人，擅绘泼墨大写意花卉，此图的画法即有徐渭的水墨写意遗韵。题识中的徐渭之诗，并不见于徐渭的诗集，但在清人王士祯（1634—1711）的《香祖笔记》中有记载：“徐渭《墨芍药》一轴，甚竒恣，上有自题云：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窰。注以东吴水，春风锁二乔。字亦怪丑，予少喜渭诗，后再读，乃不然，只是欠雅驯耳。”（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十二，3页，钦定四库全书本）在边寿民的题识中，徐渭的原诗略有不同，“注以”改为“贮却”，“春风”改为“春深”。

从王士祯的记录可知，画中徐渭之诗原为题《墨芍药》，边寿民将其抄录以配牡丹，彰显其在画风上与徐渭有一脉相承之处。在传统国画中，“牡丹”有富贵之意，而瓷瓶与“平安”的“平”谐音，故此图被定名为“平安富贵”。虽然画名为后人所拟定，并不能代表边寿民之意，但边氏在画中所表现的吉祥寓意的意境则是显而易见的。

清 边寿民《岁寒清供图》纸本设色 101.9×59.4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与此图意境相似的是边寿民的另一件瓶花图——《岁寒清供图》。图中，带有冰裂纹的瓷瓶插着盛放的梅花和南天竹，一杆松枝从瓷瓶背后自右至左而出，露出的松枝松针繁密、郁郁葱葱。瓶中三枝梅花，旁逸斜出，中间一枝直达画面上侧；南天竹的枝叶为水墨所绘，而果实则为朱砂点染。画面中，南天竹的红色与梅花、松枝的水墨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给人以视觉反差，夺人眼目。

作者在画心上侧题识曰：“今夕如何。便冰霜收拾，春回南国。烟火千门,行处声传爆竹。守岁团栾骨肉，愿新年、大家增福。凭谁换、春帖桃符，旧时有这风俗。浮生似促明朝，笑都添一岁，谁人能不。俯仰乾坤得免，饥寒便足。瓮底新醅初熟，又何妨、醉来匍匐。把梅花斜插，乌巾勾引东风穿屋。除夕调万年欢，寿民，”钤白文长方印“寿民”“秀润澹通”和白文方印“边颐公”。

从词意不难看出，此图是新春佳节的应时之作，故将其定名为“岁寒清供”，正与其画旨相切合。画中，梅花和松枝都是岁寒之物，预示劲节、早春之意，所谓“岁寒知松柏，春早看梅花”，在其画中得到完整呈现。南天竹寓意吉祥和好运，与瓷瓶所蕴含的“平安”之意珠联璧合；而略显抢眼的红色南天竹果实，正是为烘托新年气氛而作。

“万年欢”虽然为词牌名，但在此处，亦有祝福长久欢欣之意；而松树在画中亦有长久的寓意，故在这幅《岁寒清供图》中，边寿民传递了平安吉祥、长乐未央和春消息。这是其系列“瓶花图”中常见的文化符号。

边寿民的瓶花之作，现在所见的至少还有《歪瓶依菊图》（南京博物院藏）、《古瓶花鯚图》（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瓶菊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瓶菊图》轴（贵州省博物馆藏）、《瓶菊图》轴（天津博物馆藏）、《瓶菊图》轴（吉林省博物院藏）和《瓶花图》轴（江苏徐州博物馆藏）等。

就相关文献记载和传世作品而言，当以“瓶菊”系列最为多见。边寿民所绘“瓶菊”，大多为竖幅画心的下侧绘一只瓷瓶，瓶中插着一两株菊花，花叶散开，花枝摇曳。在画心上侧，则为作者的题识。题识中往往录一首自作诗，使画面的意境升堂入室。

菊花有多重涵义，因其为秋天之物，故多代表秋色，如天津博物馆藏《瓶菊图》轴题曰：“分得东篱好秋色，纸窗髹几静中看”，便是以菊花代指秋景，在恬淡中尽享静谧之美。又因东晋隐士陶渊明酷爱菊花，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传世，故后世往往又将“菊花”作为隐逸的象征，因而边寿民在另一件《瓶菊图》中题道：“花之隐逸者也，所以苇间常写。如何插向瓶中，不肯寄人篱下。”（蒋华编《扬州八怪题画录》，408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这就把常画“瓶菊”的本意清晰地表露出来：一是因菊花“隐逸”之特质，二是画“瓶菊”非画篱边之菊，乃不愿“寄人篱下”之意。这是陶渊明式的爱菊传统的延续，显示其高雅纯洁与文人气节。

清 边寿民《瓶菊图》纸本水墨 89×47cm 天津博物馆藏

当然，“瓶菊”系列中，“瓶”和“菊”大多为程式化的构图，而作者要表达的真正意图是通过画中的题诗来实现的，如“巨瓶不问是何窑，口阔中宏气自豪。折得菊花随手插，高斋此况最风骚”一诗以大口径瓷瓶折射出豪气，而折枝菊花则显示其“风骚”；“黄花初放酒新香,篱落萧疏兴味长。不管门前有风雨，先生烂醉过重阳”，表现黄花晚香、豁达奔放的洒脱；“插花都道秋花好，瓶菊能支十日妍。谁道墨仙仙笔底，精神留得一千年”，对菊花情有独钟，其精神永恒；“几株雪白几株黄,分取篱边带晚霜。老去看花图自在，盆栽瓶插过重阳”，逍遥自在的暮年生活，跃然笔下；“玉瓶雅称菊枝斜，画与真花颇不差。持去卖钱偿酒价，不知秋色落谁家。”（王荣华辑校《边寿民题画诗词集》，贺万里主编《苇间飞鸿：2014·边寿民诞辰330周年学术专辑》，180页，广陵书社，2015年）以瓶菊之画换酒，颇有唐寅（1470—1524）的“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气概。

很显然，无论是何种题诗，万变不离其宗，边寿民都是通过“瓶菊”来最大限度地展示一个兼具职业画家与文人双重身份的笔墨情趣。虽然边寿民的“瓶菊”系列画作大多没有纪年，但从题诗及笔墨看，应多为晚年所作。这些饱含作者生命意志的瓶花之作，其“晚节”与“秋色”便是其挥之不去的文化符号。

无论是《平安富贵图》，还是《岁寒清供图》，抑或是“瓶菊”系列，边寿民均通过“瓶”（平安）与不同折枝花卉的组合，诉诸笔墨，形成各类寓意吉祥或其他特定文化符号。这体现在笔墨与意境间游刃有余的艺术技巧。

清人秦祖永（1825—1884）在其《桐阴论画》中称其“泼墨芦雁，创前古所未有。颐公虽以此著名，而笔墨之妙实不在此”（秦祖永《桐阴论画三编》上卷，1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其瓶花诸图，便是尽显其在“芦雁”系列之外的“笔墨之妙”。

转自：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