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小儿外科

1945年,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以“刚毅卓绝”为校训的西南联大,众师生欢欣鼓舞,他们即将回到平津,准备重建北大、清华、南开大学。

重建后的北大决定新建农、工、医三院,以发展人才力量。也正是这一年,年轻的潘少川报考了北京大学。

他回忆道,“那时候考试人很多的,我想同时跟我一块儿考试的,起码有四百人,全部报的医学院,也有报口腔系的。”

原本被口腔系录取的潘少川,内心并不情愿。“我一提口腔系心里发凉,我不愿意,后来我就大胆地问了胡适。他在民主广场来回走动,跟大家征求意见,自由谈话。他对我说,既然你对口腔系没兴趣,可以调换呐。”由此,年轻的潘少川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大量医生响应号召,组成抗美援朝医疗队,随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还是实习医生的潘少川,心中燃烧着理想与信念之火,他报名参加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作为傅作义的随行军医,半年内荣立三次小功。之后,他回到北京,便进入了刚刚成立不久,还很稚嫩的北医小儿外科。

北医小儿外科,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小儿外科,没有医疗设备,没有基础教材,没有足够的人手,甚至鲜少人知。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潘少川结识了此生志同道合的伙伴——外科医生张金哲。两人约定,当张金哲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时,小儿外科就交到潘少川的手中。

“忙得一塌糊涂。”潘少川回忆道,“我们俩把经验交流好了,写了一本12疾病诊疗的常规,这样就不至于落了什么问题。儿外科没有床了,那就儿内科借床,连护士长都关照,而且真是内外科联合一起来治疗,治疗力量慢慢就大了。”

在与患儿打交道的过程中,潘少川对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他说,“你就应该让孩子得到这种治疗,不应该马马虎虎、凑合,那就不对了。这样对孩子来说,怎么说呢?对不起孩子。”而这份情感,也在此后延续了一生。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1955年,潘少川与张金哲一起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有意识地推进小儿外科细分举措,首先瞄准的领域,就是小儿骨科。

创办我国首个小儿骨科学组

当时的小儿外科,对一些常见小儿外科疾病,已能做到系统及时的诊疗。但潘少川发现,没有一个病床能来容纳骨科疾病,他主动提出,应培养小儿骨科医生来解决这一问题。

换专业绝非易事,但潘少川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难走的路。1958年,潘少川前往天津,参加全国骨科进修班。学成后,开始着手创办我国首个小儿骨科学组。

当时的小儿外科是个大杂烩,骨科、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全部囊括其间。而要把小儿骨科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很多器械要自己动手做,根据孩子的需求重新设定,潘少川能做的,唯有利用手中有限的条件与心中无限的热忱,先把科室建立起来,再向着远方的目标坚定地前行。

上世纪70年代,随着抗生素和疫苗的普及,急性骨髓炎、骨关节结核、骨关节损伤、小儿麻痹症这些小儿骨科组建初期的高发疾病发病率明显降低,医生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等疾病。此时,小儿骨科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有能力应对并给出系统性的治疗方案,但面对像小儿脊柱侧凸、长短腿这类更严重的先天性畸形时,彼时的潘少川仍束手无策。

填补我国两大技术空白

转机来自1980年于北京举办的一个器械展览会,潘少川看到了可以用于矫正侧凸脊柱的仪器。医院买入后,他立刻开始着手开展中国第一例小儿脊柱侧凸手术的准备,并委托厂家去生产适用于儿童的特殊器械。而那些买不到的器械和设备,他就与工程师一起研究、设计、制作、反复验证。而更加棘手的麻醉问题,就只能进行大量的动物试验和尸体解剖。

做脊柱手术,最怕损伤的就是神经,因此,手术后要进行“清醒实验”,即通过减药让孩子从麻醉状态恢复清醒,去看他的脚趾是否能够活动,来判断术中是否损伤到了神经。

潘少川回忆道,“台下是麻醉科大夫来掌握他的安全,台上是由做手术的人来掌控。一次清醒实验还不行,要做几次清醒实验,把那麻药撤掉,让他慢慢醒过来,醒过来喊他的名字,跟他说话。”

经过一年时间准备,1980年5月,潘少川带领团队完成国内第一例小儿脊柱侧凸矫正手术,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而在小儿骨科其它领域,潘少川也同样瞄准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来治疗另一个他牵挂的疾病——长短腿。“没有专门的设备来针对这长短腿,是把短的延长还是把长的再切一段,心里没底。”——潘少川采访

1986年,潘少川去往美国交流访问时,发现这种病的治疗,已有所突破,他立刻采购了相关器械,开始了对小儿长短腿的治疗研究。治疗肢体不等长,需人工将骨头断开后,使用器具固定,然后通过外加的旋钮,每天多次少量,将间距拉长。这样的操作,断开的位置慢慢会重新长出软骨,进而硬化成新的骨头,达到延长。

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研究难题,而潘少川的探寻,更是慎终追远,他说,“给孩子肢体放长的过程中,不要增加新的问题。比方说,大腿骨断了,你没有措施把它再接起来,那你就别做这个手术。”同时,由于孩子身体特殊,如果单纯做到等长,在青春期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发育,出现一条腿长得快,一条腿长得慢的现象,从而再次出现不等长的问题。国内尚无先例可循,潘少川只能依靠细致复杂的计算,来推断孩子在发育时,骨骼可能生长的范围。待中国第一例肢体延长术宣告成功时,时间也已整整过去了14个月。

脊柱侧凸矫正手术、小儿长短腿的伊式肢体延长术,这两项与国外小儿骨科差距最大的医学课题,眼看着有了追赶的机会,潘少川积极与国际同行交流,完善治疗数据,填补了我国以上两大技术空白。

潘少川这一生,都在寻找有价值的问题,从而投身其间,独立研究。他做到了思想与知识的独立,他也把自己所学习进而掌握的一切,悉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潘少川便开始思考中国城乡巨大差距问题,他亲手制作了数百张幻灯片,开始以老师的身份,走向最贫苦的地区,培养最广大的人才。

回顾自己的从医生涯,潘少川说,“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优点,没看到国家给你的条件。给你的条件要是没有,那你提高不了,所以这一点来说,这一辈子,真是好。”

更多关乎民族大业、救治大任的故事,敬请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6月26日起每周六19点45分播出的25集大型纪录片《共和国医者》。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