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28日，《財經》年會2022：預測與戰略在線上舉行。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出席並演講。

共同富裕的初衷

蔡昉指出，共同富裕是共享發展成果，不是要從做大蛋糕完全轉變爲分好蛋糕，而是強調共享發展成果，其前提當然是做大蛋糕。第二，共同富裕是以分好蛋糕來支撐做大蛋糕，從而更好的分好蛋糕，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的必要條件。第三，三個分配領域的重點不完全一樣，有各自的定位，是互補的。第四，要把改善民生，提高生產率，同時促進社會流動結合起來。既從供給側、也從需求側能夠給我們帶來改革紅利。

談及共同富裕的三個領域，蔡昉認爲，初次分配是最基礎的，因爲初次分配是配置生產要素、配置資源，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獲得多少報酬，創造出激勵和效率。而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和社會福利供給是政府作用的重要方式，這是生產率分享的必要途徑，也是共同富裕的終極手段。

而第三次分配，蔡昉認爲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種有益補充。但當前對其的認識有一定誤區，“它不僅僅是一個百分數，現在很多企業覺得自己要在第三次分配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家就紛紛拿出錢來，這很重要，特別是我們在這個發展階段上，按GDP的佔比來說，我們的捐款、慈善事業確實不夠發達”。

但蔡昉強調，第三次分配包括自願捐助、慈善事業、自願者行動、社會責任等等，它是一個全面的，對企業來說，社會責任、以人爲中心、更加關注員工、更加關注社會，同時兼顧社區、兼顧自己的夥伴、客戶等等，這可能是更重要的。

那麼，共同富裕要達到什麼目標呢？

蔡昉認爲，經濟發展要保持在適度的、合理的增長區間。而且，基尼係數要降到0.4以下，“如果高於0.4，沒法說這是共同富裕”。

蔡昉強調，要想達到上述目標，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利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各種手段和途徑，形成中等收入羣體爲主體的橄欖形社會結構，更重要的是建造起一個覆蓋全民全生命週期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初次分配領域

從初次分配領域來看，蔡昉分析稱，初次分配的關鍵是以人爲中心的資源重新配置。在這其中，蔡昉強調了人口的重要性。

有一種觀點認爲，中國在2030年實現不了趕超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目標，原因是中國的生育率顯著低於美國，此外，美國有移民政策，可以從外國引進勞動力，而中國沒有這種政策。相應的結果是美國的勞動力是增長的，中國的勞動力是負增長的。因此，人口作爲一個生產函數中的重要貢獻成分，就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必然迅速回落，回落到大體上跟美國一樣，就沒法趕超它了。

蔡昉對此持否定態度。他認爲，中國並不適合大規模採取移民政策。此外，上述觀點認爲“勞動力的供給來自於勞動人口”的說法也有缺陷。“對於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說，勞動力從農產業低生產率的就業中轉向非農產業更高生產率的就業中，這是主要的來源”。蔡昉舉例稱，美國農業勞動力比重是1%，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是23.4%，一個百分點的提高對中國來說，就對應着800多萬的勞動力。

此外，從需求側來看，未來中國城市化率還會顯著提高。“目前我們的城市化率水平不僅低於高收入國家，也低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我們的發展階段是中等偏上的，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提高城鎮化率”，蔡昉稱，目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是63.9%，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5.4%，兩者之間18.5個百分點。如果讓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水平，就可以增加2.6億城市戶籍人口。

爲何要這麼做呢？“已經在城市的農民工，當得到了城市戶口，即使工資沒有上漲，其他的改善沒發生，僅僅因爲解除了後顧之憂，消費可以提高30%。另外，這種預期會加速人們向城鎮的轉移，從農村轉到城市，還沒得戶口之前，僅僅因爲轉移消費也可以提高30%，因此從需求側城鎮化給中國經濟帶來明顯的更好的支撐”，蔡昉解釋稱。

蔡昉還回應了部分行業的熱點問題，他提出，城鎮化更加規範也就意味着就業更加正規化。“目前我們就業還有不正規的趨勢，比如城鎮就業分成不同的形態，其中那些沒有被登記在內的，臨時僱傭、不簽定勞動合同的人，加上個體就業，可以說不規範的程度比較重，意味着工資沒有保障，就業不夠穩定，社會保障不夠健全，這部分人是影響他們的收入，影響他們的社會流動，影響他們的消費，這部分加起來佔30%，其他部分也存在着不規範的地方。因此說，改善這種狀況是提高社會流動，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的重要舉措”。

再分配領域

再分配領域的核心是健全一個全覆蓋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過去西方人講從搖籃到墳墓，我們講的是七個有所，從幼有所育，一直到老有所養，七個方面是全週期覆蓋的，含義是一樣的，只是我們要量力而行，盡力而爲”，蔡昉說。

蔡昉強調，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再分配是縮小收入差距的終極手段。“基尼係數降到0.4以下，靠初次分配是做不到的，在任何國家都沒有靠初次分配做到，OECD發達國家基尼係數在初次分配之後都在0.4，甚至0.5以上，經過了稅收和轉移支付的再分配以後，普遍降到了0.4以下，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如此，除了美國略高於0.4。他們降幅再分配，把吉尼係數下降的幅度可以高達30%”。

蔡昉認爲，在我們提出的“七個有所”當中，“學有所教”是最根本的部分——因爲教育的發展、教育的公平歸根結底是阻斷貧困代際循環，提高社會流動性的關鍵之舉。

在蔡昉看來，延長受教育年限是未來的一個重要方向。“爲什麼我會提到這一點呢？因爲目前有一些人認爲年輕人負擔太重，個人也沒有時間生孩子，不能及時就業，所以主張縮短受教育年限，減少在學時間，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做法”，蔡昉批駁稱，我們曾經教育得到迅速發展，有普九，有高校擴招，這是我們一段時間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隨着勞動就業人口的負增長，人口減速非常快，改善人力資本的速度明顯放慢。

蔡昉以日本舉例稱，1990年之後，日本經歷了“失去的10年”，蔡昉認爲，普遍認爲這和經濟泡沫破滅、老齡化有關係，但其實還有一種解釋，即日本在人力資本培養上犯了錯誤，它曾經在50年代、60年代大規模發展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那時候主要是普及中等教育。隨後開始了擴大高校的發展，採取了擴招的政策。

但擴招以後出現跟中國類似的問題。第一，高等教育質量有所下降，人們很抱怨。第二，高校畢業生就業難，人們也抱怨。因此文部省遭到了很多批評，結果政策制定者接受了批評，明顯有意識的放慢了高等教育的發展，結果到了80年代後期，日本的教育水平的提高跟美國差距的縮小明顯又擴大了，過去的趕超減速了，跟美國的教育水平差距進一步擴大。日本在90年代達到了最接近美國的人均GDP水平之後，就不再增長了，差距越來越大。

不止日本，蔡昉認爲，美國也經歷過類似教訓。製造業工人曾經是美國的一個很好的職業，當時有一部分人們認爲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中學畢業就可以充當製造業的熟練、半熟練勞動力，因此美國出現了一個口號，叫做從中學到中產，很多人不再念大學了，因此導致了美國教育的兩極化，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化，收入分化和社會分裂，政治分裂，這也是美國的教訓。“我們必須吸取這些教訓，繼續擴大我們的教育年限”，蔡昉強調。

第三次分配領域

蔡昉強調，不是捐多少錢的問題，而是要強調更加廣泛的企業社會責任。蔡昉認爲，社會責任的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做到科技向善。“科技向利很容易，每個企業家都是科技向利的，我們過去30多年的一個基本的規範，就是企業是對所有者對股東負責，對他的利益最大化負責，因此實際經營中利潤最大化”。

蔡昉舉例稱，從人工智能到互聯網平臺，所謂最近出現的元宇宙，非同質化代幣，所謂的UFT，這些都是無所不能，既能創新又能應用。但是，所有的這些技術創新的導向，都還是利潤最大化，股東利益最大化，沒有變成所謂的科技向善，關注自己的員工，關注消費者，關注供應商，關注合作伙伴，關注社區，關注社會，關注全球化，關注氣候變化，“這些因素如果放到企業家的生產函數中就可以叫做科技向善”。

談到現實中的問題，蔡昉分析稱，15歲到59歲是勞動就業的最好年齡，在人口學中，這也是生育年齡，其中，20歲到34歲是旺盛生育年齡。但這個時間段，從勞動力市場上來看，其勞動收入正處在上升的曲線中，意味着最好的生育年齡段的人們，大部分時間還在努力攀登收入階梯，沒有達到自己職業的最高點和收入的最高點。此外，這個階段也是家務負擔最重的，逐漸攀升的階段。因此，人們的收入預算、時間預算都不利於自己改善人力資本，在就業中獲得更高的職業地位，也沒有時間生孩子，沒有時間消費，沒有時間提高自身，這些都變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在這裏頭，企業是有責任的，而且是有能力的”，蔡昉強調，2018年國家統計局做了時間分配調查，全體城鄉居民平均下來，每天有大概有300多分鐘要花在有報酬的勞動中，也有100多分鐘花在沒有報酬的時間中，而無報酬勞動從宏觀上說不創造GDP，從微觀上說就是家務勞動、照料活動等等。

“這些轉化成社會化可以帶來GDP的增長，也把人們大量的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可以提高她的三育時間：生育、養育、教育孩子的時間，可以提高人力資本，可以購物、旅遊，刺激消費，所有這些都有利於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也可以提高社會的總福利。在這個基礎上是一個三贏的格局，而企業在其中可以做出足夠多的貢獻”，蔡昉說。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