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管濤：四大中長期因素或導致全球通脹再上一個臺階

12月8日，中銀國際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在202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線上發佈會上指出，有四大中長期因素可能會導致這一次的全球通脹再上一個臺階，分別是過去十年累積的貨幣超發力量、新能源革命推高部分金屬價格、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以及全球產業鏈加速重組。

管濤指出，上一次大通脹主要發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時出現了兩位數的通脹，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貨幣超發，二是供給側衝擊——1970年代發生了兩次石油危機。在2008年金融危機應對時期，全球主要央行也採取了貨幣超發措施，但由於沒有發生供給側衝擊，所以沒有看到通脹壓力。

但管濤強調，現在的問題是，即便是在疫情暴發前，世界經濟也處於“三低”的新平庸狀態，即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疫情暴發之後，很多國家的央行大水漫灌，但大家認爲仍可能不會有通脹的風險，結果貨幣超發力度超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應對時期，但這一次又同時遭遇了供給側衝擊。

美國過去十多年流動性極度寬鬆

管濤說，今年以來，先是新興市場通脹大幅上升，然後，4月以後，美國通脹也持續高企。目前，美國和歐洲都有全面通脹的風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新冠疫情的持續發展造成了供應鏈危機，導致了大宗商品價格飛漲，國際物流費用推高了商品價格。疫情還造成了勞動力短缺，儘管失業率有很大改善，但勞動參與率急劇下降，使得一些企業出現了招工難、用工貴的問題。在美國，最近一段時間工資出現了加速上漲的勢頭，雖然迄今爲止，美國工資的漲幅仍然低於CPI的漲幅，但不排除未來有可能會出現工資和物價的螺旋上漲。

“除了去年爲了應對危機的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以外，實際上，這一次的貨幣超發更要從2008年那次危機應對開始算起。即便是美國，它在2014年以後也啓動貨幣政策正常化，到2018年年底最後一次加息，在2019年重新轉爲降息和擴表，實際上它的貨幣政策正常化是半途而廢了，所以它在過去10多年流動性極度寬鬆，孕育了比較大的通脹力量。”

當地時間11月29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表示，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奧密克戎和近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增加對美國的經濟再次構成威脅，對通脹前景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鮑威爾稱，奧密克戎毒株將對就業和各種經濟活動帶來風險，而由此帶來的擔憂將減緩勞動力市場的恢復，並加劇供應鏈的瓶頸問題。

管濤認爲，新冠病毒新變種的出現可能進一步加大通脹壓力。“目前來看，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供應鏈和勞動力市場就越難得到改善，過去十多年貨幣超發孕育的通脹反噬的力量就會越大。”他說，這是各國央行面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爲如果經濟受疫情的影響還沒有恢復而通脹不期而至，那麼各國的宏觀調控就會面臨巨大的挑戰。“一旦通脹預期起來以後，央行可能就被迫要做出反應。”

IMF建議央行們快速行動應對風險

在通脹壓力下，各國央行應該採取怎樣的貨幣政策？對此，IMF建議，一般情況下，央行能夠不囿於臨時性的通脹壓力，避免貿然收緊貨幣政策，直到底層價格變化變得更加清晰爲止。儘管如此，央行應做好準備，在經濟復甦快於預期或通脹預期上升的風險迫近時，快速採取行動。

IMF認爲，如果在就業依然低迷的情況下通脹持續上升，通脹預期發生變化的風險變得更爲明確，那麼可能需要通過收緊貨幣政策來遏制價格壓力，即使這會導致就業恢復得更慢。如果等到就業形勢好轉後再收緊貨幣政策，通脹可能會以自我實現的方式上升，這會損害政策框架的公信力並增加不確定性。隨着這種懷疑情緒的不斷加重，私人投資將被拖累，這將導致就業復甦步伐放慢。

根據IMF的預測，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總體通脹很可能在2022年中期之前回到疫情前水平，儘管這種預測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各國的通脹前景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一些經濟體（如美國、英國以及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上行風險。

四大因素或推動全球通脹再上臺階

管濤基本認同IMF的預測，但他同時指出，“一些中長期因素可能會導致這一次通脹的表現和大家的預期不太一樣”。“事實證明。我們本身已經低估了這一次通脹的風險，不僅僅是美聯儲犯錯了，很多央行、國際機構也可能出現了低估。”他認爲，有4箇中長期因素可能會導致全球通脹再上一個臺階：

一個是過去十年累積的貨幣超發力量，“如果資產市場不能充分吸收這些流動性，一旦流動性進入了實體經濟領域，那麼通脹的壓力就是不可小覷的”。

二是新能源革命可能會導致市場對於鋰、銅、鈷、鎳等金屬的需求劇增，這意味着這些金屬的價格漲上去可能就下不來了。

三是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可能導致大家對工作和生活的關係重新思考。勞動力參與程度的降低可能即便在疫情結束之後仍然會延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會不會對通脹形成持久的支持？

四是供應鏈危機，各方從注重效率轉向考慮安全，因此，不排除疫情過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會加速重組，可能一定程度上會犧牲國際分工的效率，導致成本有所抬升，這對通脹會有持久的影響。

管濤認爲，這場大流行並不是一個短期衝擊，對全球經濟來說，應該是一箇中長期的變量。他指出，有些國家把這場疫情當做一個短期衝擊，不計成本地採取刺激措施，但是沒有想到疫情會反反覆覆，結果刺激政策不斷加碼，貨幣寬鬆遲遲不能退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策應對的成本，同時也爲未來宏觀政策的正常化加大了難度。

“在疫情沒有得到遏制的情況下，很多的流動性可能不能夠有效地進入實體經濟，反而進入了資產市場，或者進入了銀行信貸，造成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和債務泡沫。現在的刺激力度越大，未來退出的難度和成本就會越高。”管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