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古代石刻書法藝術遺產｜碑帖熱①

作爲中國書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刻石書法的藝術價值不言而喻。自魏晉以降，以“二王”爲代表的帖學傳統始終佔據書法風格史的主流，刻石書法則長期難以進入經典的行列。清代碑學興起之後，刻石書法才逐漸受到重視。隨着書法形式在當代中國視覺藝術領域中的獨立發展和地位提升，對刻石書法的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理應進一步加強。

“源於圖像背景的社會和藝術·刻石書法研究與創作系列展之二——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日前在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開展。此次展覽由中國國家畫院主辦，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中國國家畫院沈鵬藝術基金承辦，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碑刻研究委員會協辦，結合古人的評述和當代審美需要，甄選了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書法中的30通碑刻作爲主要研究對象，展品均精選自北京文物交流中心及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碑刻研究委員會等專業收藏機構。

倡導“品”評經典石刻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書法史上承前啓後的重要階段，也是書法發展的一個高峯時期，爲唐代書法的鼎盛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礎。此次展覽在選擇碑拓及書體方面，以對後世書法影響較大和對書法走向起到關鍵作用的作品爲主。

《好大王碑》晚清高麗紙整幅拓本 540×540cm

“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三十品”分別是：《上尊號》《受禪表》《孔羨碑》《谷朗碑》《禪國山碑》《天發神讖碑》《華芳墓誌》《廣武將軍碑》《爨寶子碑》《好大王碑》《中嶽嵩高靈廟碑》《爨龍顏碑》《姚伯多造像》《始平公造像》《魏靈藏造像記》《霍揚碑》《石門銘》《南石窟寺碑》《鄭文公碑》《瘞鶴銘》《刁遵墓誌》《李璧墓誌》《張猛龍碑》《馬鳴寺碑》《高貞碑》《曹望憘造像記》《張黑女墓誌》《敬史君碑》《天柱山銘》《鐵山石頌》。

展覽分爲“理論”“鑑碑”“創作”三部分，分別採用特邀和徵稿的方式。其中，“理論”部分是圍繞拓本考證、鑑藏題跋、技法與樣式特徵等方面進行探討，提倡多元方法論和跨學科研究，尤其鼓勵對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的書體演變、書學思想、作品個案研究及其在當下的發展境遇和審美趨勢進行學理性分析；“鑑碑”部分主要針對具有代表性的最佳拓本進行簡要介紹；“創作”部分則要求作者基於“三十品”的某一品爲母體進行書法創作。

據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所長魏廣君介紹，此次展覽力圖從基礎角度建立書法現代認知的體系，當代書法藝術在審美意蘊統攝下，經歷了對傳統技法和觀念的重新審讀，在創作意識和成果上的巨大進步，使我們的創作已經不是單純地對“碑學”“帖學”的取用，也意味着書法藝術的審美目光在邏輯上將有可能進一步走向泛視覺文化領域。而中國古代詩論所總結出的美學標準完全可移用於書法藝術品評，併爲書法創作提供一個具有指導意義的美學架構。這將徹底打破傳統書法理論以“帖學”和“碑學”兩截劃分的研究模式，以及基於此所劃分的斷裂式的當下理論研究模式，爲日後的理論研究提供一個全景式的歷史與當代視野。

《爨龍顏碑》清末裝裱拓本32開半開 33.5×19cm

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徐漣表示，“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展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推動書法創作更加深入傳統，從傳統精華中汲取新的滋養，成爲藝術創作的不竭動力。中國傳統的品評方式是一種探討、一種交流，最終對書法藝術的本質特徵達成理解，尋找到普遍規律，對於這些碑碣的品評鑑賞正是如此。清代碑學的發展，使書法一掃柔靡之氣，極大拓展了書法的風格形式，到今天這種動力還在延續。未來書法藝術的發展也要擴大眼界、開放心胸，從傳統中汲取營養，從其他藝術中獲得啓發，不斷突破邊界從而界定屬於書法藝術的邊界。

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結合傳統“品”的話語評論方式，力圖重新發現和挖掘古代刻石書法的藝術美，策劃了“緣於圖像背景的社會和藝術·刻石書法研究與創作系列展”，繼 2020 年的系列展之一“漢隸十二品新探”之後，推出系列展之二“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書法三十品新探”，是對古代石刻書法藝術遺產的又一次專題性地集中研究和展示。

《爨寶子碑》乾隆四十三年至咸豐二年之間初拓本 159×52.5cm

西泠印社副社長李剛田認爲，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研究所近兩年策劃舉辦的主題性書法展覽，具有專業性和學術指向，表現出策展者的三個理念：一是倡導有思想深度、有學術意識的書法創作活動，以學術思想統攝與引領創作，而不僅僅侷限在技法與形式的表現上。二是倡導當代書法創作要植根傳統，要深入到歷史遺存的書法精品中去感受與汲取，感受其中博大深邃的中華美學精神，並在形式與技法上借鑑古代精品。三是立足當代，以當代人的審美去研究、取法古代經典，以時代精神去激活古典。植根傳統並非步趨古人模式，而是要開出這個時代的花、結出這個時代的果，在植根傳統的基礎上，創作出有鮮活生命力的屬於這個時代的精品力作。

“從書法發展的漫長曆史來看，從書寫行爲自覺進入審美範疇的東漢開始，刻碑就一直是中國禮儀文化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將文字付諸金石，本身就說明它在古人看來理應具備不朽性和永恆意義。因此，刻碑的字體風格和審美趣味往往作爲禮儀的要素之一，而與單純的文字傳播功能拉開了距離。從這一層次理解碑刻書法，我們幾乎立刻就觸碰到了中華文化的內核。”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郭嘉穎認爲，“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展覽的策劃和系列研究，對於當代書法研究具有長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的審美價值。希望藉此契機，推動這些珍貴拓本在當今書壇的流佈，進一步激發學者的研究熱情。

展覽現場

對當代書藝創新的啓示

在書法史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豐富而駁雜的時期，是隸意將盡而未盡，楷法將成而未成，介乎成熟的漢隸與成熟的唐楷之間的“不成熟”時期。而正是這種“不成熟”，又不受某一種定式的限制，表現出極大的創造性與豐富性，給後世留下了許多範式，在取法創作時提供了變化出新的較大可能性。李剛田稱，把歷史遺存的、靜止的石刻書法轉化爲當代展覽中的書法創作，如何把刀刻斧鑿變化成筆情墨趣，如何把淵深的古典意味平添時代的表現力，賦以新的生命力，對當代書家是一種考量。

三國兩晉南北朝石刻書法是中國書法史上絢爛的篇章，晚清碑學興起之前，這些石刻卻一直孤寂於荒野或山崖，少有關注者。這些石刻數量衆多、風格各異，爲書學者提供了廣闊的取法空間。“這些石刻文字遺蹟，與傳統帖學書法有着懸殊的差異：帖學書法是傳統文人的筆墨之跡，多充盈着書卷氣息，風流蘊藉，佔據着古代書法的道統地位；而魏晉南北朝石刻文字，多出於古代民間書手或工匠，碑學以前是被拒之於傳統書法之外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陸明君說，當代書家對魏晉南北朝石刻文字的源流、風格形成的相關因素、審美內涵等普遍缺乏認識，尚較膚淺，制約與影響着當代書法創作取法的深入開掘，亟須從藝術與學術兩個層面去追尋與彌補。

《賈使君碑》

中國國家畫院原副院長曾來德則指出，我們今天看到的古人書法，是經過千年流變之後的作品，尤其是石刻藝術。先是通過書寫，之後經過刻工雕刻，再歷經千年自然日曬雨淋的風化，又經過後來不斷地敲打和拓印，其微妙的關係已經改變了很多。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魏碑歷史，是經過無數次改變之後人工與自然的美妙融合，它不是我們今天拿着筆就能達到的審美程度。因爲時間和空間，年代感、色彩感甚至神祕感的遮蔽，包括那些弄亂的地方，人的火氣、筆的火氣、墨的火氣……所有的火氣全都退去和掩蓋了。今天我們再看的時候，它就顯得很神祕。所以，當我們今天面對古人的時候，如果不能去掉這一層“僞因素”，我們只會高山仰止，覺得今人不如古人，而產生自卑感。

“歷經千數百年，最初鑿刻嚴整的刻石，經過自然與時間的雙重磨礪，變得斑駁、殘損，一派蒼茫，遮蔽了我們今天對他們真面目的觀察。然而，恰恰如此，那經由人力與天工合力下的筆線樣貌，往往令我們流連忘返。”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研究員王東聲認爲，刻石書法的傳統，經歷了一個以筆書寫、以刀仿刻，最終在我們書寫者面前，又要“透過刀鋒看筆鋒”轉化成墨筆痕跡，整個流程完成了“墨跡—刻石—墨跡”的接力棒一般的時空轉換。

展覽現場

“學習是一個不斷化用的過程。假如不能化用，書還是書，碑帖還是碑帖，原料還是原料，無法生成新的質料。對於書法的研讀，不臨池，不瞭解碑帖知識，註定不行。但是，藝術不是八股，更不是對一塊碑或一堆碑帖的介紹能否倒背如流，也不是隻要每日臨池、必須日課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對於古代碑帖的臨習，需要觸及到對範本的選取、研讀方式與標準、筆性與心性等諸多問題。”王東聲認爲，碑與帖，刀與筆，墨筆與石刻，可以看做是一種正形與負形的轉換。創作者處於這個“轉換”之外，也處於二者之間。如何拿捏其中的分寸，全在於作者的個人經驗與書寫意志。

“碑帖融合”“刀刻與筆法”是書法界爭論最多的話題。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張公者談到兩種觀點：一是如啓功先生所謂“透過刀鋒看筆鋒”（《論書絕句》），完全還原紙、墨、筆的狀態；一是完全地還原刀與石。書法的本體技術語言是“寫”。“書者，散也”（蔡邕《筆論》），唯寫，方能“散也”；寫，方可抒情達意。而完全還原刀與石、遵循原刻石進行書寫，則容易出現描、畫、作等問題。他認爲啓功先生的觀點不是錯的，但不完全準確。若完全還原筆墨形態，石刻的趣味又丟失了。清代以來，對石刻趣味的追求是書家的理想，即“碑帖融合”。

《劉懿墓誌》（局部）

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曾翔指出，碑和帖共同構築了中國書法數千年的璀璨，是書法的兩種不同表述方式。書法本無碑與帖的分野，只是作爲兩種不同的體系客觀地存在着。關於碑與帖的融合，大致可分爲三類：一類是以碑爲基本面目，行筆間加入帖之韻律和節奏，沉雄朴茂中透出婉轉靈動，以沈曾植爲代表；一類是融碑於帖，以碑豐實厚重的筆法運行草之體，這樣的方法更好地體現了“融合”的含義，以黃賓虹和林散之爲代表；一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清哪裏用碑、哪裏用帖，真正做到融會貫通，達到“化”的境界，以于右任爲代表。

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洪厚甜強調研習古典名刻離不開優秀的善本碑拓。此次展出的《始平公造像》爲北京文物公司所藏清代“未鏟底”拓本，彌足珍貴。“清代碑帖某商因嫌《始平公》拓片麻點撩眼，遂於道光年間將原石淺底鑿深，麻點悉數剷除，致此造像記頓失初始韻致。因‘未鏟底本’能真實反映初鑿刻之原貌精神，故尤爲識者寶珍。在鑿刻工藝上，《始平公造像》爲歷代碑刻中極少之陽刻碑文，生動記錄了原作書寫之狀，藉以精湛的鑿刻技藝，直追‘以刻拓寫、以刻飾寫、以刻化寫‘的高境界。我們研究北魏書法斷不能無視刻工的智慧和創造。”

《王遺女墓誌》

“展品多爲中國書法史中的扛鼎之作，如《天發神讖碑》《石門頌》《好大王碑》《谷朗碑》《始平公造像》《爨寶子碑》《中嶽嵩山靈廟碑》《孔羨碑》等。精美的碑帖，意蘊深長的題跋，增添了拓片的審美趣味。”書法評論家張瑞田認爲，這批拓片，具有歷史價值、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不同文化背景的觀衆，徜徉其間都會得到自己的收穫。這些碑帖，可以對應臨習時的微妙心態，也會激起新的想象。畢竟是原石拓片，所傳達出來的藝術信息能夠帶給我們新的啓示。

“書法作爲一門藝術，已從讀的文本轉變爲看的圖式，成爲純視覺欣賞的造型藝術。”曾翔表示，“書法的本體就是形式構成，注重形式構成顯然已經成爲當今書法發展和創新的可能。所謂形式構成，無非就是強化和追求點畫的粗細方圓、結體的正側大小、章法的疏密虛實、墨色的枯溼濃淡以及空間、節奏等各種對比關係。碑與帖幾乎涵蓋了所有形式構成中的各種對比元素，有了碑與帖的積累，就具備了形式構成的堅實基礎，強化各種對比關係，想必也不是什麼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