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三農有怎樣的密切聯繫？

原標題：對話丨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三農有怎樣的密切聯繫？

農民日報

對於我國而言，農業現代化、農村投資和消費增長、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以及鄉村治理等都與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體制制度結構轉型密切相關，因此，在“驚險一跳”時期，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風險。

2021年，我們國家沉着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實現“十四五”良好開局，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與此同時，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內外環境深刻變化，面臨許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當年一些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長期不能自拔的前車之鑑需要正視。關於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向前發展。實現中等跨越，應重點關注哪些方面？與農業農村農民有着怎樣的密切聯繫？“十四五”時期是極爲關鍵的時期，應該怎樣發力？我們就此對話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馬曉河。

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

面臨“驚險一跳”

主持人：您認爲，當前我國處於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最後“驚險一跳”時期，爲什麼說是“驚險一跳”？

馬曉河：1998年中國進入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至今在中等收入階段經歷了23年。經過12年高速增長，於2010年邁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此後又經過10年快速增長，2020年人均GNI（國民總收入）已經達到10610美元，按世界銀行標準，我國正處於中高等收入階段中間靠右臨近高收入區域。

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經濟體人均GNI增長到距離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相差20%至30%區間時，就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高風險區域。這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將面臨一些與低收入階段和中等收入階段十分不同的矛盾問題。最突出的風險問題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制度結構轉型衝突出現同頻共振。此時如果應對得當，就跳上高收入國家，應對不當，即使跳上也會滑落。以阿根廷爲例，阿根廷曾經跳入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後又滑落，因爲缺乏橄欖型社會結構。我國在2020年人均GNI是10610美元，距高收入國家門檻值是16.7%至16.8%，正好跨進了20%的區間，這是一個機遇與風險並存的階段，所以我說“驚險一跳”。這時候我們面臨三大問題需要解決，第一是經濟結構轉型，第二是社會結構轉型，第三是體制結構轉型，三大結構轉型以後，我們會穩定跨向高收入階段。

除人均GNI外

兩個70%和兩個60%是重要指標

主持人：對於“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一直以來不乏爭議。有人認爲是僞命題，有人認爲中國並不會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困境，對此您怎麼看？

馬曉河：實際上，“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一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出現的一系列矛盾特徵變化，這些變化帶有客觀性、共同性特點，是一種具有特殊性的普遍規律。我國在最後的跨越時期，出現了一些與低收入階段和中低收入階段不同的現象特徵，而這些現象特徵與世界銀行所描述的“中等收入陷阱”吻合。

第一個特徵是，經濟增長受到邊際效益遞減率的全面影響，在經歷了30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之後，以2010年爲轉折點，中國經濟增長轉入下行通道。第二個特徵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亟待轉換，中高收入階段中，以投資打頭、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爲主導的發展方式開始失靈，新的發展方式對經濟增長尚未形成足夠支撐力。第三個特徵是，矛盾長期積累後阻力會加大，面對多個方面的矛盾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原有體制和政策安排在應對上顯得力所不及，經濟社會向前發展需要基礎性制度供給。

主持人：怎麼樣纔算是實現中等跨越並邁向高收入階段？具體衡量指標是什麼？

馬曉河：衡量誰是中等收入國家、誰是高收入國家，世界銀行制定了定量標準。比如2019年，世界銀行把人均GNI在4046至12535美元範圍的劃入中高收入國家，把人均GNI在12536美元及以上者劃爲高收入國家。人均GNI是衡量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否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重要標誌性指標。

除了人均GNI這個衆所周知的指標外，與此緊密相關的幾個結構變量也要達到一定水準，這是可以尋找和總結出國際經驗值的。具體而言就是，經濟體的最終消費率應達到70%以上、城市化率70%以上，服務業比重達60%。另外影響消費、創新、社會進步的中產階級也應達到一個相應比例，以美國、日本、韓國的經驗看，進入發達的高收入國家，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度應達到60%。達到了“兩個70%和兩個60%”，代表該經濟體具備跨越能力，經濟、社會和制度形態都發生了標誌性的結構性變化。

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是

中等跨越的重大風險

主持人：您認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實現結構轉型，兩者之間的關係肯定是非常複雜的，請您簡要談談。

馬曉河：“中等收入陷阱”實質上是一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結構轉型問題。

在經濟實際運行中，經濟增長動力來源既有規模因素，比如投資、消費和淨出口三大需求規模都以相同速度增長了，由此帶來了經濟增長，同時也有結構變動因素，比如，從中高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過程中，在需求側表現爲，在臨近高收入階段門檻時期，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開始提高，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開始下降；在供給側表現爲，支撐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由以工業爲主轉向以服務業爲主，製造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爲主轉向以資本技術型產業爲主。長期經濟增長主要是靠結構變動獲得。

再看社會結構。社會結構不同對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力也不同。例如，一個以農村人口爲主的傳統社會結構，工業和服務業比重不會太高，經濟增長也不會太快。相比之下，一個以城市人口爲主的現代市民化社會結構，工業特別是服務業比重會很高，經濟增長也較快。向高收入跨越過程中，人口會大量向城市集聚，由此帶來市民化社會的形成，中產階層迅速成長帶來了橄欖型社會的形成。那麼，這些轉型如果成功，將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

主持人：從我國現狀分析，經濟結構轉型有什麼樣的特點，要通過什麼路徑來實現？

馬曉河：中國現在面臨的轉型困境有，從國際環境來看，歐美髮達國家中高端產業對我們造成“擠壓”，發展中國家中低端產業對我們形成了“供給替代”，中國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遇到了空前的挑戰。

面對挑戰，我們有兩條戰略途徑可供選擇，一個是調整國內需求結構，培育有潛在活力的國內消費市場，實現從外需導向型向內需導向型的轉換。二是調整產業結構，推進產業結構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實現產業發展高端化，提高我們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改革開放後，我們的產業依靠“兩頭在外”，成爲了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但這種產業發展方式在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後，會遇到國際市場需求的強烈約束，那麼就對我們提出了改變原有方式、走產業高端化道路的要求。依靠技術引進和跟蹤模仿是難以實現產業高端化的，產業高端化只能通過自主創新獲得。提高原始創新和前沿性技術產生，還要依靠體制和政策引導。

主持人：您提到在結構轉型過程中，農業農村發展都佔據關鍵位置，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是我國實現中等收入跨越的重大風險，爲什麼？

馬曉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對於我國而言，農業現代化、農村投資和消費增長、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以及鄉村治理等都與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體制制度結構轉型密切相關，因此，在“驚險一跳”時期，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風險。此時，必須從戰略高度解決三農問題，抓住我國實現中等跨越的最佳機會。

比如經濟結構轉型，到了最後跨進20%的臨界區域，消費率上升，投資率下降，需求結構中消費要上去，讓消費引領經濟。此時面臨一個問題，農民收入如果上不去，消費上不來，那麼整個社會的消費就上不去。在由消費支撐淨經濟增長的作用裏，農民是一個大塊。

再有就是社會結構。社會結構有兩大指標，市民化社會和橄欖型社會結構。發達國家2020年城市人口占比都在80%以上，東亞國家比重更高，日本91%以上，韓國82%以上。因爲東亞人多，資源稀缺，屬於緊湊型城市化，或者叫密集型城鎮化。中國面對的問題是，能不能在這20%區間內完成城市化建設，構建一個市民化社會結構。另外，橄欖型社會結構比較穩定，我國以中等收入羣體爲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怎麼建立？這裏又涉及到農民，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5億農民裏有大量低收入者。兩個社會結構都建立起來，就穩定了，不容易滑落了。

總而言之，在實現中等跨越中，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急需擴大農村內需，需要加快農業現代化；社會結構轉型中，建立市民化社會需要推進人口城鎮化，橄欖型社會結構形成也需要農村低收入羣體成長爲中等收入羣體；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農民也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也應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公平分享發展成果，同城鎮居民一樣，享受由政府提供的現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所以說，既要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高度，重視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建設問題，也要從邁上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政策和體制保障舉措上，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

公共資源使用上要

注重建制度、提能力

主持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高度重視農業農村發展問題，目前我們存在哪些問題和不足？

馬曉河：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四點，第一，農業處於半現代化狀態，有可能會拖全面現代化的後腿。自2010年以來我們現代化取得了顯著成就，包括農作物耕種收的綜合機械化率、農產品商品率、土地生產率等都在不斷提高。但從比較的視角來看，幾個關鍵指標距離實現基本現代化還存在差距。比如勞動生產率增長趨勢，從2010年以來是放緩了，這與日韓當年的趨勢相反。

第二，我們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結構性矛盾突出。既有總量供給不足問題，也有質量和效率問題，特別是與城鎮地區、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基本滿足農村居民基本生產生活需要，但對於新發展格局下暢通城鄉循環、擴大農村內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平臺缺失。

以農村物流爲例，農村物流體系建設相對滯後，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還存在堵點和梗阻，制約了農村消費提升，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約爲城鎮人口的50%，農村5億多人口的消費還未釋放，農村地區蘊藏着巨大的消費市場空間。這就要求鄉村建設必須緊扣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築牢消費“根基”，暢通城鄉產品服務供應網絡，打通消費“堵點”，強化消費基礎設施建設，補齊消費“短板”。

此外，就學難、看病貴、養老難依然存在，省際間、城鄉間社會保障差距大，問題突出。有的發達地區養老金比較高，比如上海、北京，而在不少地方，60歲以上的老人一個月養老金才100多元。在地域和城鄉的待遇保障差距過大時，社會矛盾會出現風險點，這也是我說“驚險一跳”的深層考慮之一，因此制度上的改革必須要加快腳步。

第三，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從2011年到2020年，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從2.9倍縮小到2.56倍，但絕對收入差距還在不斷擴大。201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民多14033元，到了2020年差距擴大到26703元。另外，農村內部羣體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更應值得關注，從2011年至2020年，農村內部的羣體之間差距擴大程度要遠遠大於城鎮。我國已經消除了絕對貧困，但農村還存在大量低收入者，抑制了整體中等收入羣體成長和橄欖型社會結構形成。

主持人：反觀日韓等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哪些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馬曉河：日韓在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過程中，城鄉關係都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在城市化加速推進下形成了市民化社會結構，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消除條件下構建了橄欖型社會結構，在政府大力支持下農業也迅速實現了現代化。

當我們的公共資源一定時，把公共資源用在哪裏，既能消除社會風險，又能加快社會轉型，這是不一樣的。政府有錢，給誰最好？應該給窮人，給最需要的人，因爲窮人的邊際效益最好。但是給的錢花完了怎麼辦？所以要建制度，提能力，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建制度，就是加強和健全對低收入人口的社會保障制度，消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提能力，就是注重對農民技能、能力等的提升和培訓，縮小羣體之間的能力差距。

這些年來，我們國家系統性支持農業農村農民方面，與日韓當年的舉措都是一致的，希望在制度性安排和支持上，力度再進一步加大。我認爲，當前要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日韓是強制建立養老保障，城鄉沒有差別，全國統一的。此外，還要高度重視農村低收入羣體問題，建議設立農村低收入羣體收入十年倍增計劃，促進他們成長爲中等收入羣體。

主持人：您在研究文章中提到，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減緩趨勢，與日韓的發展規律相反，應引起關注。但也有學者認爲，城市化進程相對緩慢反而是好事，可以降低城市化問題風險。您對此持什麼看法？

馬曉河：城鎮化進程過緩，會抑制農業人口繼續向外轉移，既對農業進一步現代化帶來不利影響，又會延緩市民化社會結構的形成。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首先是工業對農業的替代，爾後是服務業對工業的替代，在產業替代過程中還伴隨着人口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這就是城市化過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取得極大的進步，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20年63.89%。但同世界不同收入類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中國城鎮化水平上升快於同等收入類型國家的時期，只發生在低收入階段後期和中低等收入階段。進入中高等收入階段後，中國城鎮化進程明顯放慢，城鎮化率也明顯低於同類型國家。

在工業化的中前期，城鎮化滯後，有利於國家集聚資源發展以出口爲導向的優勢產業，並有利於推進城市現代化，但到了工業化後期，經濟發展要求轉型內需導向、消費引領，還有邁向發達經濟體要求構建一個充分城市化的市民化社會結構，此時城鎮化滯後就成爲抑制經濟發展、拖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瓶頸所在。作爲實現市民化社會的載體和依託，城鎮化能將供給與需求兩側有效結合起來，從投資和消費兩方面拉動經濟增長，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因此，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讓城鎮化發展水平與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以社會結構轉型帶動經濟結構轉型。

主持人：您在文章中談到，中國經濟要邁上新的大臺階，需要加快推進城鎮化，請您詳細談談思路。

馬曉河：從策略上來看，首先，要形成上建“羣”、中構“圈”、下強“底”擴“底”的城鎮化戰略思路。上建“羣”，就是要在全國區域佈局上，構建一批生活和發展質量高的大城市羣，形成骨幹結點；中構“圈”，就是要緊密圍繞各個大城市，發展起內部聯繫緊密、交通便利的依託城市圈層，羣與圈結合，提升和帶動城鎮化；下強“底”，就是提高現有小城鎮的人口承載能力，改善臨近城市羣和城市圈的小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實現一體化和均等化；下擴“底”就是對於現有貼近城市羣、都市圈的人口超過2000人以上的行政村，要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發展等方面與所在城市羣實現同城化。

其次，要堅決貫徹落實“全面取消”和“全面放寬”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落戶條件的改革政策。除了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外，應該真正放開放寬農民進城落戶條件。要建立一種激勵機制，就是誰先放開放寬農民工進城落戶條件，誰就能得先機、能先獲利。

在三農領域“跨週期調節”

與“逆週期調節”都很必要

主持人：“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的提法引發了廣泛關注。“跨週期調節”與“逆週期調節”是什麼樣的關係？具體到三農領域，該如何運用這兩種調節方式？

馬曉河：“跨週期調節”在2020年被提出，指的是兩個週期之間，即從週期向週期過渡的時候，通過制定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其它經濟政策，使經濟增長率穩定在一定區間內，避免出現較大波動，適用於長期產業結構的調整。“逆週期調節”提法較早，往往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抑制經濟增長過快過度下滑；在經濟增長過快時，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抑制經濟過快增長。主要目的爲熨平經濟波動，防止風險累積而造成系統性後果，適用於平抑短期的波動。總的來說，“跨週期調節”和“逆週期調節”目的相同，都是爲了讓經濟穩定在合理區間，但是適用條件不同，“跨週期調節”適用於長期調整，“逆週期調節”更傾向於短期調控。

在三農領域，兩種調節方式的運用都很必要。從短期來看，可以通過制定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刺激農村的消費，調整消費需求，也就是在經濟增長低谷階段，通過有效投資，增加農民的有效消費，比如農村的公共服務領域這一塊，可以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信息化建設、數字化建設、設施農業建設等方面加強投資。從長期來看，爲了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三農領域經濟應保持穩定增長，可以在農業科技發展、農民教育投資、城市化建設投資等領域進行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