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財經深一度丨爲何說我們有底氣應對美聯儲政策轉向？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美聯儲再度開啓了量化寬鬆政策，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市場狂撒美元，藉此對沖疫情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如今，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在高企的通脹與時斷時續的經濟復甦中，美聯儲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貨幣政策。

長期以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地位，決定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將引發美元匯率大幅波動，全球資產價格大幅變動，影響國際資本跨境流動。

客觀地說，每一次美聯儲貨幣政策大幅變動，都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我國，特別是人民幣匯率和跨境資本流動。目前，市場已經認定美聯儲貨幣政策在2022年轉向——逐步退出量化寬鬆。那麼，此次我國又有何底氣來應對呢？

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看來，我國有能力應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調整。她在1月21日舉行的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近年來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產業鏈、供應鏈優勢更加突出，而且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跨境資金流動穩定性顯著增強，所以可以較好應對外部環境變化。

首先，實體經濟的外匯流動保持穩定，槓桿率低。一方面，我國企業的外匯較爲充裕，而且主要來自出口創匯。“2020年到2021年境內外匯存款累計增加1600億美元，這不是加槓桿的資金流入，有利於提升外匯市場的自主調節能力。”王春英說。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跨境貸款和貿易融資等資金流入有限，未來去槓桿的壓力不大。從數據上看，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二季度，跨境貸款和貿易融資合計增長8%，遠低於2009年到2013年美聯儲上一輪量化寬鬆期間年均21%的增速。王春英介紹，2021年下半年，美聯儲政策調整預期增強後，無論是跨境貸款還是貿易融資，相關跨境資金變動都比較平穩，所以未來調整壓力比較低。

大批出口商品車在山東港口煙臺港集結等待裝船（2021年12月7日攝，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發（唐克 攝）

其次，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增強。以各國央行、主權財富基金爲代表的國際中長期投資者大幅增加對人民幣資產的配置，逐漸成爲資金跨境流入的重要渠道。

數據顯示，2018年到2021年，外資累計淨增持境內債券和股票超過7000億美元，年均增速34%。王春英說，人民幣資產與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資產價格、收益的相關度比較低，是國際投資組合分散風險非常好的選擇。

目前，外資在我國股市和債市中的佔比保持在3%到5%的水平，和日本、韓國、巴西等經濟體相比，外資佔比都比較低，未來提升的空間還很大。

此外，人民幣匯率彈性顯著增強，外匯市場成熟度不斷提升，可以較好適應外部環境變化。

“2018年到2021年，人民幣兌美元一年期歷史波動率日均3.9%，高於2014年到2015年2.2%的水平。”王春英引用數據分析，當前人民幣匯率彈性明顯增強，這能夠比較及時、充分、準確地反映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國內外匯供求狀況，有助於市場預期穩定和外匯交易有序發展。（記者劉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