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綜合報道

“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3月30日-31日在北京舉行。澎湃新聞從國家文物局獲悉，終評評委會經過評審和投票，今天上午公佈評審結果，最終入圍的名單有：四川稻城皮洛遺址、河南南陽黃山遺址、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山東滕州崗上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陝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羣、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

新聞發佈會現場

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是我國早期人類起源、史前文化與中華文明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的生動詮釋，展現了絢麗多彩、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風采。

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活動自啓動以來，收到各地考古文博機構和單位的支持。終評會上，20個入圍項目代表、考古界專家學者以“線上+線下”形式參會。各項目負責人通過網絡視頻向北京會場現場的評審專家進行項目陳述。每個項目20分鐘。最終10項考古新發現脫穎而出。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是由國家文物局主管，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該活動始於1990年，被媒體稱爲“中國考古界的奧斯卡獎”，會集中展示過去一年中國考古最新成果，也會呈現中國考古新理念、方法和技術。

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入圍終評項目名單

（以時代早晚爲序）

四川稻城皮洛遺址

地層及部分遺物

稻城皮洛遺址揭露出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期更新世時期的連續的地層堆積，從七個文化層中出土石器6000多件。是迄今爲止青藏高原考古發現的遺址面積最大、地層保存最完整、文化類型最豐富多樣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區考古發現典型的阿舍利技術體系遺存，填補了該地區乃至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

本次發掘在青藏高原東南麓揭露出七個連續的文化層， 展示了“簡單石核石片組合-阿舍利技術體系-小石片石 器和小型兩面器”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過程，整體構成了罕見的舊石器時代文化“三疊層”。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國西南地區連貫、具有標誌性的舊石器時代特定時段的文化序列，爲該區域其他遺址和相關材料樹立了 對比研究的參照和標尺。

皮洛遺址發現的手斧、薄刃斧等遺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遺存，也是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製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組合。同時，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遺址填補了東亞阿舍利技術體系在空間上的一個關鍵缺環。皮洛遺址的時代處於現代人起源的階段，大量文化遺物、用火行爲、“石圈”遺蹟以及刻畫痕跡的發現，爲我們解讀古人類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生業模式、技術模式和行爲模式提供了珍貴的證據。

河南南陽黃山遺址

部分陶器修好後全景（東南向西北）

屈家嶺文化墓葬玉鉞系列

黃山遺址是一處以獨山玉和石料爲資源支撐、其他地方玉材爲輔助的新石器時代涉及玉石器製作性質的中心性聚落，填補了中原和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玉石器手工業體系空白。

仰韶文化“前坊後居”的坊居式建築羣是國內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築之一，完好保留了建築技術和日常生活的細節。

該遺址發現的史前碼頭性質的遺蹟爲中原地區首次發現，與自然河、人工河道、環壕一起構成了水路交通系統，體現出古人對水資源的重視和利用能力。

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

基槽內鋪墊木板

雞叫城遺址考古發掘收穫重大。一是雞叫城遺址發現了中國最早最完整的木結構建築基礎。其三重環壕的聚落結構在長江流域屬於首次發現。雞叫城聚落完整經歷了史前稻作農業社會從初步複雜化到文明起源、發展、興盛及到衰落的完整過程，是研究我國史前社會與文明過程的典型標本。

二是釐清了雞叫城聚落羣鼎盛時期的整體佈局。在石家河文化時期，雞叫城形成了由城址、城外遺址點、外圍環壕與溝渠組成的網狀水系及其間稻田所構成的城壕聚落集羣，呈現出史前稻作農業文明繁盛的社會圖景。

三是在城址內揭露出一批重要遺蹟，其中F63規模體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我國木構建築史。另外遺址復原稻穀重量達2.2萬公斤，大面積集中分佈的穀糠堆積，以及一系列大型建築臺基等，也都是近年田野考古中少見的重大發現。

山東滕州崗上遺址

南區墓地出土部分陶器

崗上遺址是目前海岱地區所見面積最大的大汶口文化時期城址。崗上遺址大型城址的發現，連同一批顯示了社會劇烈分化、財富集中於大墓、突出器物箱的棺槨制度及一整套陶玉骨牙器爲代表的禮器等。遺址兩處墓地規模不大，不同類墓葬分羣現象格外清晰，這是墓地空間佈局經過規劃的結果，對研究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性質、家族人羣結構及社會組織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大量明器化陶器批量化生產及高等級玉、石、骨、角器的出現，顯示了崗上大汶口時期聚落手工業的專業化發展。

崗上遺址的發掘，對於個體聚落形態研究和區域聚落形態研究的結合，進而考察其背後的社會組織結構及變遷意義重大，爲海岱地區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石。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

五號坑出土金面具

三號坑出土銅頂尊跪坐人像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發現的遺蹟和文物，進一步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也將深化關於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化的祭祀場景和祭祀體系研究，彌補以往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進一步實證和闡釋“古蜀文化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認識。本次發掘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頂尊跪坐銅人像和銅圓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絲織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兼有古蜀文化、中原文化和國內其他地區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

葬具木板畫

漆奩漆盂

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C區爲秦人佔領楚地安陸後的秦人墓葬，其出土的一批珍貴的文字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尤其是M274出土的長文木觚形制罕見，內容豐富，所載“謀士筡遊說秦王寢兵立義之辭”，以及不見於文獻記載的“魏越宿胥之戰”等歷史事件，爲探討《戰國策》一類文獻的流傳與演變提供了新材料，爲研究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戰爭關係等，都提供了新的文字資料。同時對於研究秦的墓葬制度、秦文字、古代文獻等課題，也都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出土的大量保存完好的漆木器，種類豐富、造型精緻、紋樣獨特，爲研究戰國秦漢時漆器生產製度、工藝、流程，以及產品流通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材料。首次發現的秦漢之際的葬具繪畫，填補了秦漢繪畫的材質與類型的空白，其繪畫內容對於研究這一時期秦人後裔的墓葬習俗、宗教思想、藝術理念提供了重要材料。

這批墓葬發現於楚王城城郊，在鄭家湖墓地的A、B兩區還發掘了196座秦人佔領安陸後的楚人及其後裔的墓葬，通過對鄭家湖墓地的發掘和全面研究，還可以瞭解秦人佔領安陸地區後佔領者與被佔領者這些不同人羣在居住空間上的分佈關係、在文化上的互相博奕與影響，進而以更加宏觀的視角探討秦漢時期居住在同一個地理空間內的人羣從血緣關係到地緣關係的轉變，以及秦文化和楚文化在統一的多元結構的漢文化形成過程中所歷史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

陝西西安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部分銅器

陝西西安江村大墓確定了漢文帝霸陵的準確位置，否定了“鳳凰嘴”爲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更進一步否定了西漢帝陵存在崖墓洞的推測，解決了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包括漢文帝霸陵在內的西漢帝陵規模、形制、佈局及內涵的基本掌握，爲西漢帝陵制度形成、發展、演變的研究提供了詳實的考古資料，爲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霸陵的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徵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帝陵佈局等，均爲西漢帝陵中最早出現，表明了皇帝獨尊、中央集權的西漢帝國政治理念的初步確立；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長陵、安陵的“無爲而治”，下啓陽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獨尊儒術”，是西漢帝陵制度發展演變的關鍵環節，同時，也折射出西漢帝國國家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趨勢。

霸陵出土印章、封泥及其他帶字文物等，證實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現實中的西漢帝國”的建設理念。南陵外藏坑發現的帶有草原風格的金銀器是先秦兩漢時期農牧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證據，見證了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歷史發展趨勢。

考古勘探工作目標清晰，手段多元化，將傳統考古勘探與測氡法、地磁雷達等科技手段的地質探測相結合。現場文物保護預案科學合理，爲遺址的保護、利用、展示奠定了基礎，對指導霸陵大遺址保護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展示具有重要意義。

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羣

慕容智墓出土翼獸紋、鳳紋錦半臂

慕容智墓誌及志蓋

近年來，經過對吐谷渾王族墓葬羣的調查與發掘，確認吐谷渾王族墓葬共計23座。2021年度，對天祝縣祁連鎮長嶺-馬場灘區3座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釐清了吐谷渾“大可汗陵”的大致範圍。以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爲代表的一批吐谷渾王族墓的墓葬形制、規格、佈局等問題得到初步解決，出土各類陶俑、鎮墓獸、漆木實用器、陶容器、絲織物及鐵、金、銀等馬具、武器和墓誌等衆多精美文物，爲研究吐谷渾王族墓葬的葬俗葬制、吐谷渾王族譜系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該墓羣的發掘對推動唐與絲綢之路沿線民族關係史、交通史、 物質文化史、工藝美術史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也豐富絲綢之路物質文化資料、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

以慕容智墓爲代表的甘肅武威吐谷渾王族墓葬羣，是長安以西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唐代高等級墓葬羣。墓葬以唐代葬製爲主，兼有吐谷渾、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墓葬出土包括墓誌、絲織品在內的各類文物千餘件，從文字和實物層面，揭示了吐谷渾民族融入中華文明的歷史史實，活化了歸唐吐谷渾人思想觀念、物質生活、文化認同的歷史場景，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過程中的典型案例。

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西立面  西至東

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是近年來中國邊疆考古、絲綢之路考古的又一項重大發現，意義深遠。該烽燧遺址爲唐代“沙堆烽”故址，是國內首次對唐代烽燧進行的主動性考古發掘，系統揭露了烽燧遺址全貌，爲研究我國古代邊塞軍事建置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實物資料。

出土的文書是迄今考古遺址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文書所記錄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交通、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諸多內容均爲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實際應用文書的大量出土，大大補充了唐代邊防的諸多細節，彌補了唐代軍事文獻記錄不詳的缺憾。

新發現的不同級別軍事機構及線路，填補了歷史文獻關於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軍鎮防禦體系記載的空白。考古發掘成果展現出沙堆烽與周邊烽鋪、鎮戍、都護府、西域王國之間的密切聯繫，實證了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和治理。

沙堆烽及出土遺物是唐朝中央政府管理經營西域的重要歷史見證，是萬里長城向西的延續，是家國天下的邊陲記憶。在維護絲路交通暢達、保障國家統一和西域社會穩定等方面，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也是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實物教材。沙堆烽的考古成果，對於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軍事史、書法藝術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

出土的部分琉璃瓦當

宮殿基址出土的螭首

明中都是明初首個按京師規制營建的都城，在都城制度上承接宋元下啓明清，對明清南京、北京的城市規劃有着很大的影響。明中都前朝區宮殿的形態因史料記載不詳而一直成謎，2015年至2021年的考古發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屬建築的佈局，極大地推進了明中都的認識和研究。

現已較爲完整地揭露出明中都前朝區宮殿基址及部分附屬建築的佈局，從磉墩復原的建築佈局在宮殿形態上與元大都和北京故宮都存在相似之處，可以認爲是介於二者之間的過渡形態，從而在實物上印證了明中都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中上承宋元、下啓明清的歷史作用，增添了中國古代都城由宋元嚮明清轉變的關鍵環節的資料。

其主體宮殿對元代宮殿制度、規劃思想的繼承和創新並對明代南北兩京宮城規劃模式的生成過程產生的深遠影響，對開展明初南京、中都、北京三都的宮殿建築及其制度文化比較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也充分體現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的歷史進程。前殿中心黃土臺的發現對於研究我國古代都城擇中、選址的規劃營建思想與實踐有着重要價值。對各組建築地上、地下結構的探索和對夯土營建次序與工藝特點等的關注，爲進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宮殿、塗山門遺址發掘是城市考古、建築考古的重要實踐，爲研究明初時期官式建築選址、佈局和“土作”“石作”等營造技術增添了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