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變天”，意味着什麼？

時隔近9年後，澳大利亞變天。

在21號舉行的澳大利亞聯邦大選中，工黨贏得衆議院所有151個席位超過76席，成爲執政黨，黨首阿爾巴尼斯自動成爲澳大利亞總理。

這一結果並不出人們意料，“澳大利亞人苦莫里森久矣”。

阿爾巴尼斯之前已經表態，若當選，將會出席3天后在東京舉行的美澳日印“四方會談”，並支持英美澳同盟（AUKUS）機制。

我們都知道，澳大利亞對華關係這幾年大體處於困難局面。責任當然在澳方，以莫里森、達頓爲首的一些澳大利亞政客頻繁在涉華問題上採取錯誤言行。

如今工黨上臺，中澳關係有可能迎來轉圜嗎？抑或堪培拉還將緊緊跟隨華盛頓的指揮棒，繼續保持對華強硬？

阿爾巴尼斯是誰？

59歲的阿爾巴尼斯雖然擔任議員二十多年，但他在國內知名度不高，在國際上更是幾乎不爲人所知。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在這次大選中曾經詢問選民對阿爾巴尼斯的看法，最常得到的答案是“是個好人”“有點平凡”“不太知名”“沒經驗”……

這或許與他的“苦孩子”出身有關。

從小，阿爾巴尼斯和領取殘疾撫卹金的單親媽媽相依爲命，在悉尼提供給工人的公共住房裏長大。直到2009年，他40多歲時才第一次見到父親。

這樣的草根經歷使得他表現出來的政治風格偏於平民化，且不夠強勢。

2007年，阿爾巴尼斯擔任了3年的澳大利亞首位聯邦基礎設施部長。2013年，又被任命爲陸克文第二任政府的副總理。不過，他擔任該職務僅僅只有83天，因爲工黨在下一次大選中輸給了自由黨與國家黨組成的政黨聯盟。

到了2019年，工黨在大選中慘敗後，阿爾巴尼斯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接任工黨領袖。

除了阿爾巴尼斯，還有一個人很可能將影響未來的中澳關係，那就是工黨的影子外長黃英賢。

工黨勝選後，她很可能將出任澳大利亞外交部長。

作爲澳大利亞首位出櫃的參議員，人們更關注的是她的華人血統。黃英賢出生在馬來西亞，父親是馬來西亞華人，母親是澳大利亞人。8歲時她跟隨離異後的母親回到澳大利亞定居。

1988年，黃英賢加入工黨。2007年陸克文時期，她出任負責處理氣候變化與水源保護事務的部長，成爲澳大利亞史上第一位華裔部長。

從之前的公開發聲來看，黃英賢的對華態度似乎比過去的工黨政府更爲強硬。

比如，她曾多次抨擊莫里森政府，認爲所羅門羣島與中國的安全協議“是二戰後澳大利亞的最嚴重外交失誤”。再比如，在4月22日的一次演講中，她稱：“我們的地區正在被重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中國變得更加自信和更加具有侵略性。”

中澳關係未來可能如何後續再議，擺在澳大利亞新政府面前、更迫在眉睫的是一系列國內問題。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周方銀告訴補壹刀，莫里森領導的自由黨執政聯盟之所以在選舉中失利，還是由於其治理政績不好，包括在經濟、疫情應對、火災以及氣候變化等方面，澳大利亞老百姓都不太滿意。

此前一段時間，澳大利亞衝在反華的第一線，採取了激進的對華政策，但是對於如此反華究竟能得到什麼，它自己其實並不明確。澳大利亞自以爲可以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在覈武器等方面有所突破，卻傷害了與自己最大貿易伙伴的關係，忽視了澳大利亞國內的問題，不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物價上漲等經濟問題，不傾聽民衆的呼聲。

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也認爲，民衆對莫里森政府積怨已久，在經歷兩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後，澳大利亞經濟已經開始進入不景氣的態勢，尤其是服務業、旅遊業、教育業等產業，在疫情中受挫十分嚴重。一方面通貨膨脹的影響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物價飛漲，房價高企，而工薪階層的薪酬長期未能得到增長。

如今，澳大利亞通貨膨脹率處於20年以來的最高點。

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發佈的最新數據，今年一季度澳大利亞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1%。這個數字看起來比美國或一些歐洲國家的要低一些，但澳大利亞人同期工資增長率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

爲了抑制高通脹，澳大利亞央行日前宣佈，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0.35%。這是澳央行自2010年以來首次加息。

上一次在競選期間上調利率，是在2007年，當時的總理霍華德在接下來的大選中也敗北了。

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於鐳說，工黨上臺以後，內政上可能會做較大調整。首先就是要把澳大利亞的重心調整到經濟上來，解決就業問題，抑制物價較快上漲。這是工黨上臺後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在這樣一個大前提下，工黨有可能會把亞太地區政策做一些調整。比如，它跟亞洲貿易伙伴，特別是中國、韓國、日本、印度、東南亞可能會進一步密切經貿合作。

其次，是氣候變化問題。

陳弘表示，近年來澳大利亞異常天氣屢現，叢林山火和洪澇災害交替爆發，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嚴重損失，民衆強烈要求政府採取切實有效的氣候變化應對措施，同時採取實際行動改善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

陳弘認爲，氣候變化問題也是國際問題。

衆多南太平洋島國的海拔本就很低，在海平面上升的威脅之下面臨着國家的生存危機，但澳大利亞對此推諉責任，實際援助和相關措施很少，某些政府高官甚至還對島國出言譏諷，引發島國領導人的強烈不滿。

大多數長期關注澳中關係的學者都認爲，如今的澳中關係是最近十餘年來的低谷。

很多人都不再記得，雖然之前澳中關係已經出現了圍繞5G許可等波折，但在2018年出任澳大利亞總理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莫里森是用“合作伙伴”一詞來描述澳中關係的。

2019年9月，當着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面，莫里森沒有順着特朗普的話表達對中國的不滿，而是直言：“我們與中國是全面的戰略伙伴關係。澳中兩國間合作得很愉快……我們的關係很好。”

這是當時的澳大利亞對華髮出的“友好聲明”。

誰也沒有想到，進入2020年，中澳關係“以無法想象的速度瓦解”。

導火索，出現在當年4月。

時任內政部長達頓，就是如今炒作“中國威脅”上癮的那位防長，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充當華盛頓的傳聲筒，公開要求就新冠溯源問題進行調查。

“中國看到，在地緣政治競爭中，澳大利亞做出了與美國站在一起的選擇。”

之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如今工黨上臺，中澳關係有可能迎來緩和嗎？

選戰中，工黨的“反華”調門不低。不少分析據此認爲，雖然同爲工黨政府，但阿爾巴尼斯政府會比陸克文時期對華更爲強硬。

“是中國的錯。”阿爾巴尼斯在第二場大選辯論中的這句話被德國之聲拿來做了標題。

然而，補壹刀採訪的學者卻有不同的看法。

於鐳表示，具體到對華的政治和外交方面，澳大利亞可能會降低涉華問題的聲調，會在對華問題上做一些微調，比如不會像以前那樣全部衝到第一線。

但在大的原則性問題上，工黨徹底改變對華政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比如說，在四方機制問題上，工黨不會改變；澳與日本的軍事同盟建構也會繼續；在南海問題上，基本不會改變；在臺灣問題上，澳大利亞配合美國根本的原則立場也不會改變；在太平洋島國問題上，防範中國、加大對南太島國援助、對抗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地區影響和力量的增長等仍會繼續。

於鐳認爲，在這些問題上，工黨政府有可能會降低自己的調門，少說一些，但還會繼續做，只是幅度可能不會像以前那麼猛。

不管怎麼說，工黨的上臺至少給中澳關係改善提供了一個契機。

周方銀認爲，一方面，工黨作爲反對黨上臺，不必延續前任政府的對華政策，也不必揹負前任政府的對華負擔；另一方面，這幾年工黨在臺下也時常會批評莫里森政府的對華政策，這個過程中讓他們有機會去全面思考現在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以及其中不利的一方面，工黨更有可能思考澳大利亞在中美關係中的自主性以及澳大利亞到底有多大的戰略空間，而不是形成一種必須怎樣做的思維定勢。

此外，中國跟澳大利亞之間沒有原則性和結構性的矛盾，沒有真實的問題。

那些所謂的“安全”問題其實都是一些政客自己想象出來的問題。如果工黨上臺以後在對華的態度和方式上能夠相對柔和、靈活一些，中澳關係的緊張關係在未來是有很大可能性緩和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