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北京市第十三次黨代會開幕，“收入”話題再次寫入黨代會報告。報告提出，穩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發揮再分配調節作用，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多渠道促進農民和中低收入羣體增收，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

實際上，自北京市第十二次黨代會以來的5年，北京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兩個口徑的數據均能反映這一問題。

根據北京市人社局數據，2018年到2020年，北京市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分別爲94258元、106168元、112886元，連續3年增長，總的漲幅接近20%。

北京市統計局數據則顯示，2017年，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406元，到2021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到81518元，增長超過30%。

北京市第十三次黨代會報告再提“收入”，並用三句話闡明未來5年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的三種手段。簡單地說，推動經濟增長是“做大蛋糕”、優化分配結構是“分好蛋糕”，未來5年，北京要通過“做大蛋糕”“分好蛋糕”，讓普通勞動者從經濟發展中獲得更大紅利。

穩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

居民收入由四項收入構成，分別爲工資性收入、經營淨收入、財產淨收入和轉移淨收入。具體到北京，工資性收入在四項收入中的佔比最高，從2017年至2021年，工資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始終在60%左右，今年一季度達到約64%。可以說，提高居民收入的關鍵之一就是推動工資性收入的增長。

報告對此做出安排：“穩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

目前，我國分配基礎性制度爲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一般來說，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信息、數據）的貢獻進行分配，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其中，按勞動力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的就是勞動報酬，主要表現爲工資薪金。

因此，“穩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實際上就是提高勞動者工資總額佔GDP的比例。

如何提高？國家發改委曾發表解讀文章指出，“十四五”時期，要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體做法之一，是要着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報酬。

報告提到的“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國家發改委也在解讀文章中給出建議。具體包括，進一步完善反映市場供求和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合理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提高一線職工工資待遇等。

加大稅收、社保等再分配手段的力度和精準性

初次分配是按生產要素貢獻進行分配，主要依靠市場機制，注重效率；到了再分配環節，則更多由政府主導，更加強調公平，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都是實現手段。

報告將此表述爲，“發揮再分配調節作用，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

以稅收爲例，自北京市第十二次黨代會以來，北京緊跟國家個稅改革步伐，在2018年至2020年期間，先後完成了提高個稅免徵額至5000元、實施6項專項附加扣除、啓動個稅彙算清繳的“三步走”改革，今年又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專項附加扣除範圍。

通過改革，許多中低收入羣體獲得了退稅。北京國家會計學院教授李旭紅曾對新京報記者表示，此輪個稅改革實現了稅法所說的“橫向公平”，使同等收入的人繳納同等稅額的稅，改革使個稅發揮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進一步推動了稅負公平。

未來5年，北京緊跟國家政策不斷完善的步伐，還可能有哪些新舉措？根據國家發改委解讀文章，稅收方面，或將探索按照家庭整體收入和負擔情況徵繳所得稅，建立完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

社保方面，完善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保障困難羣體基本生活，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和精準性，健全社會救助家庭經濟狀況覈對機制等。

多渠道促進農民和中低收入羣體增收

報告提到的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的第三種手段，即“多渠道促進農民和中低收入羣體增收，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

北京市統計局數據顯示，在2017年到2020年期間，北京低收入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爲10698元、12524元、15057元、17588元，四年時間增長了約64.4%。

儘管實現了大幅增長，但與同期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仍有明顯差距，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大。

這是我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儘管居民收入連年增長，城鄉收入差距持續縮小，但是我國的基尼係數長期處於0.4以上，城鄉、區域、不同羣體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

所謂“基尼係數”，通常作爲國際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最大爲1，最小等於0，基尼係數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國際上並沒有一個組織或教科書給出最適合的基尼係數標準。通常，0.4被作爲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

縮小收入差距，促進農民和中低收入羣體增收，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需要多方面的參與，在國家發改委給出的對策建議中，多項內容對北京有參考意義。

比如，“確保低收入者平等享有參與義務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加快提升低收入羣體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使其通過提高勞動素質獲得更多收入”；

“培育發展高附加值頭部產業，大力扶持現代服務業發展，在推動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的過程中擴大優質就業崗位數量，提高就業穩定性和就業質量，進而提升收入水平”；

“激發新型職業農民、技能人才、科研人員、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小微創業者等重點羣體活力，大力扶持中等收入羣體後備軍”；

“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切實減輕家庭居住、教育、醫療、養老等支出負擔，提升中等收入羣體安全感獲得感”等。

新京報記者 姜慧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