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那些並非長期從事對美談判的人更爲強硬”

在美國、韓國政府有關朝鮮“即將進行第七次核試驗”的傳聞愈演愈烈時，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調整了外交班底。在6月上旬舉行的勞動黨八屆五中全會上，原朝鮮勞動黨中央候補委員、外務省第一副相崔善姬當選爲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隨即被“扶正”爲外相。不到60歲的她，由此成爲朝鮮第一位女外相。

2018年6月，朝美領導人會晤期間，崔善姬 （中）抵達新加坡。圖/人民視覺

與前任李洙墉、李勇浩、李善權等不同，對美事務是崔善姬長年的工作重心。從上世紀90年代朝美雙方初步接觸，到2003年六方會談啓動，再到2018年至2019年間的朝美領導人會晤、高級別會談、工作層級會談及“半官半民”對話，崔善姬均有參與，從隨員、翻譯逐步成長爲朝方主要代表。韓聯社等媒體因而將她履新外相和朝美重啓對話的可能性聯繫在一起。

知名朝鮮事務專家、美國史汀生中心研究員邁克爾·麥登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現任朝鮮外交官中，崔善姬確實是“對美談判最有經驗、參與對話最多的一位”，且一直通過不同渠道與美國國務院及智庫人士保持“信息暢通”，麥登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談到對崔善姬的評價，麥登將她稱爲“這一代人中的頂級專家”。

然而，“頂級專家”如今面臨的外部環境也是“頂級困難”。新上任的韓國總統尹錫悅已決定採取比前任更爲強硬的對朝政策，包括以軍事手段回應北方的武器試驗。忙於應對烏克蘭危機的美國總統拜登則無力真正關注朝鮮問題，紐約亞太和平研究所原所長馬克·巴里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拜登對朝鮮的反應“永遠是增加施壓，而不是調整政策”。

在此背景下，韓國統一部官員表示，朝鮮外務省“換帥”未必意味着朝美對話可期。“朝美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崔善姬深知這一點，但在沒有最高領導人授權的情況下，對話無法展開。我們只能希望美方能推動真正的、涉及緩解對朝制裁的‘大交易’；韓國新政府也應營造對話氣氛，而非升級安全危機。”韓中友城協會會長、原青瓦臺國政運營室局長權起植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強對強、善對善”

2019年2月28日，越南首都河內，朝美領導人峯會突然宣告破裂。《紐約時報》援引與會美國官員的回憶稱，在這個歷史性時刻，崔善姬是最後一位與美方在談判桌上對話的朝鮮高官。她向美國提出朝鮮的底線：願意把寧邊核設施完全拆除，換取解除部分制裁。但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要求朝鮮同時銷燬另一處“未公開的核設施”。當天夜裏，崔善姬最早對外透露了談判破裂的消息。

當時在場的朝鮮代表中，崔善姬的職位最低，年紀也最輕。麥登指出，另兩位陪同金正恩出席會晤的外交高層，即時任勞動黨中央副委員長李洙墉、外務相李勇浩，都是朝鮮“第一代”職業外交官的代表人物，崔善姬則是“第二代”。

上世紀70年代，朝鮮與63個國家密集建交，“第一代”外交官登上國際舞臺。同時，朝鮮開始系統培養新一代職業外交官，1964年出生的崔善姬是第一批參與者。她年輕時就赴歐洲留學，在馬耳他學習英語和歷史，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學習外交課程。這兩個國家分別於1971年和1974年和朝鮮建交。

80年代，崔善姬回國進入外務省北美局和美國研究所任職，參與朝美對話。2003年六方會談啓動時，她是朝鮮代表團團長金桂冠的翻譯。曾參與六方會談事務的馬克·巴里回憶，崔善姬最初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英語很好”。後來，她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卡特訪問朝鮮時都擔任了翻譯。但更重要的是，韓美外交官們發現，這位形象精緻、偶爾還染髮燙髮的朝鮮翻譯，在談判中“比其他許多朝鮮人更善於解讀美國對手”。

和“第一代”外交官們在接觸美國人之前只能通過書本和少量影視劇瞭解美國不同，崔善姬的歐洲遊學經歷是“沉浸式的”“就像是一個普通的留學生”。麥登稱，崔善姬不僅熟讀美國經典讀物，也“看了很多英語世界其他國家的書，比如《傲慢與偏見》”。她還關注並瞭解美國流行文化，注意蒐集不同方面的美國社會信息。

2016年升任北美局局長後，崔善姬頻繁出現在奧斯陸、斯德哥爾摩等地的朝美“半官半民”對話中，得到進一步歷練。最近20多年來持續參與此類涉朝二軌對話的歐洲議會前議員格林·福特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這些對話的議題“沒有任何限制”。

2018年3月，在金正恩和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互致信息、達成會晤共識之際，崔善姬被提升爲外務省副相。起初，她負責朝美多條對話軌道中的工作層級對話。到第二年，她晉升爲外務省第一副相，成爲朝美高級別對話的朝方首席代表，並主導了2019年6月最後一次“金特會”前夕的談判工作。

一些美方人士因此指責以崔善姬爲代表的“第二代”外交官比上一代更強硬，並缺乏靈活性。河內峯會前後多次和崔善姬談判的美國國務院朝鮮政策特別代表、副國務卿比根後來宣稱，朝鮮同行們“只會重複官方立場”。2020年7月，在崔善姬批評美方將朝美對話作爲“處理政治危機的工具”後，比根公開表示，崔善姬“拘泥於陳舊的思維模式”、“總專注於消極且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不是創造性地思考哪些是可行的”。

在麥登看來，這種觀點其實反映了美國對朝政策界存在“誤區”，即“以爲熟悉美國的朝鮮人會更親美”。事實上，崔善姬的對美政策立場“比那些不長期從事對美談判的人更爲強硬”。《紐約時報》亦指出，金正恩選擇崔善姬而非已被美方視爲“開放、靈活”的金桂冠主持朝美對話，本身就釋放出一種強硬的信號。

巴里指出，在二軌對話中，崔善姬面對敏感問題時並不缺乏靈活性，朝鮮外交對話方式的強硬化其實緣於美方：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外交官的能力不及前輩，“只是技術官僚，而不是外交家，依賴的是脅迫、施壓，而不是真正的外交”。所以，即使河內峯會前朝美雙方溝通了崔善姬的“最後提議”，美方也不會有更靈活的回應，因爲“當時特朗普總統的目標就是一大步直接實現全面無核化”。

事實上，在2019年後續的接觸中，崔善姬曾多次提醒美方，如果總像河內峯會一樣“老調重彈”，“朝美之間的對話將就此落幕”。2020年朝鮮勞動黨八大後，這種外交對話的立場被官方文件進一步概括爲“強對強、善對善”。

雖然河內峯會破裂，但崔善姬的仕途並未受到影響。2019年4月，金正恩出訪俄羅斯，四位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隨行，俄羅斯媒體拍攝的金正恩專車畫面顯示，尚未進入政治局的崔善姬緊挨着金正恩而坐。同月，崔善姬首次當選勞動黨中央委員，並進入政府最高決策機關國務委員會。

“崔善姬本身具備和最高領導人溝通的條件，又確實是頂尖外交人才，所以脫穎而出。”麥登說，崔善姬的養父是年過九旬的前內閣總理崔永林。由於父輩的關係，崔善姬很早就認識金正恩。2011年金正日去世後，崔善姬還一度在外事活動中擔任金正恩的翻譯。

“有些人覺得金正恩會因爲之前朝美對話的破裂遷怒於崔善姬，這是一種錯誤的、西方式的想法。”高麗大學教授、韓國國家統一顧問委員會原總幹事南成旭對《中國新聞週刊》強調，“一方面，這沒有確切地認知金正恩對崔善姬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在朝方看來，談判破裂的根本原因是美方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要求。”

“外交戰線上的李春姬”

2021年9月，在朝鮮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五次會議對國務委員會的改組中，崔善姬與一批高級幹部卸任委員，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第一副部長金與正則加入委員會。此後，卸任者們多履任新職。

在朝鮮外交領導體系中，外務相一般不居於最高位。2020年前，勞動黨中央分管外事的副委員長被視爲外事“一把手”“第一代”資深外交官李洙墉長期擔任此職。2020年勞動黨八大取消副委員長制、改爲書記制後，李洙墉因年齡原因退居二線，勞動黨中央沒有再設置分管外事的書記。

“現在外事工作的最高層級官員應該就是金與正。”麥登描述道，在金與正之下，目前沒有分管領域的政治局委員、年屆八旬的原統一部長金英哲，以及李洙墉，都是重要顧問。

在執行層面，“知美派”崔善姬負責外務省；能說一口流利中文的金成男主持勞動黨中央國際部，負責“友好國家事務”。由於朝美對話必然涉及韓國議題，負責對韓工作的統一部長李善權也需要參與外事決策。2020年，他從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委員長調任外務相，2022年6月又回任統一部長。勞動黨八屆五中全會後，崔善姬、金成男、李善權均爲政治局候補委員。

格林·福特指出，在崔善姬擔任副相和第一副相期間，朝鮮外務相有重要的“禮儀職能”，但這也意味着崔善姬往往纔是“那個真正制訂政策的人”。一個實例是，擔任副職時，崔善姬在國務委員會和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的地位一度高於外務相。《外交學人》雜誌還曾在評論文章中指出，崔善姬能繞過外務相直接向金正恩彙報工作。

但是，崔善姬升任外務相，意味着現有格局可能發生改變。麥登介紹，一方面，崔善姬的職責一直不止於外務省，也參與決策“戰略溝通”事務。上世紀90年代，她就運用自己流利的英語技能參與起草外交公報，此後更參與了朝鮮對外溝通方式的改革。

一個細節是，過去朝鮮官方發佈的聲明、講話稿往往不提及具體發佈官員的姓名。但自2017年到2018年之後，常常明確地“指名道姓”。“主持這些改革的是金與正，但崔善姬也發揮了作用。通過這個小小的改動，朝鮮讓自己顯得更透明，也更容易釋放不同目的的信號。”麥登說，“因而，當我們分析崔善姬時，不要只把她看作外交官，也要把她看作外交戰線上的李春姬（朝鮮功勳播音員）。”

另一方面，2019年朝美對話陷入僵局後，崔善姬並未“賦閒”，而是進一步擴展工作範圍。當年11日，她首次單獨率團進行高層訪問，前往“友好國家”俄羅斯，會見了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第一副部長季托夫等人。在莫斯科會見記者時，崔善姬特別指出，她此行的重點並非是和俄方討論朝美問題。官方公報亦披露，雙方主要討論了“從戰略角度上全面發展在兩國最高領導人的關心下迎來新全盛期的朝俄關係”。

2019年10月金正恩視察朝韓合作的旅遊勝地金剛山，並下令拆除韓方設施，崔善姬亦與金與正等共同出席活動。她也是朝鮮官方列名的隨行高層中唯一一位不屬於勞動黨中央系統的部長級官員。

權起植指出，朝鮮非常注重禮儀和對等，也很重視統一事務和外交的區分，一般情況下外交官不會公開參與到對韓事務中。這顯示出崔善姬工作領域的拓展。其未來在朝鮮外交領導班子中扮演的角色，更接近此前的外事“一把手”李洙墉。擁有豐富駐外經歷的李洙墉，其職責範圍一度非常廣泛，不僅負責核外交、美國事務，也涉及歐洲、非洲、亞洲問題及外貿工作。

“以惡對惡”的對話環境

2022年6月，崔善姬履新外務相的勞動黨八屆五中全會上，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發表重要講話。金正恩“針對劇變的國際政局和一直瀕於緊張局面的朝鮮半島”，敘述了朝鮮近期採取的措施和“頑強鬥爭”，指出周邊局勢還有“極端加劇的風險”，並重申“以強對強、正面輸贏的鬥爭原則”。對於外界最關心的核試驗和朝美領導人會晤，則隻字未提。

2020年1月，勞動黨八大將朝鮮發展的總路線從2018年提出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重新調整爲“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並舉”，在對美政策上提出“以強對強、以善對善”，並設定了“美國先取消敵對政策”的談判前提。這是朝美對話完全停滯後，金正恩首次系統闡述對美政策，此後也未再明顯調整。

美國國務院前分管核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德托馬斯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隨着美國、韓國先後在2020年和2022年舉行總統選舉，朝鮮的選擇是“等待”。與此同時，朝鮮一邊進行軍工建設，一邊爲對話佈局，做“兩手準備”。用金正恩2021年9月最近一次系統闡述外交戰略的話說，就是要“萬無一失地採取策略措施”。

格林·福特指出，這與“以惡對惡”的外部環境變化有關。朝美對話陷入僵局後，韓美聯合軍演從2019年7月起重新開始，韓國國防開支亦高速增長，至2020年突破50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600億元）大關，相比2017年時增長超25%。雖然朝鮮的軍費開支早已達到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但“平壤是以華盛頓、東京和漢城的總軍費開支相對比。如果這樣計算，朝鮮在武器研發上的總投入還不到美日韓總和的2%。”因而，朝鮮會將發展戰略武器視爲“以惡對惡”政策下的唯一可行答案。

在2022年6月的講話中，金正恩讚揚軍工建設已經取得“歷史性進展”。今年1月以來，他對軍工部門“接連取得的成果給予高度評價”，其中涉及高超音速導彈、“火星炮-17”洲際彈道導彈、新型制導武器等八大以來的軍工核心戰略項目。巴里因而推測，朝鮮這一輪武器試驗的目標已接近達成，“可能會暫停仍在進行的試驗計劃，準備好與美國接觸”。 

一些專家認爲，如果恢復對話，渠道不是問題。2019年2月河內峯會無果而終後，外界一度認爲朝美對話渠道可能被切斷。但當特朗普於6月29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期待和金正恩在朝韓邊界“問個好”時，崔善姬當晚就和美國國務院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比根進行緊急磋商，敲定了流程細節。2021年3月，崔善姬發表“目前無意和美方接觸”的講話時也提到，拜登上臺後曾通過朝鮮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紐約渠道”及“第三國”和朝方接觸。

麥登透露，目前崔善姬至少“有辦法”向十多個美方關鍵人士傳達信息，這其中就包括美國國務院現任朝鮮政策特別代表金成及其副手，以及常務副國務卿舍曼。“她知道這些信息將被美方認真對待”。 

此外，朝鮮還加強了多元外交。南成旭指出，崔善姬與金正恩年輕時都曾在歐洲生活，所以“能從全球的角度理解外部世界”。格林·福特對《中國新聞週刊》透露，朝鮮近期多次主動對歐洲發出加強對話的信息，且“希望重啓更大規模的政治對話，這是自2016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新信號”。2020年，朝鮮駐奧地利大使27年來首次換人，新任大使是崔善姬最重要的助手之一、陪同她參與2018年到2019年曆次朝美對話的外務省美國局原副局長崔康一。

在此背景下，崔善姬履新外務相，被外界視爲朝鮮爲對話佈局的最新舉措，並在外交“對等”上爲朝美更高級別會晤創造了積極條件。

2019年時，美國國務院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比根曾表示，自己升任副國務卿後，就可以繞開朝鮮國務委員會對美特別代表金赫哲、外務省巡迴大使金明吉等談判對手，直接和“最高領導人信任的崔善姬”進行對話。而如今，美國總統拜登提出朝美對話要從工作層級會晤開始，但如果朝方派出外務相崔善姬爲代表，美方必須派出國務卿布林肯，雙方即可“一步到位”實現高級別對話。

6月12日至15日，韓國新外長樸振訪美，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了會晤。韓國政府人士稱，雙方“全面、深入”討論了威懾、制裁施壓等“可行手段”，得出結論：“在朝鮮繼續發起挑釁並拒絕對話的情況下，應繼續加大對朝施壓力度。”權起植指出，尹錫悅政府協同華盛頓從軍事活動、武器部署上尋求新的“平衡”，或將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